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进将军的回忆文章《护路军的组建和发展》，5000字，详细回顾护路军组建的历史背景、发展经历、光辉业绩。文字朴实，内容丰富，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力作。

简略要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党迅速建立和扩大东北解放区；9月，相继建立武装护路部队，接管铁路。

       1946年6月，苏进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12月，铁道司令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司令部，集中各地武装护路部队，并吸收部分铁路员工，组建护路军。当时东北铁路遭敌特、土匪破坏，几近瘫痪。护路军的任务是剿匪，恢复、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支援我军前方作战。

       1948年7月5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为配合大兵团作战——辽沈战役，以护路军为基础，补入二线兵团和铁路职工，整编、成立铁道纵队，抢修铁路，保障战区铁路运输。

      铁道兵从诞生之日，就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曾枪决违法乱纪的士兵，宣传日扛枕木150根的“扛枕木英雄”。

      当时护路军的领导，郭维城、刘居英、徐斌后来担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郭延林担任铁道兵副政委；岳心广担任铁道兵后勤部政委。彭敏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刘震寰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

中国铁建树大根深，枝繁叶茂。苏进将军，以及这些革命前辈是铁道兵部队的创始人。
 

护路军的组建和发展

苏 进

　　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是1945年9月开始在东北各战场相继组建的。这支部队从诞生那天起，先后转战于北满、东满、西满、南满漫长的铁路线上。广大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艰苦奋战，日日夜夜守护和抢修铁路、桥梁、水塔，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是一支坚强的铁道卫士，为东北战场的节节胜利，作出了贡献，并成为后来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的骨干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东北铁路陷于瘫痪状态。我军所到之处，当即派员接收日伪铁路，成立人民铁路办事机构，组织发动广大铁路职工建立和恢复铁路的正常秩序。当时的铁路情况复杂，工作困难重重。铁路沿线不时地遭到土匪、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袭击破坏。

　　为了顺利完成接管铁路，确保铁路线和运营的安全，在东北各军区领导下，从1945年9月起，相继建立武装护路部队。这支部队，配合前方作战，后方剿匪，活跃在东北解放区几千公里的铁道线上。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南满各地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占领四平，并沿中长铁路北犯。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为掩护我军撤退，5月21日，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参谋长李天佑跟我谈，要我动员3000名日本侨民作民工，并率领刘震寰为支队长的回民支队、松江军区工兵排和参谋梁勃到陶赖昭及其以南构筑工事，掩护我军主力撤退;并把陶赖昭松花江铁路大桥炸毁，以阻止敌人过江。

　　我们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于5月25日完成了掩护我军最后一趟列车过江后，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铁路大桥，随即将江防任务移交给杨国夫师担任，我们乘专列返回哈尔滨车站。

　　一下车，就看到车站贵宾室大门侧边墙壁上贴有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布告，布告内容大致是，任命我为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负责指挥、调度军事运输事宜和维护铁路安全秩序。如有不听从铁道司令指挥、调度，阻碍铁路正常运行，造成重大事故者，准予从严惩处，希望各部队切实遵照执行。紧接着，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任命我为“中国驻中长铁路军事总代表”，对中长铁路实行军事管制。

　　这突如其来的任命，使我这个光杆司令仓促地投入战斗。当时铁路秩序很乱，像哈尔滨那样大的车站一列车也开不出去。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主观方面是我军负责军运的干部和战士不懂铁路规章制度，只想完成自己的军运任务，拒不执行车站调度和安排。强占机车和车皮据为己有者有之，扣押机车司机不准回家者有之，不听车站调度强令司机开车者有之，为抢占机车、车皮兄弟部队之间打架斗殴者有之，沿途鸣枪拦截列车野蛮装卸者有之。客观方面，有公开的土匪、暗藏的敌特破坏铁道线路和通信设备，制造车祸致使撞车、翻车、脱轨伤人事故不断发生。

　　另一方面，中长铁路苏方强调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中的“只援助国民党”这一条，不肯给我们以方便，他们除已把齐齐哈尔、牡丹江两地的铁道工厂机器及宽准轨两用机车运走外，其余较好的准轨机车大部分收藏在36棚铁道工厂内，中长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1000余公里铁路均已全部改成宽轨的线路。而各省境内之国有铁路，有些为了自己使用方便，不愿交给铁路总局统一管理。这就使铁路陷于半瘫痪状态。显然，如不尽快抓紧整顿，势必影响军事运输而贻误战机。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我们首先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经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批准)向各部队颁发了《增强纪律观念，学习、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的通知》;同时由铁道司令部起草、经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审查批准，颁发了《三不准、三遵守守则》，即：不准扣留机车、车辆和打骂扣押机车司机人员;不准强令机车司机提前或推迟开车;不准沿途鸣枪拦截列车、野蛮装卸。遵守铁路规章制度，遵守铁路计划安排，遵守车站乘车规章秩序。要求干部战士“爱铁路、守纪律、懂规章、照章办事”。接着从东北铁路总局借调两名懂俄语的干部安志远、林祖佑，和我身边一名参谋临时组成铁道司令部军运室，昼夜轮流值班，负责制订军事运输计划，办理军运手续，并与铁路局调度室协调车运业务事宜，以保证军事运输工作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警卫团抽调一个建制连作执法队，隶属铁道司令部，主要负责执法纠察任务。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铁道司令部的职能作用，维护铁道司令依法办事的权威，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大力开展爱铁路、守规章教育，对于个别严重违法乱纪造成重大事故的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如对肆意开枪把机车打坏的某部一个战士和大醉之后违章开车造成重大车祸的3名白俄罗斯族机车司机，经军法审判后枪决。

　　经过两个月的整治，大大增强了部队官兵的纪律观念，爱铁路、守规章逐渐蔚然成风，铁路秩序日趋好转。

　　由于我兼任中国驻中长铁路军事总代表，经常与苏方总代表、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伏廖夫少将接洽，磋商解决有关中长铁路担负军事运输问题。如要求苏方把中长铁路滨洲、滨绥线的宽轨恢复为准轨，使这与其他线路上的标准轨道一致起来，并要求解决机车、车辆和修车材料等。还有一个铁道工厂，是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在哈市东北三棵树车站附近修建的。厂内机器都是新式的电动机。在当时的哈市，无论在规模和设备上，都是第一流的。苏方硬说这个厂是中长铁路的。我不同意，多次向他们交涉，但毫无结果。根据中长铁路的历史与该厂修建的过程及其所在位置，它与中长铁路毫无关系。根据当时东北的形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意图是必要时放弃哈尔滨。在这种形势下，我主张把这个厂的机器搬到牡丹江原铁道工厂的空厂房去，位置比较安全，又能利用工厂机器修理机车、车辆、火炮及其他兵器。苏方坚决反对。我向东北局负责同志汇报以上情况和我的意见，东北局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立即搬迁。不久，牡丹江铁道工厂重新开工。在磋商过程中，由于双方出于各自利益，许多意见不能统一，问题不好解决。我方坚持军管期间，一切服从军事需要的原则，在方法上多做耐心说服工作，终使苏方总代表由开始表示不满、抗议，到后来乐于帮助我方解决问题。由此，中长铁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为加强铁道司令部的建设，约于1946年六七月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王光文同志为铁道副司令员，张进同志为铁道司令部参谋长，不久又兼任军法处处长，郭德林同志为铁道政治部副主任，郑斯素同志为供给部部长，张汉民同志为供给部副部长。

　　时隔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将纪律严明、屡建战功，有铁道游击队之称的回民支队调属铁道司令部建制，接着又相继成立护路军第1团，驻绥化;第2团，驻牡丹江;第3团，驻哈尔滨。各团以营连为单位分布于铁路沿线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重要地区。任务是防范土匪特务破坏活动，保障铁路、桥梁、车站、线路以及铁路沿线通信设施完好无损、安全畅通，并配合铁路员工参加突击完成抢修铁路、桥梁任务。

　　为加强铁路沿线警卫巡逻和作为铁路机动突击火力，成立了装甲列车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即两列装甲列车)，每列装甲车上配有火炮1门，机枪6挺，高射机枪3挺，探照灯2部。该大队警卫巡逻在漫长的铁路线上，有力地保障了铁路沿线的安全。

　　为培训连排干部，成立了教导大队，培训了大批连排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指挥管理连队的能力。

　　护路部队日益发展壮大，为加强部队建设和统一管理，于1946年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相继将东满各铁路线由何德全同志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人)，西满各铁路线由郭维城同志领导的护路保安队9约800人)，以绥化为中心的国有铁路线上由彭敏、何庸等同志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200人)，归属铁道司令部领导。1946年12月，铁道司令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司令部。护路军党委由王光文、郭德林、岳心广、徐斌和我组成，我任书记。为便于指挥，护路军司令部驻哈尔滨，下辖东、西满护路军：何德全同志任东满护路军司令员，吉合同志任副司令员，师军同志任参谋长，驻图们;郭维城同志任西满护路军司令员兼任滨洲线中长铁路军代表(当时为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参谋长彭传清，驻齐齐哈尔;陈大凡同志兼牡丹江中长铁路军事代表(当时为牡丹江铁路局局长)。部队编7个步兵团和1个回民支队、1个装甲列车大队。第1、第2、第3团和回民支队、装甲大队直属护路军司令部，第4、第5团和第6、第7团分别归属东、西满护路军建制。1947年2月又成立了中部护路军司令部，任命张鹤鸣同志为司令员，刘居英同志兼任政委，并为哈尔滨中长铁路军事代表(刘当时为哈尔滨铁路局局长)，曹志学任副司令员，徐斌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第3团，驻哈尔滨。接着又成立了南满护路军司令部，阎九祥同志任代司令员，郭延林同志任副政委，驻梅河口。同年8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撤销东、西、中、南满护路军司令部和装甲列车大队。这时调任师军同志为护路军司令部参谋长。护路军直辖7个团，总兵力达8500人，分布于东西南北满约5000公里漫长的铁路线上，不仅维护了铁路治安，还打了许多漂亮仗。

　　护路军第1团7连于1948年3月4日发现有土匪130余人，窜扰宁(年)嫩(江)线伊拉哈一带。该连于6日下午1时与匪展开激战，匪不支溃逃，我缴获战马8匹，无一伤亡。又如第7团10连(后改编为铁1团)，于2月16日在彰武铁路沿线一带发现土匪200余名，该连副连长刘富春率全连战士协同县大队与土匪激战，当场毙敌自卫队长1名、土匪3名，将匪击溃，缴获战马10匹、步枪4支，我无伤亡。上述两个连队受到上级嘉奖。

　　护路部队在东北军区总部和东北铁路总局党委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护路和维持铁路沿线治安剿匪的任务。

　　1948年2月，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经东北铁路总局党委决定，东北军区批准，将第6、第7团改编为铁道第1团，第4、第5团改编为铁道第2团。根据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意图和东北各线铁路破坏情况，铁道第1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局工程处，于3月初至7月，完成了郑家屯至西阜新间的铁路抢修任务。铁2团从4月中旬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完成了孤店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与通信架设，并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延伸至距当时敌人占领的长春仅10公里。

　　在抢修铁路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如铁1团2连在抢修大郑线的任务中，全连在半尺厚的沙土地上搬运枕木，步履艰难。但他们仍争先恐后，每人每日平均扛枕木50到80根，提前完成抢修任务，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铁2团1连奉命于4月13日参加抢修，全连干部战士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他们每人每日平均扛枕木120根。战士邓永和日扛150根，创东北铁路日扛枕木最高纪录，被誉为“扛枕木英雄”。

　　1948年7月5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另补入二线兵团约8500人，并由各铁路局抽调1200名工程技术干部和铁路职工参军、随军，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在召开成立铁道纵队的干部大会上，东北军区罗荣桓副政委做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动员报告》。

　　他指出：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确定我军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东北野战军准备发动秋季攻势，将战争引向南满国民党区域。为发展交通，支援战争，抢修铁路，保障军运，以推动东北战局的胜利发展，东北局、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成立铁道纵队。这是我军建军20年来创建的一支新兵种，标志着我军正向现代化迈进。铁道纵队的任务是十分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东北军区要求铁道纵队全体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奋勇前进!

陶赖昭松花江大桥

　　罗副政委讲完后，我宣布了关于组成铁道纵队编制序列及干部配备的命令。当时任命我为铁路修复工程局第一副局长、参谋长。

　　部队边整编，边投入紧张的铁路抢修。铁道纵队创建伊始，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抢修陶赖昭松花江铁路大桥。抢通了这座大桥，就可以把中长铁路哈长段双轨铁路接起来，从而保障军运，支援战争，繁荣经济，这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都是很大的。完成这一浩大抢修工程，时间紧迫，任务十分艰巨。我同第3支队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察，选定架桥方案，制订施工计划，组织施工。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这座铁路大桥是在两年前，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向松花江以北地区进犯，由我指挥炸毁了它。而两年后，为支援我军向南满国民党区域进军，又由我来指挥架设这座铁路大桥,这是多么耐人寻味而有意义啊!

　　我记得那时政治部主任何伟同志曾饶有风趣地对我说:“你既是一个破坏者，又是一个建设者，对敌人你是搞破坏的'罪犯'，对人民你是搞建设的功臣。”

　　同年8月中旬，我奉命调炮兵纵队任司令员，由松江军区副司令员李寿轩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天地转，光阴迫。”历史潮流汹涌澎湃而去。从那时到现在已40余年，尽管历史又增添了许多悲喜交加的章节，但这一切从未淡漠我对护路军和铁道纵队这段战斗历程的深沉眷恋和美好记忆。
 

　(1980年2月)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