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爱好不多。有一点点听音乐的兴趣，但只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不愿意去观看热闹的音乐会，尤其是那种有所谓大明星出演的大型演唱会，更是不愿前往。有时候，碰到热心的朋友，硬是塞过来几张票，也许，人家拿来的票，都是市面上极为难得的热销票，但也不可能打动我的心。碰巧有喜欢此道的人在身边，我会立即转手相送，否则，宁可把票放进碎纸机，我也不大会接受对方的邀请。
女儿这样评价我：“爸，没有你这样的，连大歌星的名字都不知道。哼，你真是老了，已经落伍啦！”
是“落伍”了吗？就自己心底的感觉，对女儿的批评，还真难以接受。她们那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些上了年纪人的心境的。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更曾经兴奋和激动过，而且，在我们心底涌动过的那些或许是很平凡的经历，可能比他们想象得更加美妙动人，更加精彩绝伦！
不相信吗？
说说44年前的一段往事，请朋友们帮忙评判评判。
那是1967年的12月初，西北风刮得正猛的时节，我们北京四中的八个同学（吕斌轩、朱景济、赵振华、王林、王致公、黄孝国、陈朝以及本人），和众多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一道，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列车。
这是一趟开往北大荒的专列。上千名乘客清一色的装扮：羊剪绒的帽子，蓝色的棉制服，身边放着大小差不多的行李包。
除了大串联的时候，北京站好像没有这么热闹过。车上车下，欢声笑语，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气氛极为热烈，用现在的语言形容，那煽情的场面，让人无法不动情。
我们都是自愿到北大荒去的。那时候，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还没有发表，没有任何行政组织的强迫命令，也没有任何媒体的宣传动员，我们这群年轻人，只是听了北大荒的有关介绍，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就我本人来说吧，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有两个原因。
其一，学校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近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里来了军宣队，宣布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每天早晨，需要到校参加的“天天读”变成了“天天赌”，全班几十个人，四个人一伙，分成若干组，打扑克。接连几个月，过这样的日子，而且不知道还要过到何年何月，长此下去，该有多么的痛苦！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可能不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
其二，或许是因为家庭出身和兴趣爱好的关系，我一直对边疆垦荒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读过北大荒作家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以及林青的散文集《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对那里辽阔宽广的土地，对垦荒者粗犷豪放的性格，对北大荒的传奇和神秘，我早已心驰神往，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
而且，在决定奔赴北大荒之前，我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过了。在下本名“硕儒”，是长辈们精心琢磨出来的。从这两个字里，谁都能悟出他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我的长辈们学历普遍不高，只有一位叔叔读过大学。但在我们家里，对儒学的景仰十分虔诚。还在上小学之前，爷爷就从家里的旧书中捡出《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教我认字，还让我背诵其中的名句。所以，后来当我从《论语》中得知，孔子的弟子司马牛，名“耕”，而且算得上是真正的“硕儒”时，不由得激发出了自己改名的灵感。
得知北大荒来北京招收农业工人的消息，没有和家长商量，我就兴冲冲地赶去报了名。填报名表的时候，需要有家长的签字，当时也是灵机一动，拉过好朋友陆鸿明，请他帮我写下了父亲的名字。
当然，现在回忆起来，当初下定决心走这条路，脑子里并不完全想着投身边疆建设、报效祖国，而更多的是想走出学校、走出家门，在广阔天地里自由地呼吸，创造自己感兴趣的全新生活。
可以想象得出，千百名踏上这趟专列的同行者，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家庭背景，甚至还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追求，但毫无例外地，我们都被北大荒人的精神和他们的传奇经历所感染，满怀激情地聚在一起，并肩奔赴北国边疆。
列车驶出北京，穿越宽阔的华北大平原，直奔遥远的东北边城。
这样一群年轻人，这样一列火车，自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格外地引人注目。
火车在飞奔，我们的心还在激烈地跳动。毕竟是第一次自己把握自己，即将展开自己崭新的生活场景，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呢？
就在这时候，就在车轮和铁轨的混合吟唱声中，忽然，车厢里响起了悦耳的歌声。
独唱，女声独唱，声音高亢而生动，饱满而激昂，一下子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惊喜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歌声的源头！
看清楚了，是她！
一位个子不高的女生，正站在那里动情地歌唱。一身相同样式的蓝色棉制服，穿在她身上，肥肥大大，显得不是很协调。只见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圆脸上的一对大眼睛，亮晶晶的，灵光四射，分外有神气。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像个大娃娃的女生，从她喉咙里发送出来的声音，竟是那么清脆、嘹亮、铿锵有力，似乎还具有某种神奇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不知不觉地，热烈而杂乱的聊天声消失了，轰轰隆隆的列车行进声减弱了，偌大的空间里，仿佛只飘荡着她那动听而美妙的声音。
她就那样轻松而平静地站着，除了偶尔甩动两根短小的发辫，不时地抬起胳膊强调一下语气，再没有多余的动作。
说实话，就是那种单纯、朴实、平静、镇定和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和伙伴们。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那抑扬顿挫的歌声，竟然具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拨动我们的心弦，可以激发我们的热情，可以燃起我们胸中的火焰，可以调控我们的喜怒哀乐！
记得以前读过晚清著名作家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描写女艺人歌唱的文字，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我一直认为，那只不过是刘鹗老先生精美的文字技巧营造出的特殊氛围，人世间，不大可能出现黑妞、白妞式的人物，更不会有那种近乎天籁之音的绝妙歌唱。
但44年前，在奔赴北大荒的火车上，我仿佛被引入了刘鹗老先生描述过的境界之中！
刘鹗在《老残游记》里，只是传神地形容了美妙绝伦的声音，而我们之所以被同行的女生所吸引，除了她那如迸金石之声的歌唱，还有与当时氛围非常契合的歌词：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呀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江南稻花香。
同志们呐，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那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开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下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呐，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看到这两段歌词，我相信，年轻一些的朋友应该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被打动了吧。
我们不像一两年后来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没有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光荣称号，和“兵”字毫不沾边。但是，我们也是匆匆忙忙“背上（那个）背包”，豪情满怀地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像铁道兵战士那样“志在四方”！
天籁般的声音，铿锵悦耳的旋律，把我们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同样的意境，同样的感受，把我们引进了铁道兵和北大荒垦荒英雄的行列。
这首歌，她不止唱了一遍。从北京唱到牡丹江，然后换乘列车到完达山深处的迎春火车站，最后唱到我们此次旅途的终点：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歌声中我们告别了学生时代，成为了一名农业工人。
毫不夸张地说，她的歌声，伴随着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斗志昂扬地行进了数千里路程。
那时候听歌，不像现在，没有近乎疯狂的喝彩、吼叫，没有没完没了的掌声。我们更喜欢静静地聆听，细细地感受，默默地体味。然而，她的声音在我们心底引起的涌动和冲击，可以使我们历经44年而难以忘怀。朋友，你能想象得到，这奇妙的力量能有多么巨大吗？
有过这番经历，后来再听其他的歌唱，总觉得提不起兴趣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种难得的美妙感觉。日久天长，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我在本文开头部分说过的，被女儿指责为“落伍”的心态。
或许，这就是古人所述说的意境“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随着歌声，我们慢慢地知晓了这位歌唱者的底细，对她的仰慕之情也渐渐丰盈起来。
写到这里，朋友们可不要产生什么误会。这里说的“仰慕之情”，绝对不是非分之想，更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感情哪有那么丰富？况且，我们的同行者大都毕业于男女分置的学校，异性之间很少来往。以往在北京的时候，碰到“五一”或“十一”的天安门广场晚会联欢，需要和女校联合举办，和女生手拉手跳集体舞。当时，没有几个人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做出逃状，生怕被老师“押送”到联欢会现场。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有特殊的现象出现。前面说过，我们四中同学中有一位吕斌轩，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很凑巧，他和那位“歌者”分配到了同一个生产队。“歌者”有个女性味十足的名字：阮丹妮。阮丹妮在北京就读的女六中，和我们学校仅是一街之隔，再加上阮丹妮一路上动人心魄的歌唱，肯定为他们两个的感情交流提供了相当的方便和可能。
紧接着，吕斌轩和阮丹妮顺理成章地结成了一对夫妻。
按说，吕斌轩比我们大上两三岁，算是学长。那么，阮丹妮就应该是我们的嫂夫人了。可我却从来没喊过她一声“嫂子”，甚至连“丹妮”这样的昵称也没叫过。我们北大荒人的习惯，总是直呼其名：阮丹妮！
屈指算来，和吕斌轩、阮丹妮得有三十多年未见了。
我时常想，不知何时，能再听一遍她唱的《铁道兵志在四方》，寻找当年的那种感觉。但愿这不是奢望。
作者简介：
牛耕：1966年北京四中毕业。翌年，自愿到北大荒参加边疆建设。十年后，调入北方文艺出版社，任编辑。期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曾与人合著长篇传记《冯玉祥将军传奇》、《敌营二十年：廖运周将军的非凡经历》。1993年投身商海，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三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监事、无锡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病逝于2023年元月初，特发此文，以示怀念。 ——黄黎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