母亲，身后哪道坎坷的足迹----
 

　　(纪实报告文学)

　　文/刘民主（庄子）
 

　　2021年腊月23，是农历小年，也是我母亲九十四岁逝世百天忌日。

　　百日这天，是乡间人约定俗成的习俗：农村人认为，人去逝一百天，阴魂才能从家里走出，正二八经到阴槽地府阎王爷哪儿报道安居。过完百天忌日，家里就不再设灵牌神位了。更不在灵位前献饭等水果和摆放生前所用之食物。

　　若再要祭祀，就要到三年的忌日，隆重的摆设灵堂，所有亲朋好友前来焚香烧纸，披红挂彩设宴款待一下所有客人，将三年内逢年过节白底或者是绿色门联换成红色，逝者才算真正远行，儿女一场就将父母之事行孝完毕。

　　这篇文章，写了三四年了，时写时续，今天再翻出作序，也算是给苦命的母亲作为悼文吧。

　　我的母亲一生很命苦，但在我们方圆几十里地，算是高寿了。母亲能活到这个岁数，我们儿女咋也没有想到?
 

　　一

　　娘六岁时，她的父母就先后早早离世。

　　幼年父母双双离世，是人生的最大悲剧开始......

　　那是1995年初冬，刚下了第一场雪，父亲在半夜时起来小解，刚一下炕，一头就栽倒在地上，是母亲强行扶起救醒，从此就半身不遂躺在炕上，直到1997年2月17日去逝。

　　父亲睡在炕上近两年的时光，都是母亲一手经管伺侯，喂吃送水火，擦屎接尿，翻身揉腿。

　　父亲病倒后，家里如同天塌下来一般。所有灾难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父亲刚病倒那几天，大舅和三舅踏着雪来看父亲，临走时，我送到房后路上，大舅一边走一边对我说：“你娘命苦呀，六岁时就没有了父母，现在你们几个大点的都成家了，但你俩个姐姐离得远，就你二姐离得近，脚勤、却早早走了。你又在外工作，养柱做生意，行情不是很稳，时好时坏;智柱光棍一条老鸦飞。伺侯你大，只有她自已了!“

　　大舅这样像是自言自语一边诉说着一边走，声音不大，也是提醒给我这个当长子的：话挑明着说以后的家境和现状，我听了心头一阵紧紧地收缩。

　　父亲病倒在炕上后，直到去世后数十年，我的眉宇间老是一疙瘩肉拧紧着，心里就没敞开过一天。娘说我大去世后三年里，我的额头老是一块青，你的孝重哩。确实，父亲过世后，家里像天塌下来了，百事不顺。父亲去世那年，我正好三十九岁。人生到了中年，也到了多事之秋，什么不顺心的事一个个接着发生。

　　母亲实属命苦。

　　娘说，她六岁时，她的母亲在生下小弟德昌舅后因病英年早逝。紧接着她的父亲一年后被土匪用枪打死。六七岁时起，就由奶奶一手带大。我的三舅父也是在生下来不到百天就离开了母亲，也就是说在记忆中没有父母的一点印象。在兄弟四人中，大舅二舅，母亲排行老三，三舅排行最小。

　　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的母亲，时值中华民国最为荒乱的年代，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解放后总算过上了好日子。从此，母亲同生在解放前的所有国人一样，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上世纪五六十代年，虽然解放初的国人生活水平及条件较为差，但全国大干快上，工业、农业追赶美帝苏修，全国江山一片红色的祥和。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境刚过好了。我二姐突然间患了乳腺癌，一病不起，是母亲经管伺侯送终。在我家族中，母亲是第一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人。二姐去世后，我的家境开始接二连三厄运不断：过了六年，父亲病倒去世。时隔九年后，三姐夫也因长期患肝病去世。

　　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我家先后三位亲人因病去逝。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次欲哭无泪的无情打击。

　　在人生旅途中，最痛苦莫过于眼看着自己相处及最亲近亲人病故。

　　三姐夫因癌症去世刚十年的2017年阴历的4月28日，我的大外甥汪平，又因胆管瘤耽误而病逝。这次意外的打击，我难以接受。四位直系亲属，除父亲外，均是癌症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二姐44岁英年早逝;三姐夫肝病去世时57岁，差三年就快要退休享清福了，而他没有活到六十岁一个花甲子的岁数。

　　在我家中，母亲对我最疼爱，也最有情感。小时心里有啥事先给母亲说。在我的眼里，母亲做的饭是世上最好吃的;娘做的衣服穿上最贴身暖和;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家政保母，最称职的全科家庭医生;为了这个家庭和儿女，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没有过节假日，休息天?无论是国家或者是儿女们或是父亲，从没有给母亲发过工资和奖金，安排退休疗养?母亲默默无闻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终点卧床不起，才算作是休息了。

　　母亲虽然是小脚，但事事很要强。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母亲同村里每一位小脚妇女一样，天天出工，逢担就担，挖地出力的重活也同男人们一块干，常年下地种庄稼。父亲当村干部，家里的活多半是母亲领着儿女干。上坡砍柴，上树挟柿子、打核桃、锄地。家务活上碾子，推磨子是母亲的家常便饭了。在我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带领我们姐弟几人推磨子。

　　我家的石磨在院里算是不厚不重砂砾石磨扇子，磨盘是用泥盘的泥台。上磨子一半是牛拉人推。以前养牛时，是让牛拽，牛走不动时，母亲在后面搭根棍帮着推，但牛推磨子，虽然省了人力，但时速很慢。早上一大早将牛喂饱后，将牛拽到磨道上，给牛在脖子上梆上磨棍，拴上撬棍子，带上按眼，牛就围着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圈一圈无休至的转着。我跟在牛的屁股后面，一手拿着木条子吆牛，左手不是拔棍眼就是揽面让娘箩。

　　这大半天，老牛尿在磨道，也将屎拉在磨道里的土路上，屎搅尿在牛蹄子踩踏的搅拌下，成了尿泥路，臭气刺鼻。

　　每年到腊月，我们一大家人，娘是最忙活的了。我家人多，姐弟共6人。一大帮孩子，最盼的是过年。因为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吃上白馍，几餐大肉，能喝上自家做的黄米稠酒。父亲用萄葡糖瓶子买了一斤红薯酒，我老是偷偷打开橡皮塞子尝一口。

　　吃了腊八饭，赶快把年办。到腊月初十以后，年味渐浓。上磨子是最忙活的事。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姐弟小时，老是父亲和母亲一人扛一根磨杠子，默默地一圈一圈推。有时父亲一人推，母亲一人拿箩箩面。后来姐姐大了，常是三个姐姐帮娘推磨子。我小，姐姐让我坐在磨顶上，或坐在怀里的磨棍上一圈一圈转。多年后，姐姐出嫁走了，就轮到我和弟弟了，又是扛着松木磨棍，一圈一圈地围着磨台转。有时困了，眼睛闭着，迷迷糊糊扛着磨棍转，一不小心磨棍一头撬上磨顶或磨台，人往前一扑，差点撞到前面墙上。

　　年关腊月十五六后，一天更比一天忙。天天到晚推磨子，从地里回来一放下铁锹就进磨房推，晚上一吃完饭就推，一直推到深夜，困得直打盹。母亲箩面时间一长，面粉干，细细地面粉扑打在娘的棉袄上，头发上，成了白发白脸白衣服。我说娘成了白娘了。有时牛拉磨子，娘在笸箩上箩面，牛在一圈一圈的转，娘一箩一箩地箩面，不时地用戴在中指上的顶针，叭哒叭哒敲打着箩圈。这种情境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像是定格在我的头脑里。今天，我作为一名摄影家，才认识到了当年的精彩场境，要是有今天的相机，拍下这此情此景，绝对获大奖。

　　腊月上的磨子为三种：苞谷面、杂面、白面。那时的小麦少，家家所磨的白面，一半是小麦，一半是白苞谷面，掺在一起，蒸的馍大而白，馍顶上开裂一道象嘴一样大的口子，叫开口笑。谁家的馍笑的开，说明蒸得好，但用鼻子一闻，一股苞谷面味。

　　杂面是正月年过完，到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常吃的一种面。一斗杂面，往往是三升白苞谷、四升小麦、少量黄豆搅在一起上。擀出的面柔中带硬，白里透黄，一股豆腥气。做饭时，将水烧煎搅些糊汤，烧几煎，再下杂面，白菜、或着吃时挟几筷子莲花白腌制的咸菜，酸菜、名叫糊汤面。在六七十年代，糊汤面是商州农家的家常主食，一年四季离不开。今天反而成为商州城里人的名饭，特色饭，农家乐餐桌上的主打。今天县城的小吃市场，糊汤面依然很抢手。

　　在我刚记事时，我家是个大家族。虽然父辈兄弟四人早年分了家，但爷爷奶奶健在。每逢佳节过年，全院子过年高堂上点的蜡烛，全是几位老妈老娘自制的。在老屋三老妈的炕上，几个老妈坐在一起，一架木制的转轮，在一只斗盆里架着旋转着，抻出的无数个旋臂上撩挂着用艾杆上裹着棉花做灯芯眼子棉棍棍，吊在一圈，旋转着。将烧开的漆蜡油，用裹着棉纤的灯眼子，在油锅里一个一个粘上漆蜡，在夹挂在旋转的木轮上，一个接着一个，等第一根溅上漆蜡的这根转过来，上面的漆蜡就凉了凝固了，然后再溅一次。就这样木轮子不停地旋转着，一根根白灰色的蜡烛成型。最后用刀切去一头的蜡头，将棉花眼芯子露出，这根蜡烛就成型做好了。一家分十几根。爷爷在世时，我只记得集体合伙做过一次，很是热闹，有年味，也有大家族的气场;也彰显了大家庭的祥和瑞气。

　　过年的各种吃喝总是娘一手操办。全家人的衣服，鞋帽也是娘一手缝制。棉鞋、棉袄、棉裤、冬天全家人都要换上新棉衣。八口之家，十多套棉衣的裁缝，一针一线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哪时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家务活、针线活全是夜晚在煤油灯下加班赶做。在五六十年代，乡村煤油供应也不够用，大部分晚上做针线活点的是松明灯。将山上的松树钉用斧子劈下来后，带着松油，晚上放在灯盏窝子里点着照明。但灯焰大，直冒黑烟，一晚上下来，娘的脸上被松油灯烟薰黑了。到了八九十年代，农村情况好了些，虽然国家发了布票，限量买布做衣，但总比买棉花纺线自己织布做衣服了省事多了。

　　在我国北方农村，母亲同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最为辛苦、耐劳、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娘在我的印象里最深。在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进门娘总是很热情、一脸地高兴：从头看到脚，细细端详：问吃了没吃。既是在路上吃了饭，进门娘总是要给你端一饭她亲手做的饭，或着是倒一缸糖煎水递到儿手上;或着翻箱盗柜寻好吃的，要亲眼看见你吃或喝了才走开。

　　我在山西工作时，每次走时，为赶车从家起得早。前一天晚上娘就将面擀好，放在案板上用馍布子盖上，又烙上锅盔馍，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起来将锅烧煎，馍热上，等我起来吃。由其是冬天，天冷，锅灶盘在厦子房门口，坐在灶火烧火，不开门，屋里烟出不去，熏的人眼流泪、咳嗽。住在山里，常年没有干柴烧，湿湿松梢子在锅底里冒黑烟。门一开，厦子房门口老是贯风。山里的晚上寒风很冷，走时，娘要亲自送我到橡树嘴路口，直到我拐过山嘴才回去。

　　当我快拐过传坡岩哪棵火罐豆柿树时，猛然回头一看，娘还久久站在那不动。这一刻，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淌了出来。

　　年复一年，年年回家，每次都是娘送到村口，渐渐地我也从青年到中年再到退休。春夏秋冬，娘也开始苍老了，时光年轮，无情的岁月时光如刻刀在额头上，刻满了如松针一样的弯弯道道皱纹，春夏秋冬日月劳累沉积的风霜染白了头发。两腿走路明显慢了许多，说话开始颠三倒四，牙齿开始脱落，大脑记忆永远停留在解放前后的土改政策时、停在农业社时的大锅饭时期。对她刻骨伤心事老是忘不掉，我一进家门就开始诉说过去的事，当今的事，刚发生的事，有时说几遍，让我有点烦。有时不想听，干脆走开，一走开就不说了。娘耳朵有点背，但眼睛视力好，会察言观色。十多年前，也就是父亲刚过世几年，每年春节，到了腊月二十七八，我将家里的事安排好，就回到老家，陪母亲过个年。现在儿女们也大了，成家立业，应该说家里能放得下，回家的时侯多了，但事情恰恰相反;人过了六十岁，两腿开始发硬，身子骨也沉了，回家的次数年年减少。

　　有时娘说我像驻队工作组的人，来去急急忙忙地。走东家串西家，将有些事一说一安排就走了，也不在家多住几天，吃饭拿啥像来客一样不气强。
 

 

端国家的饭碗，由不得自己。专门回家的机会很少，每次都是趁出差机会，路过西安，溜回家里一趟。在家乡的行门入户人情，很少行情和走动。有时知道了还好些，有时知道了也没时间回来，弄得亲戚邻居怪生分的。
 

　　二

　　2010年十月初，母亲84岁，眼看要迈过门槛之年。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叫去商量事。母亲从阎王爷门口绕过去了，但没有避过大病的劫数。睡在铁床上一翻身栽在地上，将左腿的股骨头栽断了。在炕上睡了四天的老娘疼痛得受了四天罪，老仨一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东庄新娘和弟妹淑运仁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雇车送到大荆铁路医院检查拍片子得出了结果。事后我重新认识了当地人，也明白了一个事理。我们刘氏家族的上辈子老人母亲妯娌及我这一辈的媳妇妯娌，比男丁做事说话强多了。我从内心一直感激老娘和弟妹的侠肝义胆。淑运是我辈媳妇中最贤慧孝道老人的媳妇，可以说，在刘氏家族中要立牌坊了!

　　父亲一直身体比母亲好，没想到父亲还走得早。

　　从我记事起，娘的身体一直不很好。一年四季病怏怏。白天忙了一天，晚上睡在炕上浑身到处疼得呻唤一晚上。老是说头疼头晕，家里时常请医生来看病。磨沟的贾先生、南磨沟的智娃、还有社会上的乡野郎中。外地一个游医，背了一布袋草药，给娘开的药方，一吃还真灵，走时说道：药渣别倒掉，晒干放好，病犯了再煎的喝。没想到还真管用，煎过三遍的药渣子也比现在中草药还有劲。

　　现在人工种植的天麻、丹参等中草药，如同种植红薯哪样高产，中草药有它的天然性，异地繁植，失去了真正生长的环境土壤，哪还有什么药性?所以现在的社会上，早没有了药物的物理价值了。还能治病?父亲说过：现在好中医先生少了，但能治病的好中药更少了?

　　我刚调回陕西到兴平工作时，听说县城一姓孟的中医看得好，将娘接来看病。那八十多岁的老先生给娘号脉后说：人上了年纪，头晕头疼很正常，看不好了，就这样。现在二十多年了，凡是给娘看过病的先生，大都作古，但老娘还好好地健在。

　　人活一世，活的是心态。心态好，心善，不记恩怨不记仇，自然长寿。

　　在父辈兄弟四人中，大伯二伯年长，都活到了七十多岁。三伯和父亲小，平时身体好，但还没活到七十。三伯是肝病，走时64岁;父亲高血压，活到了69岁。我们这个家族有高血压病史，基因遗传率高，大姑是高血压，父亲是高血压，到了我辈，大姐是高血压，我是高血压。爷、婆也不知是否是高血压，尽管旧社会没有什么医疗条件，但都活到了八十岁以上，可以说是长寿之人。现在社会好了，医疗条件很先进，但人的寿命反而没有了定数，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暴病死亡率很高。

　　在我的父辈中，三个伯伯都是手艺人，在我这个不出石磨的山沟沟中会洗磨子。因为每家每户都有一幅石磨子，你不会洗，请别人洗，要花一个工，且还不很方便，到外地请匠人有时间还不见得人家来不来哩。所以自己就学会了洗石磨。每到冬天，家里农活闲了，将洗磨工具打理一下，背上行李就到山外蓝田金山一带为关中农户洗一个冬天的石磨子。哪时洗一幅石磨听说一元钱，还能填饱肚子。这令其它村里人有些眼红。

　　在家族中父亲最小，但读的书多。后来在农村生活的磨练中，手艺也巧了许多。虽然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但农村的事样样都会：垒墙墙、盘炕、盘锅灶;简单的木工活都不在话下。在我家族中，父亲的手艺最巧，家中农具把把最光滑，墙墙垒得最端和平整，并亲手制作了手摇钻、锯子、刨子、钉脚掌子等用具一应俱全。

　　父亲过世后，娘在我大姐、三姐家住的时间长一些。但几个外甥细心不细心，耐烦不耐烦，娘是看在心里的。大外甥平常给我说，他外婆虽然听力不好，但有些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外婆虽然年纪大，但脸上气色很好，红润。大外甥心细心忠，作为孙子辈对待外婆尽到了孝心。在医院里，平甥伺侯他外婆接屎接尿，剪指甲细心是我很受感动，有时我也做不到。会田、张萍离外家近，继承了他妈脚勤孝道的优良传统，只要每次从西安回来，总要上来看他外婆一次。

　　我每次回家高兴而回，但从家走时心情极为不好。有母子离别之情，也有家里烦心事的纠结。毕竟母亲年纪大了，每次都是离别之情难割难舍，让我久久难忘。

　　人在世上，第一个心疼儿女的就是母亲。只有母亲对儿女是真心呵护，心疼。不养儿不知养儿的苦愁艰难。

　　推磨子，还是推磨子。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好象推磨子是天下最大的事。一合石磨转动着我的青春和少年孩提时代年轮。石磨的一道道扇形长短不一圆形石磨齿犹如时针和年轮的刻刀，在我年幼的脑海里划上了道道痕迹，至今抹不掉、擦不去。在北方农村，一家人的所有口粮都要经过石磨来加工。在我的村院子，几乎每家日子过的稍好些的农家，家家户户都有一幅石磨子，谁不借谁的。要是到了年关，家家的石磨天天黑白不分不停的转动着，不是牛肩上扛个棍就是人肩上掮上棍，牛拽人推慢悠悠的转动着。自家的磨堂是不清扫的。日子过得惜惶点，亲门党家三五户人家或着一个家族一幅石磨，但家族大了，兄弟多了，一分家，各制各的石磨，为的是用着方便。因此，石磨成为传承历史时空的时针，一圈圈自转不停地拔动着春夏秋冬日月年轮，拔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年轮，送走了多少日月时光，成为了我们六十前几代人的记忆。如今这些闲置在墙角路边的石磨，哪时针远远地定格在九十年代初期。通电了，才改写了推不完磨子的历史。如今当家的也常常提起，说嫁到你家，推磨子好象是媳妇的职业。养猪吃的饲料，也是磨子推的。有一次推磨子养的猪卖了，老父很细发，也没说给儿媳妇或着全家人买个纪念品啥的，或着一双鞋也行。为这事，当家的在我面前没少唠叨。

　　记得在王河学校上学时，到了冬天，天明的晚，人起得早。白天大人们要上工，农业学大寨修地。家务活都是晚上加班干。冬天里夜长，晚上不是剥苞谷就是推磨子。大人出工前，天还没亮，月亮正明，山里后半夜很冷，娘早早地叫醒我，脸也顾不得洗，就到磨房里掮上杠子一圈圈地推，头低着、眼睛哒啦着，抱着磨棍转了一圈又一圈。天麻麻亮了，才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急急忙忙跑到学校，早操、早自习早上完，开始上课了。教室门闭着，要进教室，先得报告。老师不允许是不能进教室的。有时老师罚站一会 就让进去了。

　　在上世纪的我的家乡，牛肩上扛个杠子，人力推磨子花费的时光占去了人的一生三分之一时光。听老人们讲：农村有的妇女经常在家里推磨子，怀孕快生孩子了还在抱着磨棍在推磨子，最后小孩子生在磨道中。起名“磨生”。要坡上放牛将娃生在坡上就叫“牛娃、”连(镰)娃“、生在夏天收麦的麦地里，就叫”麦娃”;生在秋天地里叫“秋娃”;生在春季叫“春娃”什么的?娃在坡上放牛，让狼吃了，大人发现后，将娃从狼口中夺回来，就叫“狼剩”、“狗剩”什么的。反正大人给自家娃起名子，随地随时随口粘来。他爷六十岁了，得了孙子，一高兴给孙子起了个“六十”的名字。

　　现在记得，在小学时，老是迟到。

　　一上初中，就开始住校。七八十年代家里还是口粮短。小麦少，玉米、豆子成为主粮。山里往往是十年九欠收。每年的困二三月里，吃麦糠炒面成为家里早餐硬饭。喝一碗稀糊汤后，半碗麦糠炒面用两三个去皮柿子和着稀饭一拌，象现在城里人吃面前拌面一样。那麦糠炒面粗不拉叽，难咽，更是大便拉不出。村里许多家里人在侧所里一蹲半晌，硬是拉不出屎来，肛门直肠也撑出了血，拉出的大便全带血。

　　那年月，人确实太穷了。我的青少年，是在饥饿中成长起来的。

　　从初中到高中四、五年住校，炒面馍布袋没少背。每次星期天下午到学校时，娘总是怕儿子受饿，尽管是黑馍、炒面、或着是蒸红薯，红薯面馍，将黄挎包装的满满的。红薯面馍吃的一多，时间长了就反胃，一疙碌反酸水，放屁是红薯臭、满嘴一股红薯气。

　　现在社会政策好了，但人变瞎了。在家里不认娘老子。孝道成为空话。其不然不知自己是母亲怎么养活大的?时不时还啃老人的钱财，惦记者父母还有多少存款?

　　人人活在这个世上，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知热知冷是母亲。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但有的人养了儿，还不知父母恩?我始终整不明白，这人的心是啥长的?

　　我先为人子，再为人夫、后为人父。三个孩子咋养大的，当父母的最清楚。我生在五十年代后期，成长于六七十年代，那时是新中国最艰苦的年代，粮食物资短缺。一个家庭要养大一群孩子，在缺吃少穿的山区，其艰难成度可想而知。

　　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刚解放，国家穷，全社会穷，不光城里人穷，农村人穷。城里人有些吃不饱肚子，也想到乡下来种地;有的工厂职工嫌工资低，养活不了一家人，只好回乡务农。

　　小时穿粗布衣服，布鞋布衣布帽子，从头到脚都是老粗布。上初中了，第一次穿上娘亲手捻的羊毛线织的毛衣，别提多高兴了。

　　作为农村妇女，娘算是巧手了。我们一家人穿的粗布衣服都是娘亲手纺线织布。娘手工做的衣服，针线活真细：针线不长不短，棉袄引的针线行行端正，衣服边光光地，针线密密麻麻匀匀细细，做工精细。

　　记得纺线是冬天的必修课。娘坐在炕上，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纺线。

　　棉花是父亲从街上买的。母亲在家就做织布前的准备。先是在板子上搓捻子，将一大捆棉花撕开后，搓成指头粗的捻子，捻子中间是空的，约七八寸长，捆成小捆放在哪。然后架起纺车，开始纺线。

　　我是最爱看娘纺线的姿势的。娘坐在炕上的火眼头，纺车放在被子上，脚在被窝里，右手摇着车把子，顺时针摇，然后左手中指、食指、大母指捉的棉花捻子在绽子的高速悬转下就抽出了一条细细的很匀称的白线。从纺第一绽子线起，娘的眼睛目光从线绽子上开始左移，随着线的抽出，娘的眼睛看着线慢慢由前往左移，一直移到一根线抽的很长，左手臂抬到与左肩高了，顺着惯性减速，然后右手把猛然一刹车，向左猛一回转，长长的白线就回转到线绽子上了。一碗饭功夫，一只萝卜大的线绽子就下车了。

　　这样千万次的一根一根的抽线纺线，千万次的右手摇转，一日复一日，我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娘纺的线很细，也很匀。娘纺线的情景现在还刻在我的脑海。

　　娘的纺车飞转，转出了我的童年到青年，纺线成为了我现在记忆中的童年，使我在不知不觉度过了每好的童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唐代诗人孟郊感言。作者小时同我一样，亲眼看着母亲纺线织衣的。只不过时代不同，人家有天赋，将亲身感受吟诗写了出来。

　　织布是纺织最后一道大工序。院里的织布机是官用的。黑色的织布机子传承了刘氏家族几代人的着装春秋。织布机子木匠做的工艺极好，精致考究，所有构件硬杂木头，四楞见线。娘坐在上面，脚手并用，左右开弓，穿线的梭子在上下交差的经线中来回穿梭编织着纬径，为儿女编织着衣服，也编织着我的青春未来和梦想。

　　织布机子做工很是讲究，钉铆工艺考究，合缝严丝，用黑墨染了。每每娘收工后，其它人做饭，娘要抽空织一阵子布。这架织布机很是古老，娘一边织布一边顺口给我编成了歌谣、或着是迷语让我猜：“十亩坪、八亩宽，里面坐个女人官，脚一踏、手一搬，旮里旮旯都动弹”。织布机的构件也很复杂，现在年轻人叫不上名字。手搬的叫“框、挣、绳”这三个主要构件：挣是安在框中间，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绳是由脚踏板来带动，上下交错径线，由梭子来回穿引围线编织。往往每织一尺布，要经过千万次的手工带动才能完成。原来娘给我说的这个迷语的迷底是这架纺车。

　　我第一次穿上娘亲手纺的羊毛衣，是1974年上初二的冬天。星期六从学校回来，哪天晚上月光明明的，刚从麻街取回毛衣的父亲让我穿的试大小合适不合适。我穿上后，站在门口场里的栏杆梢前，望着门前坡上刚上来的明亮月光，心里感到暧烘烘的，独自一人站在场院中欣赏着美丽皎洁的月光，感到很幸福。

　　毛线是白色的，为了好看，用桃红染了，成了红毛衣。对襟的，还有两个小兜兜。当时王河大队、老庄大队的山里人还不会织毛衣。后来父亲打听到匡沟人会织，十元一件，半月就织好了。哪时穷，没有秋衣衬衫穿，毛衣就穿在光身上，刚开始扎扎地。没有衣服换洗，时间一长，身上生了虱子。哪虱子吃饱了钻到毛衣缝里安家落户，毛衣是红的，将虱子也染成了红的，成了红虱子，红虱子生的鸡子也是红的，钻到毛衣缝里不好认也不好捉，后来干脆就用开水一烫，全死了。

　　我和父亲是全家第一个穿毛衣者，哪毛线全是母亲亲手捻的。捻毛线比纺线工序简单多了，一根铁丝坠子，下面一头是一块圆铁砣，一根铁钉穿过，上面细处是麻花状的带钩钉头，是钩线的。一只小布袋装的是绵羊毛，上工或中间休息，或行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捻毛线，羊毛线芒丝长好捻，线绽子往下坠的重量自然将毛线往下撤，右手不停地一边往下撕羊毛，一边用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捻一下线绽子上梢的麻花状的铁丝，给悬转的线绽子加力，一根线撤长了，右手猛的一提，手指高速捻动着，将长细匀称的毛线緾在线绽子上。吃一碗饭的功夫，一只萝卜大线绽子摘下。娘的手也油黑发亮，一股羊膻味。
 

 

现在我也到了花甲之年，常给孩子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政治课教育，说的一多，娃嫌唠叨。我养活他们时，虽然社会进步了很多，但钱还是紧，家里时常为钱和当家的吵嘴。我一个人上班，在城市要供养五口之家人所有的花销，时不时的还得接济一下双方老人。但要是同五六十年代父母养活我们时相比，不知强了多少。
 

　　三

　　最令我不能忘记的为了钱，甚至是几角钱，受了不少罪。

　　娘是有经商头脑的，那时也是为了过日子，为了有零花钱。

　　记得七十年代，家里下坪里种的豆角结得很繁，姐姐摘了一笼，让我提到麻街街上卖。一毛钱一斤，还没人要，可见当时人是多么的穷呀。坡上松毛多，背了一背篓，两面齐刷刷地整齐捆着，到麻街街上眼看中午都过了，还是没人要，街上有人给了两毛钱，我没舍得卖，最后集都散了，我只好往回背，但家里是不缺这些柴火的。还要上一条沟、上庙洼岭，热死黄天的。我灵机一动，背到崔河里我姨家，用松毛子换的吃了一碗杂面饭，记得杂面锅里下的有萝卜丝子。后来姨给我捎了二毛钱，就算是柴钱。

　　为了钱，娘可是想尽了办法。抱鸡娃，一个鸡蛋能挣一毛钱。家里抱一窝鸡娃，鸡刚出月，让我拿到麻街卖，记得是用铁丝灯笼，两头用纱布子蒙住，提到街上。哪天下着濛濛小雨，街上人少。一个比我大的娃，看了看我的鸡娃，说不要了。我也没在意就回来了。到家娘一数，没卖还少了一只鸡娃子，我想了一会，是有个小娃，看了我的鸡娃，没想到是个贼娃子，将鸡娃装在袖筒里偷走了。

　　这件事，刻骨铭心。

　　清明坟里伐了几个树，一家分几截。我家分的是根橡木檩，很重，皮也刮了。但橡树一刮皮，风吹日晒开裂的很快，再放就没用了。娘让我叫上我建民表兄，抬到磨沟庙，用架子车拉到赵湾木材公司卖了。没想到，那么长的木头才卖了三块四毛钱，也不知到黑龙口街上买的吃些啥。到家将钱如数交给娘。娘说，“热死黄天的，也不买的吃些”。哪时人老实，不成熟，更不开窍。要是现在，才不去受这份罪，卖了钱，绝对是要下馆子的。

　　为了钱，七七年、七八年我连续赶了两年麦场。

　　第一年是我小舅用自行车一直带着。早上饭也没吃，就出门走了。当车子骑到赵湾胎暴了，又找人补胎打气。那时我不会骑车，长天大日头就是老舅一个人蹬车将我硬是带到了山外，这份舅甥的血缘之情至今也未曾还了。当时割一亩地二元钱，第一年挣了十七八块。第二年涨了，挣了三四十元钱，给队里缴了十几块，一天一块二。是下过麦场的人都说，那钱不好挣，是在血盆里捞的吃骨头渣渣哩。

　　为了钱，我贩卖过家里的洋芋种。记得父亲开会去了，我和安娃哥、建民表兄一人一麻袋，用架子车拉到金山岭上，第二天下了一场春雨，岭上的路直上，车轮子陷到泥里很深，一人驾辕，两人用力搬车轮子往前走，受的罪令人难忘。

　　为了钱，我到兴平贩过大蒜。从兴平背了八十斤蒜瓣，两毛三四一斤，为了省钱，傻帽也不知坐火车到西安，而是坐货车到了西站，一气背了十多里地，长布袋搭在肩上，前面压着腔子，透不过气，用手顶着，但脊背布袋一头压着没法子换肩，右肩硬扛到解放门汽车站，晚上睡在侯车室。后来造成肌肉软组织损伤。当时年轻，没在意。也不疼，到了部队，老是觉得背疼，一直到现在天气一变就疼的睡不着觉。

　　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

　　现在中国强大了，人们才感到国家象个国家了，有了国家，才有了老百姓的小家。我认为，小时侯家里有了母亲，才是家，有了依靠、有了温暧、 有了生机。当儿时，母亲不在家，好像家里没有了魂，没有了生气。我成家立业定居在城市后，仨个孩子也大了，但他们每次回家进门，第一句话先叫妈，如果妈不应声，在屋里转一圈，“我妈哩?”我在沙发坐着，他们视而不见，看来母亲在孩儿们心中的位置。

　　古言道“宁舍当官的老子，不舍讨饭的娘”，人一出生，学会说话时，第一句为啥子先会叫妈?

　　人一出生，第一声为什么是哭声，为什么不是笑声?因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按教派的定论是：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受苦受难的苦行僧。

　　在每个家里，母亲是一盏灯、是堵墙、是间房。她为儿女指路、挡风、遮雨，家是儿女的港湾。

　　从孩提时代起，冷了，双手强塞进母亲的袖筒子职暖;或着钻进母亲的怀里;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回到家里给母亲诉说。饿了，张口向娘要;衣服烂了，放娘怀里一扔。母亲永远是笑呵呵的。

　　小时经常感冒，一感冒就头疼。娘就到门口地畔子什么偏头草、车前子、紫苏、马扫帚、柴胡等中草药拔些回来煎服喝。这些中草药还真管用。有时拿针在灯火焰上烧一下，在我的额头上扎几下，果然不疼了。

　　娘在我老庄院里，也算是有点手艺上手巧的名旺人。常为妯娌或儿媳妇们接生，谁家娃们舌头上长了攀舌，就用瓷碗片子割掉。

　　父亲当了二三十年地方干部，家里常来人吃饭，而且是不付钱的人情饭，出力不讨好的闲饭。客人一进门，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面罐罐里有没有面，有没有柴火，就让娘做饭。这口气是绝对的要执行，没有商量的佘地。有的驻队工作组，一吃就是十天半个月。隔三差五，公社来的干部、县上来的都有。那年月，家里有细粮实在不容易了。来个闲人多了一张嘴，我们兄弟几个就要少吃。往往是给客人烙白馍，白面，而给全家人吃黑馍黑面。就这还要等客人吃完了我们才能吃。几十年来，母亲不知做了多少人的闲饭。

　　这一生，我们做儿女的，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了。

　　儿女们是飘在天空中的风筝，在广阔的天宇中尽兴，在微风中畅游;父母是掌控风筝的线轴。飞翔多少高度?什么时候放风，是父母视天气而定。父母亲绝对不会在风雨中放行风筝，担心风筝在暴风雨中折损无归。

　　时光流逝，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线轴越转越松，越来越唠唠叨叨。

　　慢慢地风筝开始试图挣脱掌控中的轴线，增加放飞时间。

　　有一天，线断了。风筝失去了方向，

　　一旦掌控风筝的线断了，说明父母已离开而去。哪么飘逸在空中的风筝如同断了根的残叶，随风飘荡而去，或一头栽到在树枝上，失去了回家的线轴。

　　我每次要回家时脚底生风，急急火火;走时却恋恋不舍。

　　娘到了八十岁以后，家里的生活条件还没有提高，虽然同老仨吃住在一起，但事事还得老娘操心料理。门口地里的庄稼、地畔子拦杆梢子挡的好坏、春秋吃的各种瓜果蔬菜、果树栗子核桃今年结了没结?一天闲不住，一会在家里翻箱倒柜，一会儿独自一人跑到地里，锄草扶苗、坡坡坎坎沿低上高。有三五次不小心栽倒在地畔水沟里，路边的荆棘草丛中，哪狼牙棘挂着娘衣服半天出不来，几次昏了过去。有时栽倒后迷迷糊糊感觉自已这一次要栽死了，但过了半天，又苏醒了，自已从棘架笼里爬了出来。娘说自己是死过几次的人了，老天爷就是不收。所以娘对生老病死很坦然，想得很开。

　　娘是小脚，一人在家里沿低上高。爬梯子上楼最为危险，但老娘常常上楼梯很自然。老仨嫌娘不小心栽了，小脚踏不住梯档档滑了，就将梯子搬到其它地方藏了起来。

　　娘年纪一大，住在老家，我的人在外面飘荡，但心在家里。我的手机每天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最害怕半夜或着是一大清早打电话。有时老仨一大清早有事没事乱打电话，我的心猛然一惊?有时回家狠狠批评一下。因为父亲过世后，老娘一人在家，身体不好，老仨时不时整天乱跑不着屋，令我心神不安。虽然久居城市，咸阳离老家不算很远，但多年来我一直是“心在曹营身在汉”。

　　因为老庄沟有我的父母高堂，有我的父老乡亲，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在老庄沟从儿童到青年，我的一生五分一时间光阴在这个穷山沟渡过。这里的一切：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梁梁峁峁、坡坡坎坎、弯弯小路、桥石碾磨、房前屋后、阳沟猪圈、一草一木给我的青涩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在我快到五十岁知天命的五十个春秋，朝思梦想的还是我的故乡。现在虽然久居城市，但这只是为生计养家糊口，为了儿女成长的一处临时居所，老庄沟才是我的根。

　　记得在山西工作时，有次年前腊月二十左右回家探亲，下着雪，到家天已黑了多时，父亲早已睡下。我进门后，父亲问我，吃了没有，我看看了家里，静静地，也冷冷清清，哪时没通电，一只小煤油灯在窑窝子亮着，这个窑窝子如同窗口，点着的灯一半照在锅灶上，也是进门的路灯，一半照在里收屋里的炕上，很是科学。屋里其它地方黑不洞洞地，心里一下子凉了很多。当时肚子确实很饿，坐了一晚一天的火车汽车，背个包包也很累，掀开锅盖一看，光光的，啥子也没有。我说我吃了，说这话是违心的。不想让父亲劳累了。我问我娘以?父亲说，你娘到王河里去了，帮你二姐蒸馍去了。

　　这一夜，我饿了一晚上肚子。

　　我心想，要是娘在家，绝对要给我做饭吃的。我也不会饿着肚子睡了一夜。

　　娘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娘给我讲过不少故事。也就当地农家乐的顺口溜，娘一边纺线一边给我讲，我听得很认真。六十多个春秋过去了，这些感人的故事，还记忆犹新。我今天的摄影艺术细胞对大自然的感知和悟性，有母亲的遗传基因吧。

　　我们刘家的家史，父亲很少对我说。虽然在家族长辈中，父亲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但从不讲故事给我。母亲没有读过书，但我从母亲那里汲取的文学艺术细胞最多。有些话很经典。外家的家史母亲给我说的最多。说道外爷兄弟俩人，都是被麻街的土匪用枪打死的，兄弟俩人，死在同一天。外爷耀堂被打死在麻街，二外爷耀清被打死在自家院里。最后兄弟俩人尸体停放在一排，另人毛骨悚然。据人说，我的俩个外爷在当地很有名望，也很厉害。同麻街的土匪是死怼头，哪天将一个外爷绑在院子棚架桩上，拿枪打前说，这弟兄俩要打同时打死，不打一个都不能打，因为打了一个，另一个一定要报复的。在院里打的外爷，挨了两枪，打了第一枪，没有打到要命处，我的外爷喊了一声“嘿哟，我的妈，这下我不得活了”。接着打了第二枪。外祖母也是个厉害人，跑到麻街想托人保回来，没想到，她刚走到匡沟，听到枪响了，一口气跑到现场将外爷找人拉回来。

　　大舅父二舅父解放前后在当地也算是有威望的吃国家饭的老干部，但二舅父早年英逝。三舅父曾当过大队负责人，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官绅士，也称得上是名门望族。
 

 

娘也讲了刘氏家族好多事，虽然带着自己成见，但母亲的话我还是相信的。

　　四

　　母亲九十高龄了，头脑思路还是很清楚的。对过去的事忘不掉，现在的事记不住。但在去年的夏天，我在家里小住的几月，突然间给我说：自己嫁到刘家时，当时娘家还在东庄口，离的这么近，结婚时，我还是坐着轿嫁到刘家的。讲到此时，一脸的荣光，感到自已当时很风光。因为刘王两家在老庄一带是大户:爷爷刘振海是远近闻名的厚道人，好人。外爷王耀堂在方圆几十里是厉害人。在当地，刘王俩家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在人情世故上，待人接物及茶饭上很讲究、懂礼数、也做得一手好茶饭。我常回家时，母亲总是给我讲，不要忘记亲情。“你不在家，我走不了路，还欠谁家的人情哩，谁常来看我。在长辈女们中，你榆树沟小姑最认亲，常到娘家来。你二舅父舅母贤慧，但走得早。我娘家侄儿，健民俩口子最孝道我，我下去了不吃饭不让走。见了上辈子大人要先问话，叫伯叫叔不能叫名字，在我这妯娌中，东庄你新娘最小，就叫东庄新娘，不要叫彩霞娘。叫大人名字不好。你大最小，伯伯多，哪咋叫?台台你伯伯，上场你大伯，你大伯、二伯、三伯都是你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叫长辈时，总要带上名字，听了很不舒服，一张口说话就知道读过书没读过书。

　　母亲年纪大了，作为长子的我，还是没有尽到孝心。有孝心，但没孝力。本想现在退休了，好好在家伺侯几年老人，尽一下为儿的孝道，但老家的生活习惯我已经很不适应了。尤其是不能洗澡，上厕所不方便。我晚上常起夜，醉氧、倒铺，整天夜里睡不着，家里没有卫生间，很不习惯。

　　俗话说，大人能养活了十个儿女，十个儿女养活不了一位老人。以前听说，不在意。到了五十岁以后，才体会到了古人说的话很概括，很准。老人养活了我二十年，直到我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现在母亲年纪大了，想尽养育之恩，但总不能如愿。有时我想父母养活了我二十年，我养活母亲两年行吗?还养育之恩能还清吗?

　　在六七十年代，家里还是很穷。物产匮乏，我们全家八口人，从头到脚的一针一线，春夏秋冬单棉衣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每吃一口饭，也是母亲亲手做熟递到手上。

　　作为儿女，今天我们做到了吗???

　　为了父母，虽然也算尽了孝心，不尽人意。但为了孝敬父母，我常当黑脸“包公”。在姐弟面前指手画脚，但也遭到背底里别人说三道四，在公众场合给我难堪。但我问心无愧。父母是儿女感情的纽带：父母在，儿女常来常往，相互走动。父母在，人生还有来处;父母走，人生只有归途。

　　母亲有三件事是我终生难忘。

　　在我当兵走时的哪几天，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尽管生活条件不好，但母亲总要给我单另做点饭吃。那天送兵时，大队来的人多，临走时，我只在家里给娘说了一句话“娘，我走呀!”就头也不回走出了家门。这一走，从此走出了老庄沟，走出了商州，走向了秦岭外面的大世界。

　　从小，天天想着往出走，走出山沟，走向山外。

　　放牛时，独自一人坐在高高的堡子梁上，放眼看着四面环山的牛角顶顶、毛山沟沟;咱咋生在这个怂地方?

　　到了五六十岁后，反而天天想着回老家，回故乡。

　　人呀，这一生，故土难离。

　　第二次是在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刚收麦的季节，一到场里，娘正忙着，穿着军装的我傻帽站在娘的面前，叫了一声娘，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娘拉着我的手，久久注视着我的脸，从头到脚往下细看。这是三年来母亲朝思暮想，儿子突然间站在娘的面前。真是傻帽一个，话也不多问。

　　第三次是我结婚哪天，娘起的很早。在堂前点上蜡，烧着香，口中念念有词。给我布袋里装盘缠。那时虽然二十七八岁了，还是大而化之。但母亲很细心，也很认真打扮着儿的行装。

　　今天轮到我的儿子结婚娶媳妇的当天早上，当家的也是操心多，一大早在儿子新房里跪拜烧香，口中念念有词，几个主要亲属给儿子口袋装盘缠。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世事打了个颠倒。父母成为儿女的奴隶。将他们养活大，娶媳妇，又帮娃在城里、西安买了大房子，已经是精疲力尽了，现在还不得安生，享受清福，还要给娃打工，当保姆，将孙子再带大。“世上真有养爷的孙子吗”?儿女能孝顺你就不错了。今天你带大了孙子，还得带外孙子，不带又不行，女儿说，你想让我以后给你养老，现在就得帮我带娃。口气有点命令!人都知道现在带个外孙子，不如拄个棍棍子。外孙能靠住吗?我家的几个孩子，他外爷外婆喜罕扎了，但都没有机会尽孝心了。

　　《为了谁》、《常回家看看》《母亲》《父亲》《一壶老酒》这几首歌，我不知默默地听了多少遍，我每次听后都在内心流泪，责罚我自己，但就是做不到。

　　为了谁?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为了谁?这句很普通的话，谁也解释不清楚。

　　人的一生，行孝道，如同耕种福田。付出多少汗水，就有多少福报和收获。父母是我们的最大福田。给了我们生命，给了养育之恩，给了我家庭的温暖。

　　有人说：“家中父母就是佛，何必灵山朝世尊。”

　　有人在家给父母一斤糖、一口饭也舍不得孝敬，在外处处朝圣拜佛，大把大把银子钱撒向寺院庙堂显摆。

　　现在这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德性标准：先要看他是否孝道不孝道高堂父母。如若连亲娘老子都不管，官当的再大，钱再多，也是妄然。你连亲娘老子都不认，还认朋友吗?当官还能爱民如子吗?

　　人的一生，是苦行生。有苦有难，人生如梦。一觉醒来，六十多岁了，梦也就做完了。剩下时间是回忆昨晚的梦?

　　当你刚一生下：第一声是哭声，也就造就了你这一生要受苦受难，尤其是老大长子。生生息息，一代传一代。过日子，过日子，一生的日子是一天天过过来的。再苦的日子还得过，再幸福的日子你也享受不完。尤其是农村有些人、心比豆小。头顶着树叶子大的一片天地，端着碗，看过锅里，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站的低，只能看到脚底下一条路。为了地、为了树、为了争地畔子、为分老屋、为了家产、为了老人省吃俭用存下的哪点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得不可开交，兄弟为分家产反目为仇撕破脸皮。有的人一生老是惦记别人的东西，嫌自己碗里肉少?但人人都没整明白：人到这个世上，赤条条来，走时穿七件衣服，占三尺之地而安居千年，化为泥土。走了，什么都带不走，一走什么都了了。

　　人生百年，草木一秋。只有万物生生不息，江河长流，万山永驻。山水是真的，人生是一场梦，也是场戏。人生是暂短的。但愿每个人都活得明白，活的轻松，活得开心罢了。

　　母亲那次大病后，总算熬过了九十岁，这个年岁在我们整个老庄沟乃至全村，也算是高寿老人了。

　　母亲虽然上了年纪，历经了万恶的旧社会、解放了的新中国、最为生活上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七八十年代土地下户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什么都放开，也总算过上了好日子。眼看着没有指望要耍光棍的最小的老三儿子也成了家，有了俩个算是聪明的娃。老三的大儿子盼帅，从生下来到七八岁，都是他八十多岁的奶奶一手养大的。母亲虽然没有享受到当婆婆该享受的待遇，但一把屎一把尿将孙子拉扯大，实在不易。虽然日子过的很苦，清贫、惜惶、经济紧巴，而苦中有乐：总算将这个老实憨罕人盼成人了。

　　总算儿孙满堂，苦日子熬到了头。但母亲一天天沧老：历经社会变迁，生活浮沉、社会动荡而击打得那张苦大仇深、布满木刻刀痕上如大海波浪般的额骨下面，蕴藏着的仍是一副坚毅不屈、风雨不怕、倔强的风骨。

　　“每一次离家走，母亲送我到村口，我回头，母相望，久久站立不回走。

　　每一次离家走，母亲送我到路口，久久凝视不回头。从春送到冬，头发由黑变花白，额头皱纹似刀刻。

　　每一次离家走，母亲送我到村口，腰已弯、腿打颤、拄着拐杖慢步走。声音弱、目光滞，久久站立似雕塑。

　　年复一年，母亲肖瘦的额骨布满了横向的道道桑田，生活的风霜刀痕刻满了昨日的荣光。

　　每一次回家，我还没有尽孝道，都说养儿能防老，我却在天涯飘。啥时能再回家尽孝道?

　　今天想给老父敬一杯酒，多想给母亲梳一梳头。但时光不再回首，为了儿女吃尽了苦头，恨透时光走的这么快，多想父母青春留。

　　2020年的阴历七月十五一大早，我则出门在院子里洗菜，没想到母亲糊涂了，睡在墙跟子，一下子翻身下炕，没想到炕沿高，脚踩了空，一头栽到地下，当我进门时，母亲已满脸是血，母亲的右腿骨骨折了。至此不能动身下炕。2021年阴历九月十三清早八点十分，母亲躺在我家的土炕上，静静地闭上了眼睛走了，时年，母亲九十四岁。

　　这一年，虽然我时刻不离身边，但伤势的严重，疼痛了两三个月，整天凭吃止疼药震静。

　　这一年，是母亲一生最痛苦的时光，天天妈、妈、妈声声不断的喊叫，双腿不能动，不能翻身，不能盘坐，腿脚不能打弯收伸，好在现在社会发展进步了，尿不湿为我尽了行孝难事，一包包尿不湿、卫生纸陪伴母亲直完了人生最后的433天，也算是享用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母亲卧床不起的这一年，对儿女是一次最大的考量。这一年在炕前伺侯母亲，是对我的精神灵魂的洗礼，是对我的社会教养和劳动改造?

　　这一年，是我人生的最大收获：我学会了尽孝，学会了怎样当儿女，怎样做人?

　　谨以此文，献给逝世父辈们及阴间地下亲属追忆怀念之情吧!
 

 

(2017年冬月初一封笔，2020年四月再次修改。，2022年元月12再次修改。)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民主，陕西省商州人。1978年参军入伍到铁道兵第五师二十一团。1984年随部队集体转业。1995年---2015年为《中国铁道建筑报》驻陕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首批签约摄影师。三十年来先后在省部级及《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中央级媒体刊发新闻图片及风光艺术作品逾千幅。数十次在国家级各类影赛中获奖。连续十年获报社优秀记者及先进新闻工作者称号。其风光艺术作品被央视“艺术之窗”栏目及《人民画报》专家点评。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摄影艺术风格。上世纪九十年代，以纪实摄影为主，先后在《经济日报》、《科技日报》、《陕西日报》社会大视觉’摄影专版发表深度纪实摄影专题报道。

　　在他身边的黄土地上的小脚母亲、乡村农家的白喜事、镜头中的农民工，反映农村题材的印象成为数十年坚持不懈拍摄纪实系列作品的主打：《小脚母亲、镌刻在大地上的印像》、《中国农民工》、《农家白事》、《即将消失的老村落》《永不熄灭的铁匠炉子》《秦岭山中的石板房》等专题正在整理结集出版。成为关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国家相册》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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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