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末的风裹着塞罕坝特有的燥热，掠过齐膝高的羊草，草叶上的晨露还未蒸发，便被晒得卷了边。我们这批刚结束新兵训练的“学生娃”，背着洗得发白的军被，踩着坑洼的土路往机械连营房走。

　　裤脚沾着草籽，后颈被太阳晒得发烫，我摸了摸磨破的领口，

　　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歇两天，今天晚上开欢迎会，给你们接风。”望着营区外随风摇晃的白杨树，心里直犯嘀咕：今晚的欢迎会，该跟老班长讨教轨道车操作诀窍，还是跟同乡聊聊老家的竹林?

　　谁也没料到，这场翘首以盼的相聚，会在三小时后彻底翻转成永难愈合的伤口。

　　从欢呼到死寂的三小时下午三点，连部的高音喇叭突然炸响。往常这时候，广播里要么是训练指令，要么是团部的通知，此刻，却飘出连长变了调的声音：“全体注意!原定今晚的欢迎会推迟，改为追悼会!”

　　连长重复了三遍。

　　话音未落，马扎碰撞的脆响、搪瓷缸砸地的哐当声、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炸成一片。我攥着刚领的新搪瓷缸，手心的汗把“铁道兵”三个红字洇得模糊——礼堂门口那幅欢迎会横幅还搭着，金漆写的“热烈欢迎新战友”在风里翻卷，红布角扫过青砖地，像滴未干的血。

　　“咋回事?”“谁出事了?”黑暗的走廊里，追问声像针尖扎着耳膜。直到指导员沉重的脚步声出现在楼梯口，人群才慢慢静下来。他喉结动了动，声音哑得像砂纸：“碎石场吊装出了意外……前来配属吊装施工的汽车连两位战友没了。”

　　二、3吨碎石机下的青春

　　出事的是离营区五里地的碎石场。我们跑过去时，下午的阳光正把荒草晒得发红，警戒带里，肇事的汽车吊像头受伤的巨兽，歪倒在斜坡上，断裂的钢索还挂着半截支腿，油污混着血迹，在泥土里洇出暗褐色的痕。

　　“支腿支在斜坡上了。”连里老起重工蹲在地上抽烟，火星子明灭，“8吨的吊机够吊3吨机器，可支腿支在斜坡上而且地基没垫实，稍微晃一下就翻了……”没人愿回忆那声闷响。卫生员后来红着眼圈说，现场指挥的班长某某刚喊完“起吊”，碎石机突然倾斜，钢索绷断的瞬间，他下意识扑向吊车操作室拽操作手某某，却被惯性带倒。3吨重的钢铁砸下来时，两人的军装瞬间被撕成碎片。

　　整理遗物时我们才知道：某某班长是65年入伍的四川兵，总把“要攒钱给屋头娃买书包”挂在嘴边，枕头下还压着一张皱巴巴的娃娃照片;操作手某某是68年入伍的四川兵。两位战友都是团汽车连老兵，汽车驾驶技术娴熟，而且还是特种工，能操作吊车，复员后分到县汽车队端“铁饭碗”十拿九稳。操作手某某相册里夹着他跟新婚妻子的合影，姑娘扎着麻辫，笑眼弯成月牙。他们的档案袋里，照片都是笑着的——班长浓眉大眼，操作手嘴角有个小酒窝。

　　三、跪在处分书前的副连长

　　追悼会在连队礼堂举行。黑布蒙着的遗像前，肖副连长突然“扑通”跪倒。这个平时走路带风的四川汉子，此刻军装前襟全是泪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部队，对不起战友!支腿位置是我定的……要是能换他们活过来，处分再重我也认!”

　　团长的手悬在半空，终究没扶起他。礼堂里抽噎声此起彼伏，新战士小周把脸埋进臂弯，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芦苇。后来处分文件下来，肖副连长主动请缨去了更艰苦的施工点。多年后听人说，他在工地上总爱念叨：“多检查一遍支腿，多问一句‘稳当不’，就能少些眼泪。”

　　四、半个世纪的牵挂与告慰

　　如今我鬓角染霜，可每想起那两位战友，心口仍像压着一块石头。他们走时不过二十来岁，要是活着，该当爷爷了吧?四川的竹楼前，会不会有孙辈追着跑?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家”，那些关于未来的打算，都永远锁在了1976年的夏天。

　　从那以后，“安全”二字成了我心里的弦。

　　修京九铁路时，我在碴石场认真检查汽车吊吊装前的支腿支撑环境;在深圳地铁，我蹲在基坑边检查龙门吊的轨道基础、锚固装置等。别人说我“管得宽”，我总爱讲这个故事。

　　有回在工地，95后小伙子听完皱眉：“现在都有安全规程了，哪还会出这种事?”我没说话，带他去看工地角落的警示牌——事故照片下写着：“安全规程血写成，不能用血去验证。”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登高山向北望。山风掠过耳际，恍惚又听见当年的广播声。我知道，有些告慰不必惊天动地：只要后来人多一分谨慎，多一分敬畏，两位战友的血，就没白流。

　　岁月会模糊许多记忆，但有些痛永远醒着;有些课，永远要讲。

　　说明：我没记住这两位战友的真实姓名，由于过度悲痛，后来我也再没有去打听，本文所提的指挥班长、吊车操作手均以某某代替。

　　(黄宏飞，时为铁道兵三十八团十五连战士)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