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 海 浪 花 （七）
余 荣 华
- 我当上了铁道兵
（一）白衣战士的欣喜
1965年8月15日，是毕业分配公布名单的日子，下午5点钟，我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学生科开座谈会，到了学生科，已经有十多位同学就座了，有一位穿便衣的军人，非常爽朗地对我们讲，你们已经是铁道兵了，这时大家明白了，我们这几个人被分配到铁道兵了，我将是一名军人了，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终于实现了去部队当兵去的理想，也就是说我将要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白衣战士了。
离开家乡，途经南京，从南京坐上火车，又经过十八个小时，到了北京火车站。1965年8月28日，这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从北京火车站乘坐公共汽车，顺着长安街向西，在永定路附近，找到铁道兵8770部队，在干部科办理了报到手续，今天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同时也意味着我学生时代的结束。在学校里读了十七年的书，学到了一些知识，今天终于走到社会上，成为一名铁道兵的医务工作者，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铁道兵全体官兵献出我的一切。这时候,豪情满怀，壮志凌云，心潮澎湃，在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可是对谁说呢？只好写下片言只语，留在日记中，记录我的过往流年。
铁道兵8770部队，这是新组建的部队，负责修建北京地下铁道，从全国各地的大学和中专招来了很多的应届毕业生，总数将近百人，部队统称我们这些学生为学员。1965年9月2日下午，根据领导的安排，我们开始分配了，所有新学员都要分到部队基层去，我是被分在8779部队十一分队。先到团部机关，刘团长接见我们，讲了一些欢迎的话，干部股的闽登富干事又告诉我，要到十一分队报到，分队就在玉泉路西侧约一公里处，分队所属三个连队，都住在附近，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全部住在毛毡制成的帐篷里。来到十一分队，已是晚上六点钟了，一位个子很高的张营长接见了我，并告诉小通信员，到厨房做了鸡蛋面条，是用一个大面盆装的，这种面盆在我们家乡是用作洗脸的，现在部队用它盛饭菜，这还真是一件新鲜事。吃完晚饭，营长又告诉我，当晚要住到三连去，到了连队，藏连长更是热情又加，小通信员主动拿行李，安排床位、倒水、让座，十分亲热。在充满了新鲜、新奇、热情的气氛中，晚上八点钟左右，住到三连二班的帐篷里，帐篷里用木板搭起大连铺，班长睡在门口，我的铺位就靠在班长的右侧，躺在连队的帐篷里，久久不能入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又被一阵军号声惊醒了，原来是战士们已经起床了，他们在出早操，根据班长的安排，我例外地留在帐篷里，战士们在连部的小院子里，排成整齐的队形，一边跑步，一边喊着，一、二、三、四，接着又高唱《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歌声雄壮嘹亮。全连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这是连队的早晨，这一切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多么想留在连队啊！然而，翌日上午又接到电话通知，马上带好行李，到团部结合，然后到师部开会，晚上就不回来了，在连队的帐篷里只过了一夜，这就是第一次在军队帐篷的生活。
(二)接受再教育
来到部队没有几天，为了接受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就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我来到密云县西庄子公社。在四清工作队中，要做好刘汉文团长的医疗保健，他有高血压病，经常需要测量血压,调整用药，工作队的人员发生疾病，我也要去安排治疗。住在西庄子卫生所里，不少村民来诊所门诊，有时也给这些村民看病，对于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为病人治病是满腔热情、乐于从命的，非常幸运，在四清工作中，我还担负着医生的责任。
西庄子公社是一个山区中的小村庄，在一个小丘陵的南坡下，村子的南侧有一条小河，水深不到一米，宽约20多米，水流哗哗作响，近闻如战马嘶鸣，群众称白马关河。走出村庄，基本都是山沟小路，向西就是在一个山梁，那里有西弯子村，顺着刚修好的公路，向北可以到冯家峪村，向东到老爷岭村，向南是西庄子公社的几个生产大队，都在密云水库的北岸。村里的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吃两餐，多以地瓜为主食，现在是1965年，绝大多村民从未见过汽车，我们四清工作队人员，要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和农民一起干活儿时，一位农民用绳子拴住一个男孩，干活时，就把男孩拴在树旁，我们很不理解，经过询问，这个小孩出生时就是傻子，在这个村子里，这样的小孩还有好几个。
参加四清工作队，我负责西庄子卫生所的四清工作，住在西庄子卫生所里，和卫生所的医生生活在一起，其时，幸好遇见北京医学院附属北大医院医疗队的队长林传镶教授，有一个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床，晚上,我们两个人就睡在这个床上。我在医学院读书时，有一本《内科学基础》教材，他就是这本书的主编，这次能相见，非常幸运，这是我学习医疗知识的极好机会，后来，林传镶教授告诉我，由于山区群众近亲结婚比较多，不少人家的小孩有畸形，有的是先天愚傻，村里的傻孩子多，就不奇怪了，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叹息道：真是贫穷落后啊！如此贫穷落后的农村啊！
1965年9月16日，来到这个山村才十多天，这天早晨，刚刚吃完早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卫生所，找到卫生所的杨明书医生，请求给一毛钱的药，杨明书医生毫不迟疑地给她3片麻黄素，看样子，这是本村一位很熟悉的病人，未见到病人，为何就能给麻黄素药片呢？麻黄素这个药是一种限制性药品，不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的，这样的诊疗过程，我有点疑惑不解，我紧随老太太走到她家，想看个究竟，进到她家一看，她家有一位十四岁的孙女，叫郑秀兰，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气，口唇明显发紫，已经两天不进食了，家中老大爷说，小孩得病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公社信用社借了三十块钱，钱用完了，病还没有好”。我回到卫生所，询问卫生所负责人陈继儒医生，他的回答更是出乎我的意料，说得非常轻松而又明确：“这个孩子不行了，只好等死！”。难道贫穷的小孩真的没治了吗？是没有钱还是无法治的病？我立刻和医疗队的林传镶队长讨论和商量，决定再到郑秀兰家中看望病人，经过简单的听诊检查，病人两肺满布哮鸣音，可以明确诊断为，慢性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这是一个可救治的疾病，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寒假回家时，就曾用过针灸，给本村的病人治疗过这种病，这一次，我大胆地用针灸给郑秀兰治疗，取了四个穴位（定喘、肺俞、足三里、合谷），大约10分钟以后，哮喘渐渐减轻了，由于医疗队的大力支持，在林传镶教授的指导下，选用了支气管解痉药、抗过敏药，又用了一些消炎药，经过两天的治疗，病人已经能起床自由地行走了，肺部也听不到哮鸣音了。郑秀兰终于得救了，第一次能为山区农村的孩子治好病，我感到无比的开心。
来到西庄子公社已经一个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卫生所所长陈继儒给一个人拿止痛药，他嘴里还叨唠着：“没有特效药，你到哪看，也只能是这样”。我有点不理解，就问了陈继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告诉我，西庄子大队有个郭刚荣病人，患有直肠癌半个多月了，躺在家里，现在只能对症治疗，用些止痛药。带着特有的好奇心，我找到郭刚荣家，说明来意后，问了一下病情。郭刚荣告诉我，大约在二十天前，发现大便有血，并有腹痛，同时还有腹泻、发热等不适，病后十天左右。卫生所陈所长来看过，他看过大便后，很果断地说，大便这样了，全是脓和血，是直肠癌晚期啊！没办法啦，等着吧，家里没有钱，只能等着啊。我又问郭刚荣，陈所长检查过你的肛门吗？郭刚荣很相信陈所长，他说，陈所长技术高，不用检查肛门，一看大便就知道了。我还是有些疑惑，直肠癌不经检查肛门就能诊断吗？直肠癌为何发热、腹泻？有脓血大便的直肠癌病人多为晚期了，病程还不到一个月，现在看起来也没有消瘦，难以解释。我简单地检查了病人，一般情况还好，手测体温为中等度发热，心率八十二次，心肺未发现特殊，腹部检查，肝脾不大，未扪及包块，无固定压痛点，肠鸣音活跃。见到上午刚刚排出的大便，明显的脓血便，并有少量白色粘液，我回到卫生所，拿了橡皮手套，给病人做了一个直肠指检，未发现直肠有肿块，在手套上，没有血迹。这时候，我确信这个病人起码不是直肠癌，很可能是感染性肠道疾病。鉴于西庄子卫生所的具体条件，没有大便检验，没有结肠镜检查，我建议病人先用些肠道消炎药，观察病情变化，必要时，再考虑下一步检查和治疗。因为郭刚荣知道了我是北京来的军医，同意接受我的治疗方案。三天的黄连素、四环素治疗量，四天的氯霉素治疗量，病人腹痛、腹泻、发热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大便正常了。郭刚荣连自己也不敢相信，他的直肠癌好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也曾使我胆战心惊。没有肠镜的检查，就否定直肠癌的诊断，没有实验室检查大便，就诊断肠道感染。我这个勇敢的莽撞，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事后，我也捏了一把汗。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也退休后，再次去西庄子村旅游，郭刚荣的儿子还记得我的名字。
1966年的1月21日是春节，这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在春节期间，我们四清工作队队员有七天的假期，但是每个工作队需要有一个人原地留守值班。
我们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不是家在北京市，就是在北京市有亲人或朋友，为了让他们可以回家过春节，我向领导请求，我的家不在北京市，可以留守在西庄子，再则平时有很多社员要求我给他们看病，因为工作忙，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留在西庄子，还可以利用这七天的时间，为西庄子的社员诊治疾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的请求得到领导的批准，我非常高兴。
我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负责西庄子公社的供销社、小学校、兽医站和西庄子卫生所四个单位的四清工作,在春节期间，供销社的生意兴隆，卫生所的医疗工作也不少，虽然学校和兽医站的事比较少，但是，也不一定完全没有事，由此可见，春节假日期间，就留我一人值班，我肩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
1月18日，留守的第一天上午，我与西庄子卫生所所长陈继儒讨论了春节期间的值班和门诊问题，与他商量好，必要时，我可以门诊或出诊。由于供销社的门市部售货太忙了，下午我也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售货员，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全天的销货量达到了七百多元，是平时的一倍多。晚上又和供销社的王德义主任谈了心，和他讨论了除夕下午的工作，根据当地习惯，是否可以照顾职工早点回家，就这样我愉快地度过了留守的第一天。
说起春节的除夕，我的思绪万千，前年的春节除夕，我是在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宿舍的传达室，孤独一人，静静地沉思。去年的春节除夕，我是实习医生，也没有回家，那是在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度过的，那时我为工人医院全体实习医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春节晚会，身心的疲劳是小事，事后的寂寞、郁闷，几乎成了春节的主题。今天的春节除夕，这是一个不平常的除夕，这是我离开医学院来到军队的第一个春节，今年穿上了黄军装，衣食无忧，安闲而又幸福地欢度春节。今天我来到北京市郊区，在长城脚下的小山村过春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到远在家中的父亲、母亲和弟妹们，他们是怎样过春节的呢？或许会比往年更好吧！
夜幕降临了，西庄子村的除夕是静悄悄的，村民的房前屋后，几乎没有人走动，西庄子村时有喧闹，远处时而传来稀稀拉拉的爆竹声，没有一家门前有红灯笼，但是，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有红红的对联或福字。
除夕的晚餐，按照惯例是吃饺子，晚饭后，我在西庄子供销社的院子里来回踱步，供销社的职工马宗武也走过来，我们边走边聊天，马宗武告诉我：“这儿的春节有很多特色，有不少乡风民俗，不要只看到屋外没有人走动，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吃饺子、喝酒呢。喝酒是山村农民的一个习俗，女儿春节回娘家，总是要带一瓶二锅头。除夕的早餐吃合乐，合乐是专用工具压出来的面条，或叫饸饹，饸饹是一种油炸的面食，合乐和饸饹，其谐音皆表示合家欢乐。除夕的晚上要吃饺子，北京人有句顺口溜：好吃不如饺子，再穷的人家，春节总得吃一顿饺子，没有面粉，白薯面也可以，还有一个小小的笑话，有人故意将饺子包得松一些，在煮饺子时，当饺子破了，不能叫破了，而是应该立刻说挣了，其意就是挣到钱了，还有人故意在饺子里包进去一个硬币，谁吃到这个带硬币的饺子，就是今年要发财了。除夕的晚上要多做一点饺子，留一些在大年初一吃，表示年年有余粮。这里的乡风村俗可能还有很多，就这些新闻，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正想回屋里取暖时，供销社王德义主任和张凤勤职工邀请我和马宗武在一起打扑克，房间里点着煤油灯，收音机播放着中央广播乐团春节演唱会的乐曲，在这山区的角落里，竟然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欢乐天地，我也贵为一尊。当今国家，当今农村，仍在困难时期，我实感汗颜有愧！快到夜里十二点了，也谈不上是守岁，大家就收场了，回到西庄子诊所宿舍里，稀里糊涂就睡着了，一阵一阵爆竹声，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春天来了！
大年初二，黄峪口大队有多个发热病人，几个村民来卫生所请医生出诊，我立刻和卫生所负责人陈继儒说，值班的医生不能离开岗位，我去出诊吧。他同意了，并交待出诊的路线，我背上出诊包，向西经过西弯子大队要翻过一个小山，这里基本上都是山路，不能骑自行车，大约步行了五里多路就走了一个多小时。黄峪口大队有三十多户人家，全住在一个山沟里。山沟入口处，一位大妈把我接了回去，他的女儿冯亚兰正在发热，我检查病人时，发现有右上腹胆囊区的触痛、压痛的体征，我诊断她的病是急性胆囊炎，给了她退烧药和消炎药。顺着山沟向前走，挨家挨户巡诊，有十多家均有发热病人，其症状大都相似，发热、咽痛、鼻堵、流涕，基本上是感冒，很可能是一次流行性感冒，我都分别给了相应的药物治疗。有一户人家，只有两位老人，看相貌皆为近六十岁，两人均发热，也是感冒，但是，没有钱拿药，他们的退烧药和抗感冒药，仅仅是五元钱，我替他们付了药费，并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方法，用少许生姜和大葱白加入两碗水中，水烧开三分钟，待水温后，饮服，一天服两次。回到诊所后，向诊所交完了医药费，太阳已经下山了，早春的大地有明显的寒意，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从春节的第三天开始 ，我就分别到西庄子公社的董各庄、杨各庄、老爷庙、赶河厂、高家岭、前宝峪岭等生产大队巡诊。每个生产大队的社员都十分热情，上午看完病人后，抢着留我吃饭，我都一一谢绝了，我身上带的几个地瓜是最好的午餐。在赶河厂生产大队遇到的一个病人，引发了我的深思。病人是一个酷爱抽烟的老年人，六十来岁，男性，每到冬季，总是咳嗽、咳痰，时好时坏，已经五年多了,久治不愈,要求我再给他看看。我给他检查了身体，除肺部听到干罗音和少量的湿罗音，其他基本正常。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是没有问题的。我给他用了些消炎药、止咳、化痰药，并建议他停止抽烟一周,结果五天后,他特意到西庄子卫生所来感谢我,并喜气洋洋地告诉我，多年的咳喘病好了。
在西庄子公社将近一年的时间,与其说是四清工作队的队员,还不如说是西庄子公社卫生所的“客座医生”,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医生,能为北京郊区的山沟里农民治病,真正感受到山沟里的农民太需要医生了，我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受到了再教育。
（未完待续）
整理：吉 农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