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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相差不到14个月，就先后都驾鹤西去天堂仙界。是年，父亲98岁，母亲92岁。有好友闻此哀讯，在告示我们节哀顺变的同时，又连连惊叹道：两位老人家感情笃深，喜丧，喜丧！

      亲人仙逝，何喜之有？见我嗔怒，好友赶忙解释：老北京俗称逝者“福寿全归”是为“喜丧”。“福寿全归”即全福、全寿、全终，三者缺一不可才能谓之“喜丧”。全福是家门人丁兴旺，逝者为家族之长，尊为祖者；全寿是高寿者，逝者70岁古稀之年以上才为喜丧，双亲都已年过上寿之年，当然是喜丧；全终为善终，没有遭遇意外的天灾人祸，而是积德行善，圆圆满满结束一生，无疾而终。两位老人家“福寿全归”三者占全，不正是喜丧么！

       好友这么一解释，我立刻释然，但又疑惑，好友又是如何判定两位老人家感情笃深呢？

       那是当然，也是必然！两位老人家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即使去了极乐世界也要一前一后，相约同行。如果不是感情笃深，何至于此！

       好友一番话，立刻勾起我对父母情深的无限追思和满满回忆。

       父母相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人以群分”都是以家庭出身成份而论，婚姻的“门当户对”自然也是把家庭成份放在首位。十年动乱期间，所谓“红色血统论”更是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谱成“革命歌曲”，造反派抄家到哪就唱到哪，以革命造反之名，行打砸抢之实。

       以当时的标准看，父母是极不“般配”的。父亲出生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贫下中农家庭，早年参加革命，已经是安康地委机关干部；而母亲则出生在当地一个小地主家庭。因此，父母的相爱自然遭来自组织上的一些同事反对。

      但是父亲与母亲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直到毅然走进婚姻的殿堂，两情相依相守七十年，从纸婚、木婚、铜婚一直走过银婚、金婚、翡翠婚、钻石婚，直到婚姻七十周年的白金婚。当年父亲理直气壮地对劝阻他们婚姻的人说，解放前她（指我的母亲）还是个学生，从没剥削过任何人。解放后她刚刚走出校门，就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志同道合，都是革命干部，结婚何错之有？

      十年动乱时期，父亲已经是安康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被当作“走资派”批判，其中“罪过”之一也是和母亲的婚姻，给父亲写大字报说父亲不能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云云。批判会上，父亲依然据理力争说：1964年5月1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讲到划阶级成份问题，毛主席说：“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毛主席还说：“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

       那时候，大批判大辩论时只要一方能引经据典搬出毛主席语录来，立刻就能让对方哑口无言，无力反驳。就这样，父亲并没有因为和母亲的婚姻问题受到太大的冲击，用毛主席反对“唯成份论”的观点，保护了母亲，也保护了父母的婚姻。

      同样，在父亲遭受批判时，母亲也无条件地给予父亲最大的信任和支持。父亲文革中被派性夺权靠边站时，母亲始终给予父亲最大的信任，坚定地和父亲站在一起。文革武斗期间，父亲在“牛棚”由部队集中解送省城途中被派性武斗分子劫持，母亲为父亲的安危担忧，整日提心吊胆衣食不安，最终想方设法突破派性武斗重围与父亲团聚。父亲从“牛棚”解放后下放到农村任职，母亲毅然决然走出安康城内机关家属院的舒适区，携我们兄弟3个一同前往100多公里之外大巴山区的偏僻农村小镇安家落户，与父亲同甘共苦，给单身在外的父亲以家庭温暖。

       每每谈及动乱年月，因为出身不同、观点不同、处境不同而夫妻反目为仇的、子女与父亲断绝关系的不乏其人。有的人就是因为家庭这道最后的防线未能给予最后的保护而被逼无奈走上绝路。每每提及这些，父亲很感慨地说，家是人生最可依靠的安全港湾，也是人在社会遭遇不幸时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正是因为父母恩爱有加、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才安全渡过史无前例的那场劫难。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