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故事：奉献与担当的于清钺连长
实践经验胜于书本知识
1961年5月至62年8月，一营驻守北京郊区的良乡。起初一连住良乡镇的民房，承担师机关房建工作。任务完成后又同二连一起搬家到良乡机械大修厂，给该厂扩建部分平房式的厂房，其门、窗上方的设计都是圆拱式的。
经过自学仅达到初小程度的于清钺连长，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鹰厦铁路建设和一些民用建筑，有着丰富的施工经验。他不但会看施工图纸，而且对木工、锻工、砼工、钢筋工、泥瓦工都懂，最拿手的是木工。一连的木工技术只所以过硬和有名，都是他和老师付王广培养带出来的。
他布置工作时会拿出几套方案，把有利条件和可能碰到的困难都说得清清楚楚，使干活的人心中有数，不走弯路。
为了加强对二连的技术指导，团里把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一名张姓大学生分到二连任技术员，挂副连长职。可是二连发生了几次拆门窗支架后拱部垮坍的事故。两个连队干相同的活，为什么一连没有发生事故?师作战科长来一连开现场会取经，参会人员有在一连蹲点的师后勤部黄部长、团工程师、一营营长车玉荣和一、二连连长等。我当时是文书，忙着烧茶水、搬椅凳。可是人多椅子少，不夠坐，我也干着急。作战科长看到后板着脸说：“于连长请坐这里，其他人站着行了。”当然于连长也不好意思坐，硬叫黄部长一把拉着坐下，而车营长和二连的干部恭恭敬敬地排成一行立正站着。
科长说：“两个连队在一块干同样的活，而二连老出问题，为什么不到一连工地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不懂就学么。”又指着车营长说：“经验和教训都出在自己营，你这个当营长的在工地瞎转有啥用，为什么不组织二连的人到一连去取经?现在请于连长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于连长要站起来说，科长一把拉住;“你就坐着说，今天你是主人，我们是来向你学习的。”于连长说：“其实很简单，门窗顶部砖灰结构的衬砌和修路基涵洞的道理一样，砌扇型砖肯定越往上空隙越大，砖砌好后塞填的沙浆再实，但沙浆在干涸时仍有收缩性。使砖与砖挤压不紧，所以当拱架一拆就会塌垮。解决的办法是根据砖缝空间大小，先分层用硬度强的小圆石塞紧，再填满沙浆，就不会掉拱了。”由此可见，好连队就是好连长带出来的。
于连长很注重用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言传身教，他待战士亲如兄弟，关怀备至，大家很爱戴他。他的军事技术也过硬，留给我们的故事也多。
1961年在易县搞军事训练时，不少战士徒手翻不过两米高的木板障碍物，而于连长作示范动作时，左手提着轻机枪，摆动右手快跑几步一跃，再用右手抓板顶滚身翻过，站立住而枪不碰地。
同年初，从高碑店到易县的80里行军和8月份从易县到房山县120多里的行军中，于连长不但替体弱的战士背着一个背包，肩上还扛着两支步骑枪，一会儿走前面领路，一会儿跟后边作宣传鼓动，不使后面的战士掉队，在他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于连长带领一连转战多地，培养出不少好干部，并为连队争得许多荣誉。我在于连长身边工作四年多，他是教育我走向成熟的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
他于1963年在卓资县旗下营转业时，给连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好传统。还给我留下了一张胸前佩戴着几枚立功勋章的照片。
龙羊峡谷架索桥
共和县是海南自治州的州府，又是一个古战场和军事要塞处。从县城沿黄河北岸向东约60里，便是恰卜恰乡，那里就是唐女将樊梨花西征时驻军的大本营，其梨花城的土墙遗址至今尚能看出。再向东15里龙羊峡北边半山坡上是姊妹城，即先锋官住地，因年久雨淋风化已看不出痕迹了，但那个平台地还在。在靠河平地处有一个高几丈、阔圆十几米的山土包仍在，据说是烽火台。龙羊峡那儿两岸是几十丈深的悬崖陡壁，中间是几米宽的急流黄河。不要说“一夫挡关万将莫敌”，就是无人把守也过不去，是鸟能飞，人难过的地方。
青海省政府早有在黄河上游修一座造价低、工期短的公路桥的想法，以尽快打通从贵南县到共和县的天堑，既便民发展经济，又有利于国防建设。但苦于在省内找不到能担此任的承建单位。直到铁十师机关进驻西宁后，才找部队援建。而且部队建桥时，他们只负责设计和原材料的供应，这就极大的减轻了政府的经济开支。
修建悬索桥，既有打洞爆破、钢筋混凝土浇注工作，又有木工、锻工、钢筋工等多工种的工作。而且施工地点险要，工期要求紧迫。这样的任务交给哪个连队，才能確保按期完成呢?当然是只有一连能担当起来。
又因一连已提前完成秋收任务，修桥的驻地选在黄河北岸，虽然从贵南县军马场到共和县龙羊峡距离不远，步行一天可到达，但人员和物资过不了黄河。所以，一连的转场是1962年10月12日从南滩乘汽车返回西宁，再向西南经日月山、倒淌河才到共和县龙羊峡的。
龙羊峡那里原有东西方向的两排士房，中间相距百米，靠北山跟前的连部和勤杂班住，靠河边一排后来营部和团指挥所住。班排均住帐篷，伙房是自盖的简易房。
一个月后，二、三连步行到龙羊峡。均住南岸一个藏汉族混合的村庄，他们承担的是从大桥到过马营方向的公路修建任务。龙羊峡悬索桥的设计要求是不打桥墩不架梁，桥面高能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能载60吨重量的单行汽车。
于连长根据上级部署的任务，组织连队干部和职工师傅，研究组织施工的具体方案。简单说，其施工方法是在河两岸较高处，选岩石尘硬的地方打深洞，浇灌混凝土固定螺帽，把14股胳臂粗的钢丝绳7根一组钳夹在一起，与螺帽联结。再竖拉粗钢筋吊杆，底部用粗钢筋对结互联，然后先横后竖铺两层厚方木固定即成。
黄河水流急浪大，悬崖山陡险峻，施工面临的艰巨性和危险性都是很大的。但一连干战不怕苦，不畏险，敢啃硬骨头。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终将索桥提前建成。在作通车试验时，有10辆解放汽车坐着战士，头尾相接。当通过时，未见桥体晃动。
在通车剪彩典礼时，省州有关领导带着民族歌舞团，十部电影片和牛羊肉前来庆祝和慰问部队。附近牧民赶着牛羊群，捧着哈达、酥油、奶茶煮熟的大块牛羊肉，感谢亲人解放事。还搞了摔跤、射箭、赛马等体育活动。白天看歌舞和体育比赛，晚上看电影，军民同欢，整热闹了五天。
无谓的牺牲
在峭壁上打洞，大河上架桥，多是高空作业的危险工作。如何处理速度与质量、安全之间的矛盾?连排干部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即安全第一质量优先。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才能求进度、赶工期。
为此，连里的安全教育、施工方案防范措施检查制度、对战士的工作方法和干部的跟班作业，都有具体的要求。正由于全连干战树立了很强的安全意识，所以在前期的开挖放炮、拉钢丝绳、安装吊杆、联结桥面横木等各项工作中，都未发生问题。
当工程进入铺桥面板时，各项工作都显得很紧张。有的班白天工作超过10小时，有的分上下午两班倒。两位副连长各跟一个班。最忙的要数于连长，他是抓总的，上班在别人前，收工在别人后，各工点各工序都要看。为给连队改善生活，或在星期六下午去牧民家联系买牛羊肉，或是星期日带战士上山打黄羊，他从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
9月15日天气晴好，于连长很快吃过早饭就到工地去了，因工地有石嘉珩副连长跟班，约10点钟回来了。进连部门后对我说：“小胡，我有点累，想睡一会，不重要的电话不要叫我。”我答应后把门关上。
刚过了半小时，二排一名战士急匆匆跑来，连“报告”都没喊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连长，不好了，有个人掉到河里了!”于连长一听，呼地起来穿上衣服，连纽扣都顾不上扣，抓起安全帽就跑。到工地一看，人早被河水冲得没影了。经询问，是二排铺桥面板的一个战士，没有系安全绳，一脚踏在尚未固定的木板上，木板一头翘起，人掉下去了。
骏马失前蹄，久安隐危极。无所谓、没关系、不在乎、麻痹大意的侥倖心害死人。难道高空作业必系安全绳战士本人不知道?难道跟班作业的班长、排长和副连长都没检查，也没看见?由此看出，因个别战士的麻瘁思想和干部责任性不强，工作疏乎大意，终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和无谓的牺牲。
于连长返回连部先打电话向营里报告，再安排副指员朱秀文带两名战士和干粮，向三连借一匹军马，绕贵南草原到贵德县境内，沿黄河两岸寻找战士尸体。
牺牲的战士叫贺光前，入伍仅半年时间，一查档案才知还是甘肃会宁县县委书记的儿子。于连长静静地站着，过了好久说出了一句愧疚的话：“我为什么今天要从工地提前回来呢?”我看见他是双眼含着泪水说这句话的。
接下来，他自己写个人检讨，叫我向营团写书面事故报告，“越深刻越好，主要责任由我承担。我是主管干部。”因为王维宽指导员在西宁休假，副指导员又不在，再无人写。
我这个所谓的一连“秀才”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把“责任心不强，严重失职，愿接受严厉处分”等词都用上了。连长一看说“不行不行，这样写表明我的态度不端正，认识不深刻”，叫我重写。我暗恨自己没水平，平时连长对我很关心，当需要我办事时。却帮不上忙，对不住连长。我又写了一遍念给他听，他补充了几句。又说：“报告中不要提值班排长和副连长，其责任我一人承担。”就这样，我又修改了一下。重抄了两份分别报营、团。
第三天下午朱副指导员打来电话，说他们通过当地农民协助，在贵德县一河滩上找到了贺的尸体，已被河水岩石冲碰得残缺不全，面目皆非。他们将牺牲战士装入麻袋，用马驮回来。连里做了棺材，入殓埋葬开了追悼会。在西宁休假的指导员提前回来，和连长共同主持召开支委会和军人大会，连长作自我批评检查，发动大家找原因，查漏洞，重新修订安全措施。
夜间演习伤了自己人
1959年的西藏平叛工作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早以胜利的结果告终。但是，残余分散的少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和蒋介石空投的特务，仍不甘心失败，他们流窜于西藏、青海、甘肃各地，拉拢和煽动落后藏民四处搞破坏活动。直到1963年，我们住的恰卜恰黄河两岸，夜间还常有信号弹和零星枪声出现。
由于我们担负的工程任务很紧，又不是剿匪部队，所以只要求我们:“加强警戒，保卫自己，敌不侵我，我不追剿。”
当时驻守北岸担负建桥任务的一连，在夜间不但要负责本连和营部及团指挥所两处的岗哨，还要负责工地黄河索道、施工机械和炸药库的岗哨。因此，连里决定：一排负责本连岗哨，二排负责营部和团指挥所岗哨，三排搬到工地上住，设双岗看守索道、机械和炸药库。又怕三排距连部远，万一遇到偷袭联系不上，故增配了信号枪弹。连排干部和勤杂班人员组成流动巡逻组。因此，无论干部战士，每两天都要轮到站一次夜岗。
为增强部队的战备观念，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遇到突发情况能迅速拉出来投入战斗，连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教育也抓得很紧。常挂在连长嘴边的话是：“脑子里要敌情，睡觉也要睁眼;一气能走几十里，一天不吃饭照样拚。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扛枪的人就不要怕站岗”等等。
于连长抓施工搞训练不但狠，而且要求很严。在施工任务繁重、夜间站岗、次数多，部队疲劳的情况下，每周还搞一两次紧急集合的夜间训练，搞的大家很紧张。有的战士为使自己动作快，常猜测连长哪天搞集合，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
有一天夜间，连长爬起来小声对我说：“小胡，今晚搞一次集合，先不通知排长。你去在烽火台放三颗教练手榴弹，打红、绿各一发信号弹。然后跟着我，通讯员留家看守电话，我要检验一下部队的警惕性怎么样?”
我按他的要求去做，他打电话向营里报告并通知河对岸住的二、三连。当我打完信号弹回来时，一、二排和炊事班、勤杂班的人已集合好了，其动作很快，排长报告了人数，连长小声说;“两路纵队跟我走!”连长在前，我和一排长吴文锦随后，向工地方向疾行。那晚是半阴天，月光暗淡。训练有素的部队连咳喇声都没有，只有轻微的脚步声沙沙作响。当我们转过一个小湾时，黄河水的咆哮声淹没了一切。刚进入三排工地，只听见哨兵连喊：“谁?站住!口令?”我们没有看清哨兵是谁，连长立即复答了口令，带着部队继续走。因河水响声太大，哨兵未听清口令，当然也看不清来者是谁?只觉察到来人甚多，不听警告直扑过来，他一下子紧张起来。在第二次警告的同时，拉枪栓推弹上膛准备射击。连长第二次已听出哨兵是副班长刘生，急喊：“刘生，是我。不要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幸亏连长动作快，跨步冲前，一手把刘生的枪撑起，枪口朝山坡方向响了，吓得我们和刘生都惊出了冷汗。当刘生认出是连长时，恐慌地说：“连长，我一看来的人多，警告后也不站住，我害怕就开枪了。”连长问：“你看到和听到什么了没有?”“我看到那边有信号弹的亮光，不过这种事夜间经常碰到，所以，我没有报告排长。”连长说“你做得对，开枪不怨你。”
正当连长和刘生说话时，忽听十一班的人喊起来了，说是战士焦喜增的腿被枪打了。由于十一班的帐篷在山坡最上面，焦喜增睡觉中一条腿弯曲翘着，恰好被刘生的一枪从腿中穿过。演练只好停止，把焦喜增抬到连部，通过营派团指挥所值班汽车送海南州医院救治。
淹亡事故的处理还未下最后结论，演练又伤了战士，对全连震动很大，营领导对一连也不满意，教导员亲自参加一连党支部会督查问题。
会上看法不一，争论激烈。有人说：“发生淹亡事故时连长不在现场，主要责任应由值班的排长和副连长承担。”也有人提议要处分刘生，因为连长复答了口令，人到跟前了，你还开枪。幸亏连长动作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大家的争论，连长表态说：“淹亡事故的责任不要提排长和副连长，我是主管，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演习也是我组织的，岗哨是在听不清口令未认出来人是谁的紧急情况下开枪自卫，有什么错?他履行卫兵职责对的，怎么能处分刘生呢。”他请求组织上不要追究别人，只给自己处分行了。并表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的任何处分。”还恳切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出事故就精神不振，应把教训当动力，继续抓好施工和训练。大约一个月后，团党委给于连长下达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正由于有老连长为爱护干部而一手包揽责任的高风格好品德和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染，连队的士气没受影响，施工训练的劲头更足了，连长在干战中的威信也更高了。
于连长和我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忘年交的朋友关系。他像兄长我如弟，他关心帮助我的事例很多。所以有空闲时间，他把藏在内心不便对别人说的话也说给我听，我认为他是用亲身经历的成败事教育引导我。
他说：“我从47年参军，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国内的一些建设。不管干什么，我没有退缩过，也经常立功受奖。可是在龙羊峡却发生淹亡事故，还受到了党内处分。从我的经历和体会看，自己把工作干好容易，带好一帮人不容易，保清白历史不容易。你如果以后当干部了，要吸取我的教训。“
我不解的问：“贺光前的牺牲，主要责任是现场带班排长和副连长的，你为啥要一手揽下不让处分他俩呢?”
他说：“作为党员干部，只有敢承担责任，不推诿过失，平时关心和保护别人，危险时别人才能舍已救你。”
是这个道理。老连长时时处处在用自己的好思想好作风，在教育和影响着干部和成士。
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工作为重，在于连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和他同期参年的干部和职工都把家属带到部队了，可他不给家属办随军手续迁户口，长期两地分居，也不让家属多来部队探亲。在我的印象中只在1961年夏天部队住良乡时，叫家属来过一次，仅住了20天就打发走了。他认为部队移防搬家频繁，带着家属会分散精力影响工作。所以他结婚多年，直到63年转业前已37岁了还没孩子。
我在一连从战士到副指导员的8年中，有于清钺、扬寿春、蒋风义、程凤田四位连长，他们都给我许多教育和指导。其中于连长对我的帮助最大，留下的精神财富最多。他虽然未保住清白历史，档案中带着处分走了，但转业到山东省高密县任水利局局长职务中，仍然保持着兢兢业业，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为发展当地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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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