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插队农村知青返校到流水中学上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文革”期间招工、征兵的政策，以致后来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都是不能直接从城镇青年里招收，必须从农村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中招收。1970年流水中学开办高中班的时候，许多“老三届”都已经下乡满两年，就等着招工了，因此大多数知青都不愿再入校学习。能够返校再读高中的，都是把知识看得比工作更加重要，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有想法的!正如李书章同学说，流水中学高中两年，也确实为我们后来的学习、生活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知识基础。

　　我们流水中学首届高中班许多同学都非常优秀，也都是有大志向的。我只在流水中学上了一个学期，对学习的记忆不深，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学校宣传队的日子。

　　1970年底，安康县要举办全县中学生文艺汇演。通知下来，流水中学立刻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几乎都是我们首届高中班的同学，为参加年底的文艺汇演积极做准备。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乎是学校、工厂、机关单位的“标配”，而当时红极一时的“八个样板戏”选场、选段也都是宣传队的逢场必演的“保留节目”。其他演出形式最多的就是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对口词、群口词，就是将一些慷慨激昂的宣传口号排列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加上简单的动作。此外还有的就是快板书、小合唱、表演唱等。

　　我那时才16岁半，个子还没蹿起来，没有到现在的一米八个头，在宣传队排演样板戏选场节目里绝对演不了“高大上”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宣传队里秦总建、李冬萍、邓鼎安等同学永远都是演“高大上”英雄人物的主角，我只能演一些配角。记得在我们排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选场里，秦总建同学扮演李奶奶，李冬萍同学扮演李铁梅，我扮演的是那个卖木梳的小特务，只有几句台词现在我还记得：

　　我假扮游击队通讯员上场跟李奶奶对接头暗号：“我是卖木梳的。”李奶奶问我：“有桃木的吗?”我说：“有，要现钱!”李铁梅一听暗号都对上了，于是要去取红灯，这是对暗号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被李奶奶制止了，而端起一盏煤油灯。于是我以为这就是暗号，大喜过望地说：“我可找到你们啦!快把密码给我，交给北山游击队。”结果李铁梅连说几个“滚”字，将我推出门外……

　　在《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选场，李冬萍同学扮演小常宝，邓鼎安同学扮演杨子荣，我扮演常宝爹。对前来深山问苦的杨子荣说了一句“八年啦，别提它了!”就引来扮哑女小常宝的李冬萍和扮杨子荣的邓鼎安大段对唱，我只有在舞台上低头听的份。

　　也许是因为我嗓音好，也许是因为节目不够数，我还和上官敬华同学演了一段《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场里沙奶奶和郭建光的一段对唱。我的身高虽然比不上邓鼎安同学，但在这段对唱里，我还是要显得比敬华同学要高一些，还算合适。唱段还不是从对唱开始的，前面我还有郭建光的一大段谭派唱腔，至今我也还会哼唱，只是全无谭派的味道：

　　[西皮原板]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转[二六])与首长/[流水]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快板]军民们准备反“扫荡”/何日里奋臂挥刀斩豺狼/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早早回前方!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