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孜：我为王力续写生平(之二)
 

　　史料显示，王力跟随周恩来副主席飞赴重庆的时间是1945年1月24日。这一天是农历甲申(猴)年

　　腊月十一，正值春节前的隆冬时节。

　　这时全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在日寇占领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已经在各个局部对困兽犹斗的日伪军发起了反攻。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这时全国敌后已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总面积已有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

　　而面对1944年4月侵华日军突然发动的豫湘桂大战的正面战场，到5月11日时却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大溃退的情况。

　　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抗日同盟国、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他接连三次派出总统特使来中国考察访问。

　　王力跟随周恩来飞重庆，就是由罗斯福的第三位特使赫尔利来华引起的。而且被史学家认为，赫尔利来华标志着是中美两国、国共两党关系发展走向的一个转折点。

　　此节并非题外话

　　背景蕴蓄照片中

　　为了解王力于1945年1月跟随周恩来赴重庆事，我借助网络搜索追寻下去，一张载入史册的图片映入了眼睑。此照片正是记录着这件大事：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前美军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他的第三位总统特使飞抵重庆，前来调停国共两党关系。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11月7日。这天，赫尔利由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林伯渠、国民党和谈代表、国军二级上将张治中陪同飞抵延安，来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商谈。
 

　　照片上五人，左起依次是：周恩来、赫尔利、毛泽东、张治中、朱德。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朱德是已经被蒋委员长亲自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总司令。

　　在赫尔利来华前，美国政府先后曾由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副总统来华商谈结盟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插手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三人颇有不同。

　　先说史迪威

　　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41年12月7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随后更多国家加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单独辟出同盟国中国战区。1942年3月，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此时的史迪威将军还兼任着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还兼任着中国战区租借物资总监一职。他的军衔为陆军中将。蒋介石还亲自赋予他对中国赴缅远征军的指挥权。史迪威目睹中国抗日的战事，曾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将援华军火等战略物资的一部分分配给卓有战绩的八路军。

　　由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中国战区与缅北中国远征军指挥上的分歧已到难以弥合的地步，1944年10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执委会议上大骂史迪威，强硬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要求史迪威去职、美援华物资由他自行分配、如果美方拒绝，中国政府将自力更生。10月5日，罗斯福终于做出让步，决定免去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美援华物资也将不再由其支配、史迪威仍然保留对中国远征军反击缅北的作战指挥权。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召回电报，黯然离开了中国。离开前他致信朱德:“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同时，史迪威还给朱德寄去一件皮夹克以表敬佩。

　　1946年10月12日，回国仅两年，史迪威这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军人郁郁而终，年仅63岁。弥留之际，史迪威说“我真想扔掉手中的铁锹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复枪和他并肩作战。”

　　当朱德听到史迪威逝世的消息后，万分悲痛。他压抑着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自己失去了一位难得知己的苦闷，挥笔给史迪威夫人写了封唁电：“史迪威夫人：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并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对你及你的家庭谨致悼唁。”

　　随后，史迪威夫人给朱德发了份感谢电：史迪威了解您的志愿，是要中国人民过上应该过得幸福生活。

　　再说华莱士

　　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出于对蒋介石指挥作战的失望，1944年6月，罗斯福又委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华莱士飞抵重庆。他向蒋介石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寄予的“信心与希望”，提议国民党同共产党达成某种妥协，以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力量，并表示美国愿在国共间斡旋。

　　7月10日，华莱士向罗斯福提出，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指出这“是一笔短期投资”，他认为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因此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改组政府。华莱士在重庆组建了美军观察组、指定美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为组长、迫使蒋介石同意，于1944年7月22日飞抵延安考察访问。

　　9月30日，包瑞德经过考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关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共士兵士气高昂，其迫切需要的是弹药、步枪、轻重机枪、驮载炮、信号装备和爆破器材。

　　不得不说的赫尔利

　　赫尔利抵达延安，从11月7日到10日，他与毛泽东等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商议修订了协定内容。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主要内容共五条，简称《五条协定草案》。

　　11月10号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好字，并派周恩来与赫尔利一同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当天下午，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抵达重庆。

　　赫尔利马上就会见蒋介石，递交了他与中共达成的五点共识。然而蒋介石直接予以回绝，坚持他的一党专政主张，要求共产党必须把军队和政权移交給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然后才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可挑选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赫尔利没有再坚持同中共最高层达成的共识，转而支持蒋介石。背弃了他在延安对中共许下的诺言。

　　11月21日，赫尔利正式向中共方面转交国民党的三条“提示案”，还企图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不合理要求，被中共断然拒绝。此后，赫尔利即向美国政府提出反对援助中共军队的建议。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又有1945年初受命与蒋介石再度谈判呢?

　　我继续搜网释疑。一篇题为《周恩来与1945年年初的国共重庆谈判真相》的文章呈现眼前。作者杨天石，发表时间：2014-07-09来源：《中华读书报》。

　　这篇文章说：1944年12月20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他很高兴，中共没有关上解决问题的大门，国民政府也倾向于继续谈判，建议周恩来再来重庆。

　　12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建议赫先派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来延一谈，电称：“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12月26日，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不愿再继续抽象讨论，特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等地的国民党军;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4点要求。函称：“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

　　转眼过了新年。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周恩来前函，认为背离了原定先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而后讨论特殊细节的议程，提议由本人陪同行政院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以及张治中，短期访问延安，私下讨论，在达成协议后与毛、周一同返回重庆，签署两党协议。

　　1月11日，毛泽东致函赫尔利，批评8年来两党秘密会议，国民政府方面均毫无诚意，担心赫尔利等来延，仍无结果，徒劳往返。毛泽东提出新方案：“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

　　毛表示：“上述建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毛提出建议后的第三天，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徐冰即在重庆召集民盟的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杨杰以及王炳南等七人座谈，与会者一致赞同，提议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之间的共同纲领草案。

　　毛泽东的新建议自然使赫尔利很高兴。1月14日，赫尔利与蒋介石共同讨论。蒋称：不论有无共产党参加，不顾目前所处的战争状态，他都将立即采取步骤，使政府自由化和净化。其主要内容为：在下星期一宣布成立有其他党派成员参加的战时内阁，邀请共产党参加，而不论其是否拒绝。

　　有了蒋介石的“改革”计划，1月20日，赫尔利派机飞赴延安，致函毛泽东，声称国民党准备做出重要和切实的让步，决定组织包括非国民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并有广泛的权力，希望周乘派去的飞机返回重庆谈判。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表示同意。

　　1月24日，周恩来再飞重庆。

　　行前，毛泽东指示：1.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2.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3.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周恩来肩负着如此繁重的使命去和那么阴险狡猾的对手谈判，他为什么要挑选延安马列学院教育科干事、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力做他的随行秘书，就显而易见了。(待续)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