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兵战友、书法家吴朝书写文章标题。
今天编发这篇作品，心情沉重。
作者林亚刚是我国知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几天前（21日）去世，享年71岁。
《学生八连的故事》一书编辑组希望我近期推介林亚刚先生撰写的《三线的记忆》，以表达对林先生的缅怀与纪念。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林老师《三线的记忆》一万两千多字，记述他在襄渝铁路两年多的工作以及所见所闻。他中学时期就自学针灸，到学兵连主要是担任卫生员工作，救死扶伤无数人次。他也曾遇险，被山坡的滚石击中腰部，死里逃生。他富有爱心，曾收养一只流浪狗，后因连队管理的要求被宰杀，而终生不食狗肉。他回忆连队饭前唱“语录歌”，最盼“短小精悍”，以减少体力消耗……他在襄渝铁路退场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再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一生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独著、主编、参与撰写的著作、教材达10余部。其中，《犯罪过失研究》是国内研究犯罪过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刑法学教义（总论）》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林老师是学者，作品既有学术著作篇章结构谨严的特点，也有文学作品情节生动、文字优美的风格，真不愧是一辈子与文字为伴的人。我忍痛割爱，仅节选了与他的“卫生员”职业相关的人和事……
林老师在文章中写道：“两年八个月的‘三线’艰苦磨炼，也必定铸就了我们对待后半生的人生态度。”这正是我选择推介《学生八连的故事》这本书的动因：铁路建设的艰险，铁道兵的战斗生活，能够培养、塑造年轻人的理想、情操，甚至影响人的一生。
三线的记忆
林亚刚
一、回顾下在连队做得“行当”
记得是指导员主谈，连长只是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问我愿不愿意当连里的卫生员？
说起来惭愧啊，文革开始后父母都进了“牛棚”，在师范学校上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作为“走资派的子女”也不敢惹是生非，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当时家里能看的书都看了不少，但仍然非常空虚，除了和张顺、牟林鹏几个要好“哥们”跑东跑西锻炼身体、练练肌肉，偶尔偷张顺老爸的酒喝，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知何故，住在隔壁的邻居，当时西影厂卫生所的张（梅春）大夫，问我愿不愿意学习针灸，鬼使神差我竟然同意了。
大概在1968年左右，我就“拜师”学习针灸了，买了《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人体穴位图谱》等不少医疗卫生的书看。我也渐渐喜欢上了针灸，当时为找准穴位和体会针感，自己扎遍了自己身上所有能够得着的穴位——背部够不着、眼睛的穴位有点不敢除外。还按照当时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电疗针灸”的电路图，自己“造”了一台针灸电疗器，可惜最后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去“三线”前，我在西影家属院里已经给自己“圈”了不少粉了。那时吃完晚饭，只要招呼一声夹着针灸包就出门“巡诊”去了，也治好了不少人，不过都是些不起眼的“遗尿”之类和其他当时叫不上名的慢性“病症”，后来还会用三菱针在骶骨那里“挑”背筋，治好不少年纪较大人的痔疮病呐。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清是谁“举报”我会点针灸的事，不过说实话，我那些医疗卫生书可都带着，也带着针灸的针，当时只是想给自己治个头疼脑热吧。我只好说，只会点针灸，那是对症治疗，也不会开什么药方之类。指导员和连长笑着说，“这就可以了，你明天就搬到勤杂班去吧，再到师医院去领东西。”
第二天我就搬到勤杂班了，我去时好像勤杂班其他的人员，潘长生、黄畴、屈大明、姚强、李师俭他们都已经到位了。第二天上午去师医院，领了红十字急救肩包、一些常用药品、脱脂棉、绷带、军用急救包、敷料消毒蒸笼等一堆卫生用品，就此开始了当卫生员的行当，暂时与战斗班的同学分开住了。回想起来，全连一百多号人，没有挨过我针的，可能没有几个。谁的屁股长疖子开一刀挤脓啦；谁生漆中毒，不能挂瓶硬推葡萄糖酸钙啦；针灸治好谁的“遗尿”啦，等等。小病不算，引以为傲的“病例”应该也有好几个吧，如果谁还有印象，不妨说说呗。答应当卫生员时，自己并不担心治不好大家头疼脑热，但没顾得上想明白要为大家健康负责。当挎上了红十字急救包，才真有了要为全连人员健康保障做好服务的意识。可能就因当卫生员的缘故，经常串各个班，认识全连的人最全了。一排张相权可教了我不少社会常识。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各班巡视一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连队进芭蕉沟以后。好多次巡视全连一遍结束时都到深夜了，能治病救人的感觉，让我时不时还有点自豪。
二、治病救人的那些事。
1970年底1971年初，全连大面积爆发了“腹泻”，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后来团卫生队也派医生到连里来，才知道大家患的是“阿米巴痢疾”，常规的服药治疗效果不好。每天朝阳的山坡上，总是躺着不少晒太阳同学，那只是为方便去厕所。那时真的是非常缺药，每次到营卫生所领药和其他卫生用品，除了“喉片”想要多少有多少外，其它的药品，像广谱消炎药、感冒之类的药基本上是按照全连总人数的比例“数着”发放。领来的药基本上一周不到就全部用光了。（刚进芭蕉沟，对口军工14连派了一个卫生员小周每天也来连里协助，何时回去记得不太准确了。各排班也有帮助指导我们施工的14连军代表，在我们完全熟练掌握隧道掘进的打眼、放炮、支排架后，也都返回14连了。）没太多办法，只能依靠针灸来解决同学们的病痛，有些病重同学就到团卫生队住院治疗。我自己也中了招，不过比较轻，但一片药也没有用，都给生病同学用了，自己就针灸、针灸慢慢扛过去了。可能因为治得不彻底，退场后我常年拉肚子，直到多年后找了个老中医，慢慢调理才逐渐好了。大部分同学慢慢痊愈了，但二排副徐建林，用尽了各种治疗办法，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说是老徐屁股上要吊着个罐头盒才行——老徐别生气哦，我们抬担架送你去师卫生队住院，那50里山路可不就这样过来的嘛！看着拉痢疾几乎要脱形的徐建林，真是束手无策。后来连部逐级请示，同意送到师医院住院治疗。应该是1971年1月份，送徐建林去师卫生队，全连挑出来七八个身体还好的同学一路换着抬担架，又在公路上截了一辆铁道兵部队的汽车，将徐建林送到了紫阳县城师医院住院……
鼻衄是多种病因引起的鼻出血，身体任何部位一旦出血极难止血。大概是71年春夏时节一天晚上，有同学慌里慌张跑到勤杂班喊我，说冀一武又流鼻血了。以往他有几次流鼻血，我用“仙鹤草”注射液配合针灸，很快就能够止住出血的，但这次出血量大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不很好。先注射“仙鹤草”后，又在迎香穴和合谷穴施针，都不管用，放在地上的脸盆眼看着血就把盆底铺满了，只能横下一条心用脱脂棉搓成长条，将冀一武的鼻腔全部填满，又再次注射了仙鹤草注射液、按压相关穴位，前后差不多20多分钟，才将出血止住。冀一武这次出血量大，的确吓住我了，当时都有再止不住出血就立刻送他去团卫生队的打算了。我回西安探亲，回来后听说冀一武又再次大出血，被送到团卫生队救治住院了，连里好多同学都去献血了，真的很凶险啊！
三、芭蕉沟的生活琐事
林鹏是个“大胃王”，自来到紫阳、特别是芭蕉沟后，总是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有一次饿得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实话实说，进沟后随着劳动强度增大，又没有什么副食，天天的白水煮鸡毛菜、白萝卜，搁谁都是吃不饱的状态。而且只要是萝卜，全连都会弥漫白水煮萝卜味，使人终身难忘（回来好多年，一见白萝卜就倒胃口）。进沟后的几个月，我每天有一顿把自己的饭留一半给林鹏，或是半个馒头或是小半缸米饭，直到他“逃跑”参军去了后，还维持给张顺了一段时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不再这样做啦。我也大体上算张顺的半个“保姆”吧。他的大部分脏衣服，包括鞋袜、床单、被褥拆、洗、缝，都是我在管。经常是他站在他们十班门口，大喊一嗓子，我只要在班里，答应一声， 一包脏衣服、脏鞋袜等等就会从天而降。去紫阳粮店买面粉，需要我们往返一百多里山路，几次坐木船摆渡横跨汉江、任河，过一道任河上学生七连附近钢索吊桥（芭蕉沟的吊桥还没有修），肩背馒头，天一亮就出发，翻山越岭赶中午前到紫阳县城，扛上东西立刻返程，否则天黑了也回不到连里，回程休息时才敢将馒头消灭掉。
那时连里有几个腿快的，记得刘定宁、丛大雁就是代表。大多数人还在返程路上，而腿快的几个下午四、五点就能回到连里。来回一百多里，还要扛着50斤一袋面，只需八九个小时。记得我第一次扛粮，勤杂班是全部都去了，但我一没有经验，二不知道分配时间，直到天快黑了，我们有八九个人才走到学生七连附近的吊桥那里（是不是叫老虎嘴？左边一条山脊侵入任河中，岩下的回水形成一个大漩涡。1972年夏天任河发大水，军工15连一个装载机手在任河滩作业，水涨得太快了被困在河中的装载机中，据说是水性很好的湖北兵，拒绝救援自己下了水，被冲走了，遗体就在大漩涡那里找到的）。过了吊桥还没有爬上那段比较陡的坡路，基本上就天黑了。后面爬的人需要帮着前面人的脚踩稳了，才敢再上一步。等我们都上到坡上的小道后，任河河谷里已经是一片漆黑，抬头看天空是暗淡的，月亮被黑漆漆的山峰挡住了，基本上没有一点光线能使我们看清脚下的小道，就是有几根火柴都没有用，脚下的茅草也做不了火把，半米外的悬崖下就是滚滚的任河水，一点办法都没有，谁也不敢走只好就地坐下了，想等月亮升起来再说。
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看到芭蕉方向的小路上闪耀点点的手电光，当时激动地大喊大叫，整个河谷都回荡着我们彼此的呼喊，是连长带着十多个同学找我们来了，真是感动坏了。再以后的几次扛粮，有了教训和经验，基本上天黑之前就回到连里了。
还想说一句，通车前那几个月的扛粮，特别是天气热了，都是光着膀子，长途跋涉50多里后靠着双肩的面袋，都会被汗水浸湿。不知道炊事班是如何处理浸湿的面粉的，肯定是不会浪费的，大概率我们都“豪饮”过彼此的汗水吧。公路通车后，汽车定时将供应每个连“煤”卸在芭蕉沟的公路上，生活班也不用再在去大巴深山里给炊事班买柴、砍树了，我只跟生活班出去扛过一次柴。那时，除了在工地没有回来的外，基本上是全员出动去担煤，每个班都有十几条扁担和一堆撮箕一样的竹筐。通信员的口哨一吹，扯着喊一嗓子——担煤啰！同学们三三两两挑着竹筐就往山下去了，有时人少了还需要跑二趟。说是“煤”，实际上是“煤矸石”，是在生成煤的过程中与煤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煤矸石”不仅燃点高不易点燃，而且燃烧完了还是岩石那鬼样，变化的只是颜色——从黑变成夹杂红色的灰白色，只是易碎了。真佩服炊事班的同学那么好的驾驭了“煤矸石”给全连煮饭做菜。
学生八连是全营住得最高的一个连队了，从沟口到连里的驻地，七拐八弯的有一公里多的山路。从1970年10月进沟到全连退场的两年六个月，上上下下多少个“二公里”已经没有人能算得过来了。那时担煤（后来粮也卸在那里扛上来），多少次来到军工12连连部拐弯的那块大石头上时，虽然汗已经打湿了衣服，但头上流下的第一滴汗沿着鼻子滴在那块大石头上时，气喘吁吁的我心里就会升起希望，因再上去山路的坡度不仅小了而且距离驻地不远了。自公路通车后全连战友一直没有间断做过生活上的事，担煤、扛粮上山，应该算一件。饥饿，是我们永远的集体记忆了。当年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干着远远超出体能的重体力活，饥饿成了那段时间大白天都会有的梦魇，可能人人都有过眼里有“星星”，脚下踩“祥云”的体会。有时在劳作时中，步步都感觉是踩在棉花上而不是站在地上。差不多一年后，连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终于可以不再担心饿肚子了，但是感觉饥饿的“阴影”似乎并没有真正远离。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在连里每次饭前的唱革命歌曲了，当时部队是流行这样做，毕竟文革还没有结束，说是政治任务也不错。学生连当然也是有样学样了，每天清晨听着营部大喇叭“滴滴哒哒”的起床号，开始新的一天。最开始时唱歌，有的歌长，有的歌短。幸运的是勤杂班打回饭后去连部，连长、指导员又不会带头唱，所以勤杂班不唱歌。
但那时大家肚子都饿啊，歌太长了不是也消耗体力嘛，所以都盼着早一分钟唱完好吃饭。于是乎，领头起调所选的歌愈来愈短小精干了。最终，只要到开饭的时间，就会蔚为壮观此起彼伏响起一片“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十秒不到就能结束的歌声。这说明，政治任务固然重要，但挡不住肚子的召唤。
来三线后，大家可能最盼望的是收到来自西安的家书了，知道父母兄弟姊妹的近况，报报自己的平安。从大家吃不饱开始，大量的包裹跋山涉水来到芭蕉沟，身材瘦小的卢小南根本扛不上来沉重的邮包，几天一次去芭蕉镇取邮件，勤杂班得去好几个人帮忙。寄的包裹里最多的是炒面和糖果。父母都是担心我们的健康，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好好利用这点物资。收到包裹的当天，炒面、糖果常常会迅速被同班的战友们分享。偶尔谁能收到“白皮点心”，无疑是班里的“饕餮大餐”了，患难与共之情淋漓尽致。记忆中，大家还都会将不常见到的塑料袋再寄回家，盼望不久收到新的包裹。
说的都是50年前的生活琐事了，但写到这里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如果不是有字数限制，真想能再多记录点生活的回忆：紫阳县城时 “汉江探底”、芭蕉沟时“任河游泳”、扛柴的“生漆中毒”、领教陕南大巴山中的“小咬”“蚊子”、一年四季的露天“浴场”、使人难以下咽高粱米、蹲在旱厕里视而不见房东老王媳妇面前晃来晃去、连里同学们带着文革前初高中课本的自学……
芭蕉沟的芭蕉树，今天的思念。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