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县靠近海边，是广东省的“鱼米之乡”之一，出海打鱼的人多，在南洋经商的人也多，新兵邓王生的叔父就在南洋做生意。所以，当地人的生活较富裕，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没有吃过大苦。他们到部队一看，住在半山坡上的帐篷，吃饭没有鱼，也没有地方洗澡，还要在隧道干重活危险活，这种生活无法过，认为当兵后悔了。说他们是被武装部骗來的，都想回家。

这种现象各连都有，他们的逃跑是公开的集体行动。是解放后实行义务兵制从未所见之事，对部队建设影响很大。而且他们当我们的面有意用广东方言商量逃跑办法，因听不懂不好做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营通知各连多派人在各路口站岗设卡，对逃跑新兵强行拉回来，不上班可以。只要人不跑就行，以后慢慢做工作。

至8月末，和平隧道主体工程完工，我连奉调转战成昆线南段德昌县，又担负芝麻地新隧道的开挖任务。

位处西昌市南边的德昌县，距有火车坐的成都和昆明市都很远，再想逃跑已不可能了。但思想问题未解决，有的人根本不上班，有的上班不出力，或见重活危险活尽量躲。其中邓王生想回家的态度仍很坚决，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使用躺床板不说话绝食的办法逼连队放他走。

但这个口不能开，一开口会有连锁反应，而且营团也不同意放走一个战士。当时我连已是连续两年的四好连队，又是被团评为的先进党支部。大家认为：新战士入伍态度不端正，怕苦怕死是认识觉悟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去解决。只能用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在思想上耐心引导教育，所以，班排连三级干部都在认真对邓王生做帮教工作，但不见效果。
 

 

有一天，党支部又召开帮教邓王生的专题会，吸收副排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刚开始，团部打来电话，叫指导员去汇报工作，他走后支部会便由我主持。

帮教邓王生的工作已成我连的难题，连排干部多有异议，多数人已失去信心。这天已是他绝食第三天，怕饿坏叫卫生员强行打了葡萄糖针，以补充营养维持身体。

会上有人说：“邓王生是不堪造就，不可理喻的落后分子，给他讲理等于对牛弹琴。干脆给个处分送回家算了，连队还在乎缺他一个人不行？”

也有人提议：“让他自己逃跑，然后上报团里给地方发个通知，就算自然减员。这样做既达到他回家的目的，又解脱了连里的责任。”多数人都希望连里应当机立断，应尽快处理掉这个不合格的落后战士，以卸包袱。作为行政主官的连长，虽未吭声，但看样子他是默许认可的。

没想到意见一边倒，把研究帮教会开成了处理会。我是不同意这样做，而且指导员临走时也有交待，所以不能搞举手表决。

我说：“我们连有70多名党员，在艰巨困难的任务面前畏惧过吗？如果我们把邓王生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做不好，等于承认我们都是失败者，也不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从何体现？假如征来的新战士都是先进的，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我又问：“在坐的各位，你们刚当兵时是不是思想都很先进？为什么入了党，提了干部，心中就容不下一个落后战士？如果现在要处理邓王生，先把荣誉室的两面锦旗去掉，因为我们连不够‘政治思想好’这一条。”

经我这么一说，再没人吭声了，会议陷入僵局，其实我自己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心里发愁干着急。

正在这时，院中一位战士喊：“连长，邓王生在床上尿尿了。还把下铺的一个床也弄湿了。叫他搬出去，不要再在这里住了。”

开会的干部一听更来气了，但都坐着无一人动，有的把目光转向我，用不服气表情似乎在说：“你有本事你去处理吗”。看来我是躲不开的，也不好意思叫其他干部去。

我跑到班里，先叫人把弄湿的床单晒在外面，让给养员拿新被子铺上，爬上床问邓王生怎么回事？他不睁眼不说话。又叫炊事班端来饭桌，倒了一缸子加白糖的水，叫他吃饭喝水，他仍然无动于衷。我说：“邓王生，你先起来吃饭，你的问题能解决。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同意你走，等我们请示营里批准后，你就可以走。如果你几天不吃饭身体垮了，连走路坐车的能力都没有了。假如你继续这样饿死了，最伤心的是你的父母亲，至于我们大不了受个处分完事了。”然而他对我的劝说毫无反应。

忽然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故事；据守巴州的老将颜彦，管辖着几个地势险要的关口，易守而难攻。他虽然被张飞生擒，但宁死不屈、拒不献关，张飞仍然过不去。性格刚烈火爆的张飞为争取时间竟屈膝下跪，感动得颜老将投降献关。一个封建王朝的武夫能屈尊跪求他人，我作为一名党的政工干部为什么不能跪求战士呢？或许这招有用，便说：“邓王生，我给你跪下了，只求你起来吃饭。”

可是，他对我的跪求视而不见，像植物人一样一动不动。这时候我既着急又气愤，真遇到了一块死木头痞瘩，油盐不进，酸甜不吃。我的解数用尽了，无咒可念了，我真成了失败者。继续下去怎么收场？

指员开会未回，其他干部有的去工地，有的躲开了，没人替我解围，或许有人还等着看我笑话。我进退两难，问题未解决，也不好向上级交待，只好继续跪着。
 

 

快到中午时，上班的战士陆续回来了，他们用疑惑诧异的眼光看我，其中一位广东老兵看到我在邓王生身旁跪着及放着的饭菜，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声骂起来了：“邓王生，你听着，你还是不是人？你凭什么叫指导员给你跪着。你不吃饭绝食想死，这很容易，用不着挺尸折磨人。这里有枪，有铁锹钢钎，房子下边还可以跳安宁河。你是个啥东西？你把广东人的脸丢尽了，你快去死。你死了我回去给你家里人说，部队没人亏待你……。”

这一骂还真起作用了，只见邓王生嘴唇嚅动了几下，睁眼时还流出两滴泪珠，自己慢慢坐起来说：“指导员，我错了!”一句话把我内心的气全驱散了，笑着对他说：“先吃饭。有话以后慢慢说，有的是时间。”

我的苦心得到了回报，邓王生变好了。不久我调团宣传股工作，有机会回连时都会问问他的情况。至于他什么时候复员的，我不知道；到地方怎么样？心里常挂记着他。

因为在我任一连副指导员期间，曾出现过两起因干部对待落后战士的态度不同，处理的方法不同，最后的结果也截然不同的事。

第一起是63年入伍的兰州市兵石宝平(回民)，在打灰窑坪隧道时，因怕苦累经常装病不上班，既影响班排任务完成，又影响出勤率。在65年12月报老兵复员名单时，排长张胜银把他列为复员对象。恰巧这时指导员朱秀文休假了，其年终评比总结和老兵复员一事以我为主进行。

那时正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搞“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时候，其中有规定“部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不能把没教育好，表现差，不合格的战士当包袱卸送地方。”所以，我不同意石宝平复员。

但是，定战士复员名单要以排长意见为主，而且张排长的提名得到多数干部的认可，党支部表决时出现了7：1的结果，按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石宝平被复员了。

一年后有兰州探亲的同志回来说；“石宝平因杀人被判刑劳改了。”经问：石宝平和一女青年谈恋爱，在尚未领证结婚前便带女方在家同居，其母不同意并劝阻，在双方争吵中把母亲杀死了。

我听后很震惊，曾在两次干部学习会上说：“石宝平杀母犯罪一事，虽然发生在离队一年后的地方，但根子在部队，是我们的不负责任，把一个未教育改造好的战士送到地方，才出现石宝平走向犯罪的道路。我们应从外事、前事中吸取教训，检讨自己的工作，耐心帮教战士。”

第二起是邓王生的事。他的公开逃跑，绝食寻死的行为比石宝平更恶劣，影响更坏。同样多数干部为保荣誉，卸包袱，急于处理他。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经帮助教育邓王生变好了，进步了。不但在部队能积极工作，复员后在广东台山市都斛南坑橡胶农场也表现好，是一名好职工。

由此看出：不是战士的思想落后，而是干部的认识观念和工作方法落后。战士表现的好坏，就是干部工作态度的结果。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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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