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五十年》之七

　　作者 胡建文

　　九连的指战们为我上调营部而高兴，湖北老兵赵克怀好像很有经验似的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肯定要被上面拿去的。”

　　二营营部，坐落在九连山坡下的公路边。营部营房呈“凹”形，中间的操场并不大，估摸只有百十平方米。营部设有通讯班、材料班、测量班、炊事班和卫生所。入口处有一木制小岗楼，进门左侧便是卫生所，与卫生所紧邻的是我们通讯班。

　　通讯班有班长、副班长、通讯员共8人。

　　班长1970年入伍，河北唐山昌黎县老兵张宝峰，是一个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好班长。班长1951年生，长的俊，尤其那双大眼很深邃。不高不胖的身材，不是那种人们想象中的高大魁伟的北方汉子。班长在生活方面关心我很细微。平日里言语甚少，我加入通讯班时他便亲切地喊我“阿胡”，他以为南方人的称呼都是这样姓氏前面加“阿”的。

　　“将针斜扎入棉被，轻轻挑起下层的被套，再穿过上层被子……”如何缝被子是班长教的;“针孔大的洞，能透进斗大的风，睡觉时，将棉被左右两侧向下折叠，然后在脚底部从上至下折回，这样脚底不透风就不冷了”，如何盖被子，这也是张班长教我的。

　　工作出了问题，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先是强调“自己没有错”，哪怕他是百分百正确的，他总是耐心地听你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张班长这一点更是让我很钦佩。

　　副班长是1970年入伍的湖南衡阳籍老兵杨兴国。另一位副班长同为湖南籍老兵，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很敦实，他同时兼任营部司号员，因为长期吹号用气过多，为防止患小肠气，所以他每月可以领取白糖一斤作营养。通讯员有1971年入伍的贵州老兵王思贤;1971年入伍的湖北老兵蔡保义因为来自“林副统帅”的家乡而备受宠;1970年入伍的四川万县县(今重庆万州市)籍的老兵章德镇;还有一位便是与我同年入伍、同日分配九连、同日调往营部通讯班、始终笑眯眯的湖南慈利籍战士赵冬海。

　　初到营部，我的任务是担任杨令兴副营长的随从。

　　杨令兴副营长，四川谢洪县人，妻子是南京大美女。他个子不高，但是在全营是出了名的“老黄牛”。因为对下级要求严格，所以连队干部私下里叫他“老杨头”。他不像别的首长那样，很少对我有要求。每次出行，都是对我喊一声，小胡，我们去某某地。他脚上始终是那双看去似乎大了许多的高筒水靴，那件旧军衣也像是大了一号似的，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但是，我们通讯员的军容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白天必须扎子弹袋，挎冲锋枪，必须做到首长随叫随到，我们回答首长最多的是“到!”和“是!”。

　　我们每位通讯员除了随时听从首长召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负责全营通讯畅通。

　　营部总机房设在通讯班。所谓总机房只是一间大约5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座连接团部和五个下属连队以及营首长的十门电话交换机，一张行军床。话务员接听电话动作必须快捷，接线必须迅速。营首长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若是稍有闪失，挨训无疑。尤其是那位曾经也是营部通讯员出身的樊广德副教导员，会在夜半摇响电话，看看你是不是睡“死”了。

　　樊广德副教导员是营首长中唯一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他曾经与我们说起一件往事：″当年我的部队攻克高碑店时，突然被敌军碉堡强火力阻止，营长向身边的一名战士下令“干掉它!”那战士临阵怕死，营长很“平和”地叫他在一边看着，又派了另一名战士冲上去炸了敌军碉堡。然后回过身来二话没说一枪将那怕死鬼给毙了。

　　樊副教导员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在教育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军人要勇敢，军人便是服从。

　　我们在驿马岭待的时间并不长。部队完成驿马岭洞库施工任务后，紧接着北上转移，接受沙通铁路建设新任务……

　　(未完待读)

胡建文
197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曾任铁道兵第十四师六十七团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正排职电影组长、副指导员、铁道兵第八师三十九团正连职文化干事，副营职秘书。
在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四次、被评为铁道兵精神文明积极分子、铁道兵优秀文化干部。
1985年1月部队转业，从事地方文化旅游工作。担任浙江省建德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建德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宣传科长、团委书记等职。
全国首批高级导游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文化旅游学会会员
出版发行68万字著作《行走天下》(上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