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知多少?古代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也是中国古代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

　　牡丹知多少之中国古代牡丹品种群形成和最悠久的栽培史

　　中国牡丹，又名鹿韭、百两金、鼠姑、木芍药、洛阳花、高贵花、花王等，属毛莨科灌木，为我国特产名花。

　　牡丹一名的来历，“丹”是指颜色，“牡”是指植物的雄株。正如明代李时珍所言，乃是因其原产丹州或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出苗，故名牡丹。此花原产于我国陕西的秦岭、大白山、南五台、华山等地。四川的峨帽山，山西的中条山，河南的伏牛山，古代洛阳四周的邙山、锦屏山、万安山、嵩山，甘肃的临夏、临兆、成县、天水，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等地都有牡丹分布其间。

　　据《太平御览》卷九九二《药部九・牡丹》云：“《范子》：‘计然日：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善。’”范子即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计然又作计碗(同研)，春秋时期越国人。范蠡在越国灭吴后离开越国，当在公元前472年，据此可知牡丹距今约有2485年的历史。

　　另据《诗经・郑风・溱洧》中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里所说的勺药，并非今日草本的“芍药”，而应该是今日木本的牡丹。因为《溱洧》一诗所写的季节是春季，是夏历三月上已，此时正值牡丹开放季节，而今日草本的芍药则是初夏开花。而芍药从《辞海》和《中文辞典》中都讲道：“芍药，植物名，毛莨科，多年生草本，初夏开花。”可见《溱洧》诗中所写的勺药，显然不是今草本的芍药，而应该是暮春开放的牡丹。《郑风·溱湘》是春秋早期的作品，大约在郑武公自公元前770年至744年在位期间，按公元前744年所作，牡丹距今也有2937年的历史了。

　　同时，从《山海经》和《古琴疏》上有关“勺药”的记载，可将牡丹推溯到夏禹时期，距今约4000年左右。从《神农本草经》《吴氏本草)《素问)和《古今注》中所载而言，可将牡丹推溯到炎帝、黄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

　　史料考载，人工栽培牡丹始于中国的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距今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南朝诗人谢灵运云：“永嘉(今温州)水际竹间多牡丹。”据传说，当时的河南洛阳农民在邙山耕地时，不断发现有野生牡丹，取之为薪。

　　又说秦汉以前无考，牡丹标名始于晋代，但以药用植物曾记载于汉魏之间华佗等人所著的《神农本草经)里。《通志》云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隋代(公元581～618年)，牡丹栽培已初具规模。《山海经》记载：隋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赤红、革呈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优品种。

　　到了唐代，国兴花荣，牡丹栽培也盛及极一时，遍及官延与民间，花色品种也逐渐丰富。尤其是都城长安，牡丹成为皇宫中的珍贵花卉，皇家在骊山专门开辟了牡丹国，“种花万木，色样各殊”，并由精通种花技术的“花师”培植，由隋时的红、黄二色，发展为红、紫、黄、白、浅红等不同色泽，同时也出现了重瓣、半重瓣花型。此时，香色亦超出一般花卉。

　　唐文宗太和年间，暮春之日，李昂在内殿赏牡丹花，问画家程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诗，谁为首?”程修己回答道：“中书舍人李正封云：‘国色朝酬酒，天香夜染衣’。”李昂赞不绝口，于是便有了“国色天香”之美名。

　　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买花诗》中，也可以看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值，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戈戈五東素”。刘禹锡的“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对牡丹的狂热景象，说明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里巷小民，全都沉醉在牡丹花中。

　　唐代，牡丹花的中心在长安，而到了北宋，牡丹的栽培中心则移到了洛阳，洛阳牡丹堪称天下之冠。北宋真宗赵恒时期，社会稳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帝王将相、士大夫、豪绅以及庶民百姓，都欣赏牡丹，种植牡丹又成为新的风尚。文学家欧阳修到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三年，饱览了洛阳名胜，遍访了洛阳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对洛阳牡丹赋予了较高的评价。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一书中写道“牡丹出丹州(今陕西宜川东北)，延州(今延安东北)，东出青州(今山东潍坊、盖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等县市)，南亦出越州(今浙江浦阳饶、曹娥江流域)，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就连欧阳修贬谪夷陵之际，还高唱道：“曾为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意即此生有幸见过洛阳牡丹，他花虽不及赏，也无所憾了。

　　张帮基《墨庄漫录》又记牡丹盛时，洛阳太守举办万花会，足见牡丹花会由来已久，洛人养花、赏花、爱花，言牡丹单曰花，其他花则直呼其名，认为惟有牡丹是真花，可见当时人们热爱牡丹的狂热程度。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也有“凡园皆植牡丹，盖无它，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的记载，足见当时牡丹的盛况。

　　南宋时期，洛阳牡丹传入彭州(今四川彭州市)。大诗人陆游《天彭牡丹谐》亦称：“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士人云囊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今人考证，永宁院即位于彭县西北三十二里的丹景山。《古今杂记》也说道：“彭门为辅邵典州多，其戚里得之上苑。从京城买回牡丹品种，此彭州门花之始(盛)也。”

　　《彭县志》也称：其时彭州花户“人秘园径，家有花谱”，民间竞相争花牟利，有一家种花多至千本者，以致牡丹园苑“连甽相望，莫能得其姓氏。”牛心山下，素多佳品，被称为“花村”，今丽春场“花特盛”，被称为“花街”。城外有“花市”、城内种花台比比皆是。春日花开，游人聚花竟胜，登城眺望，灿若锦堆。“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到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赏花游宴，被称为“勘花节”。送花去成都的快马，“蜡蒂筠篮，傍午于道”，大有“花开时节动京城”、“园林尽日敞朱扉”之慨。时人有歌赞日：“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彭州又日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

　　元代(公元1271～1368年)牡丹发展处于低潮。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栽培中心又转至安微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夏之臣有《评毫州牡丹》，薛凤翔撰写了《毫州牡丹史》《牡丹八书》，其中《牡丹八书》专门对牡丹栽培管理技术进行了总结。同时，曹州(山东菏泽)牡丹也有了初步发展。据苏毓眉所著《曹南牡丹普》，有：“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之说。

　　清代(公元164～1911年)牡丹栽培中心逐渐移到曹州。余鹏年《曹州牡丹谱》(公元1792年)记载曹州园户种牡丹之盛，“动以顷计，盖连畴接畛也”。山东人蒲松龄，著《葛巾》，撰《香玉》，“不惟述曹粒丹甲齐鲁”，且写人与牡丹“爱而忘死”之深情。同时，清代的王公府第鲜花四时无缺，俗称“天棚、鱼缸、石榴为夏季三物，而入冬则讲究什么玉棠春，富贵花。”这里所谓的“富贵花”就是指牡丹而言。

　　牡丹在当时除故官御花园外，又以清华园、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张家最盛，除姚黄、魏紫之外，还有夭红、浅绿、金边等各种。清华园街十里以绿蝴蝶为第一，开放时真可谓花海一般。戒台寺内有牡丹院，地所，虽然种的壮丹株数不多，但很负盛名，乾隆皇帝曾在院中宿过。清道光年间，荷泽赵玉田等花农曾把牡丹作为贡品运送进京，慈禧太后曾下令观赏冬季开放的菏泽牡丹，菏泽花农被迫无奈，只好试着用“烧火龙”(即烧火炕)增加温度，用浸过桐油的毛头纸当玻璃进行光照，首次让牡丹隆冬开放，送进京城算交了差。后来，在故宫御花园、顾和园仁寿殿国花台(牡丹台)、白纸坊崇郊寺以及中山公园等处均有牡丹栽培，到了清末牡丹更是艳冠京华。

　　由此看，古代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也是中国古代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

　　(节选《中国选国花》作者：蓝保卿李战军张培生)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