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我的往事（14）：我的文革
从1966年算起，“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和评价。历史学者、专家对文革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无数亲历者对文革往事的回忆更是浩如烟海。然而，从文革开始时才12岁的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回忆文革往事，没有“主义”、“路线”之争，也没有“阶级”、“派系”之分，不同于官方正统的总结评价，也不同于学者专家的系统理论概括，而是完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最客观叙事。
1966年9月我12岁半，已经是陕西省安康县永红中学初二68级4班的学生了。我6岁半在安康师范附小五年制试验班上小学，跟我初中同班同学比，小学早上一年，少上一年，因此我比大多数同学要小两岁左右，在学校里是很不起眼的“小破孩儿”。刚上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班主任杨乐凤老师指定我当班委会文体委员，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既没有学生活动的组织能力，年龄小在同学中也没有号召力，因此，仅当了一学期的班委文体委员，到初一下学期就把我撤下来，换成别的同学了。回想起来，这是我学生生涯唯一一段当学生干部的经历。
初二开学之后，我们到校报到注册，领到了新课本，开始按部就班上课。也就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不知怎么老师就不再上课了，而是组织我们开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现在都知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指“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邓拓、吴晗、廖沫沙，从这年的4月份最先从《北京日报》就开始了他们的公开批判，批判他们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可是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这些？老师让我们批判我们就批判，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写的是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读都没读过，广播上怎么说、报纸上怎么写，我们就以同样口气去批判。记得我传抄过的一首顺口溜开头两句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尽是一些口号，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其实我们也写不出实际内容。
接下来，批判又升级了，学校里开始出现批判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字报，大多数都是教职工和高年级66、67级学生写的。我们初一年级学生，学校领导都不认识，只认识给我们带课的几位老师。为了紧跟运动潮流，于是，我们也跟班主任杨乐凤老师要纸墨。杨老师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说：“给你写大字报。”杨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出纸墨给我们。当时写的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老师当时看我们的那种哀怨的眼神和表情，却令我至今难忘！多年之后，杨老师的爱人王天德老师在安康流水中学又给我们带课，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带队老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专门到王天德老师家看望王老师和杨恩凤老师，我诚恳地为当年的懵懂无知向杨老师道歉。杨老师笑笑说她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