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铁血雄师·我见到了毛主席》
 

　　梅梓祥导读：

　　我们在过去的纪录片以及现在的网络视频中，看到过领袖接见各种人：领袖或招手，或鼓掌，面向人群走过;有时候与其他陪同的领导就坐，与被接见者合影留念。但“接见”的背后情景，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徐殿勋写的《我见到了毛主席》一文，介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过程：入睡后被通知到北京;连夜冒雪驱车十几个小时，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北京指定地点，获知被毛主席接见，中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几日后，紧急集合，赶往北京体育馆;毛主席等领导出现在主席台，“毛主席万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深感是个人的光荣，更是援越抗美部队的光荣。
       细节耐人寻味!

　　我见到了毛主席

　　六支队(13师) 徐殿勋

　　援越抗美结束后，我们部队从炎热潮湿的亚热带丛林里奉命调回到了山西的塞外高原，参加京原铁路建设。这种突然的巨大气候环境反差，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能适应，特别是从来没有到过北方的江南人，真是巨大的考验。塞外的黄土高原，真是“山高不长草，风刮黄沙跑，吃水贵如油，四季难洗澡。”不少人脸上一层一层地起皮，口干舌燥，经过长时间以后才慢慢缓解。

　　大概是在1969年的元月五六号，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已经入睡了，突然通信员敲门让我们赶快起床，穿上皮袄和大头鞋，带上牙具准备出发。我们问他去哪里?通信员说：“可能是去北京。”

　　这个时候大同去北京的火车已经没有了，而北京要求我们师、团干部在第二天中午的12点之前必须赶到。当时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组织了7辆北京牌212吉普车，每辆车上都配备了两名司机，冒雪连夜赶往北京。由于当天雪下的很大，又是晚上，一路十分艰难。沿着狭窄的沙石路，穿越太行山十八盘险境，从紫荆关长城古道进入京大(名府)国道。经过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们到达河北的高碑店，在兄弟部队吃了早饭后，又继续出发直奔北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奔波，我们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前到达了目的地，并在招待所安顿下来。一进入招待所，上级就规定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总之中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们只能在住处等待。

　　这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到了元月8日早上，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哨声，我们立刻赶往北京体育馆。当我们进入会场的时候，陆、海、空三军的待接见人员，已经陆续入场。我们被安排在最佳位置，估计是因为我们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回来的缘故吧。

　　会场内，看到军委办事组的人员都在台上来回走动，各军区的领导也已经排队站在了台上。突然间，我看到了我在当步兵时的师长徐国贤，我们面带微笑地互相招手致意。能和老首长一起受阅，更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受阅台上，各军、兵种方队人员都显得特别兴奋和激动。当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出现在接见台上时，全场顿时高声响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开始，毛主席主要是面向台下招手，此时安排在接见台侧面的海军方队人员，因为看不到毛主席，突然都站了起来。周恩来总理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情况，招手示意大家坐好，随后走到了毛主席跟前，扶着毛主席和海军方队见面招手。

       这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驻京部队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的难忘情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受到毛主席接见，这必定与我们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回来有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战友们的光荣，更是我们援越抗美部队的光荣!

       作者简介：徐殿勋，山西人，1932年出生，1946年8月14岁就参加吕梁军区警卫队，接着就跨过黄河，参加延安保卫战和整个大西北的解放。1950年调入空军航校，1951年8月调入空军17师任军械员、军械组长、军械副主任、主任、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基地训练科副科长，组织计划科科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65年调入铁道兵，任13师后勤部营房科长，同年底参加援越抗美。1976年转业到康城电厂，任副厂长、厂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6月离休。

　　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