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大院正门
我父亲是1969年调铁道兵司令部工作的。我和母亲是1970年随军到铁道兵大院。我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住在这所大院，亲身经历了铁道兵大院的沧桑变化。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及总后勤部的大院从东向西都建在复兴路的南侧。
铁道兵大院建在复兴路的最西端，再向西就是庄稼地和菜地。大院的占地面积与其他军兵种相比是最小的，建成的办公楼只有四层，司、政、后三大部及铁道兵首长都挤在这幢楼内办公;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为铁道兵的领导同志盖了一幢所谓“常委办公楼”。
家属宿舍是一色的青砖灰瓦的三层楼，每个单元的建筑面积都不超过70平方米，而且大部分是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生活极其不便;绝大部分的单身干部都住在筒子楼内。在大院盖了几幢所谓“将军楼”，也是一色的青砖灰瓦二层楼，一幢楼由两家住，每户的平均面积大约250平方米;铁道兵大院的大礼堂是中间由若干钢筋水泥柱子支撑着屋顶，没有空调，夏天在礼堂看电影特别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修，去掉了中间的柱子，安装由鼓风机通过铁管子向礼堂里送冷风，基本上解决了夏天礼堂太热的问题。
1984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以后，铁道兵大院基本上是一分为二：一半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一半是总政玉泉路老干部管理处。虽然几经拆迁，令人欣慰的是毛主席的塑像依旧矗立在大院的中心广场上。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在修建铁建大厦时，将主席塑像整体向南移动了8米。现在的塑像成为铁道兵大院唯一的标志。大院的人们和已转业到地方的“老铁们”，只要到大院来，都自愿到主席塑像前留影，以表示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铁道兵大院的留恋。
尽管铁道兵大院的占地面积不大，但铁道兵的领导为了方便机关干部家属及其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在院内建起了2个食堂、服务社、家属工厂。最受机关年轻人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欢迎的是在大院广场的两侧建起了两个灯光篮球场和大小不同、水深不同的两个游泳池。
大院经常组织机关干部和分队战士进行篮球比赛，有时也组织铁道兵各师的篮球队来京比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邀请八一篮球队来大院进行球艺表演。
铁道兵大院的游泳池，与其他军事大院比，建设的是比较早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暑假都到游泳池中去锻炼，先是在小池子里学会游泳，逐渐到大池子里去游，儿时在池水中尽情嬉戏打水仗的情形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群众性的文化生活比较缺乏，我们小学生放学后就是用烟盒纸折成的三角，玩拍三角。绝大部分家中没电视机，我记得老办公楼的一层会议室有一台电视机，只有晚上才开机。办公楼不准小孩进，我们只能扒在一层会议室窗台上看电视;看一场电影就是一种享受。每一次在广场上放电影我和爷爷都提前吃晚饭，搬着小板凳去占据有利位置。记得有一次是冬天在广场上放电影，因天气太冷，手脚都冻麻了，只好不停地跺脚，只听广场上有节奏的跺脚声，哪里还有心思看电影。当时经常看的电影叫“三战两哈哈”所谓”三战“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两哈哈”是指有关“西哈努克和古巴哈瓦那”的影片。
院内
在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大院礼堂经常放映的“过路片”。
1970年左右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兼任了国务院文化组的领导，凡是进口片或港台片都必须经文化组领导审查，所以铁道兵礼堂就不时地放映一些“过路片”。每逢在礼堂放“过路片”，机关干部都是凭票入场，后来我们想办法收集各种颜色的用过的门票，待放电影时，我们就根据当场门票的颜色，拿着同样颜色的门票在人多拥挤时在检票人前一晃就混进去了，而且屡试成功。 铁政文工团包括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他们经常组团深入到铁道兵部队的施工现场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他们在大院礼堂的每一次演出，只要有时间我都去观看。他们演出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海港》等，我觉得与国家的京剧团的演出相差无几。板胡独奏家朱学义的演奏及其搞笑的演出风格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杨雄，他父亲是一个乐器演奏家，他一个人打击和吹奏多种乐器，使整个舞台上锣鼓喧天，俨然就像一个小乐队。
以滑稽表演著称的双胞胎刘全和、刘全利，每次充满戏剧色彩的演出，都给观众带来开怀大笑和艺术的享受。他们的表演赢得国家和世界的肯定。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也是国际幽默大赛“金小丑”的获得者;曾担任铁政文工团副团长的焦乃积，被誉为“十锦杂家”，他离休后被聘为央视文艺部的艺术指导，是连续7年央视春晚的总体策划和艺术指导。他写了90部小品，其中《笑比哭难》、《追星族》、《打扑克》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铁政文工团创作员黄荣森作词，铁政歌舞团团长郑志洁谱曲的《铁道兵志在四方》这首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朴实的词句，热情歌颂了铁道兵战士艰苦奋斗、志在四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祖国编织铁路网的豪情壮志。这首歌铁道兵人人会唱，开会必唱，一些退伍到地方的铁道兵干部、战士，只要聚会都用这首歌凝聚他们的亲和力……
来源:基建工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