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籍红军师长乔明增的故事

　　2019年3月，国家为筹建湘江战役纪念馆，成立了党史、军史专家考察组，在寻访和整理史料中，挖掘出红军“乔明增”在湘江战役后期曾任“收容师”师长的一段经历和几担银元三担枪的故事，考察组组长军事科学院陈宇教授经过5个多月的调查考证，写出了《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并于2019年9月1日在“中华智库”上公开发表，至此，乔明增烈士的革命事迹，被尘封了85年后，才完整清晰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乔明增，1913年12月10日出生，山东肥城老城乔庄人，自幼跟父辈种地读书。

　　1928年6月，乔明增高中毕业，准备考取泰安师范学堂，此时正值夏收抢种时节，他帮长辈去浇地，因看书太过投入，至使浇地的水溢出又淌到河沟里，爷爷急了狠狠的拍他一铁锨，他一害怕，爬起来就跑了，从此便没了音信，原来他是跑到了城里，遇到了二次进驻肥城的北伐军，具有进步思想的乔明增就毅然参加了北伐军，随队去了福建。1931年上半年他给家里来了一封十数言的短信，说他现在在福建，还当了个旅参谋长，让家里父母放心。这是乔明增在南方八年时间里写的唯一一封信。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等人的组织策动下，发动了“宁都起义”，带领一万七千多人，携两万多件枪械和急需的通讯器材和技术人员，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被中央军委授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乔明增正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红五军团参加了漳州战役和第四、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加了长征。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乔明增在负责殿后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部参谋部工作，是军团收容队的主要负责人，也就相当于整个红军的收容队，等中央纵队和主力全部渡过湘江后，他和殿后的红三十四师已无法突围过江，危急时刻，他接到军团指令，任命他为收容师师长，留在本地收容安置受伤失散的红军，并分拨给六担银元三担枪。受命后，他马上把银元枪支就近掩埋起来，和两个警卫员化装成乞丐潜伏下来。有一次，他们又被搜山的敌人包围，乔明增跳崖突围，遇到了正在田里干活的村民文永遂，便向他说是红军挑夫寻求保护，文永遂便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领到家中。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老实可靠的人家，就向文家表明了身份，得到了文家首肯和支持，随后便天天外出寻找受伤失散的红军进行妥善安置。两三个月以后，失散红军人员日见稀少，他也失去了党中央和红军的去向。他一方面继续探寻失散红军，一方面和本地老乡一起下田劳动，闲暇时教村民学习文化，并在村东北角荒坡上，挖出石头，掘除树根，填土平沟，开垦出两亩多山地，种上了耐旱的荞麦玉米和红薯，当年就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后来当地百姓将这块地叫作“乔明地”，直到现在当地政府一直保护着这块地，并当作了红色教育基地。

　　1936年初春，桂北闹起了大灾荒。慢慢地从被安置滞留红军人员嘴中传出，“文市大山里住着一个红军大官，藏有银元”。附近的村民就来打听，有几个被安置红军也偷偷的来做工作，让他拿出钱来救救急，他思虑再三决定挖出一部分银元救济灾民，当他叫上文永遂家两三个人深夜实施时，发现有很多人在远处偷偷跟着，不行，银元不能挖!动静一大，会惊动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必会祸及百姓和滞留红军人员，于是他在山里转老半天，谎称忘记地方了，就回了村子，这下惹恼了附近饥饿难耐的村民，怨声四起，一连两天，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不少人在周围窥探，一看这情况，他便下了决心，对文家说，想家中老娘了，要回山东老家，文家再三婉留，见乔明增去意已决就将家里仅有的二斤糯米炒熟，让他带回山东给山东的老娘尝尝鲜，另外，还送给了两三块三七。二斤糯米那可是文家救命粮啊，足以证明文永遂与乔明增建立起的鱼水深情。就这样他们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恋恋不舍的分了手。当乔明增走出山坳时凝身回望许久，默默地在心里告别了昔日血与火的战场，告别了孤身奋战15个月的桂北大地，告别了掩护搭救他的乡亲们，身无分文的踏上了返家的路途，一路上他为躲避层层关卡盘查只能从山区小道上绕行，他就这样要着饭，风里雨里的拔涉数千里地，历经七个多月，终于在1936年10月回到了山东老家，他戴个破草帽子，柱个棍子，挎个破篮子，踉踉跄跄的走进了离别八年的家门。此刻他蓬头垢面，衣裳比要饭的穿的还破，病歪歪的勾着身子，又黑又瘦，整个人都脱了形，连家中父母都要认不出来了，(这情景几十年后，我奶奶每次讲起来都是泣不成声)，看来乔明增真是饿坏了，抓起干粮就往嘴里㩙，母亲怕吃干的肚子受不了就硬没让吃，只让他喝点稀的挡挡饿。刚回家时他身体虚弱极了，老在西屋躺着，偶而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整天在看书写字，时常是和父亲长谈，经一个多月的休养，身体逐渐恢复，为贴补家用就和父亲商量着在家开了个馒头坊，他挑个挑子四邻八乡的去卖馒头。乔明增刚回到家里就给广西文永遂写信报平安，并特别解释了为什么没挖出银元的理由，据文家回忆大概意思是：这些银元是用于革命事业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对你们也不利，你们拿了就会买地成为新的地主，就会转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就害了你们。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共同把这些银元交给上级党组织。正是这封信为后来文永遂在1960年试着给山东写信询问乔明增下落留下了通信地址。这也给乔家人了解乔明增在广西以及红军时期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渠道和窗口，因为大环境的原因，电话不通，加上数千里的阻隔，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正式的证明和认定，确认乔明增红军身份和经历便成了父母弟弟妹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几十年来只好在家无数遍的给后辈孩子们口口相传，这个诉求也无数遍的铭刻在了乔家每个人的心里。

　　1938年1月1日日本鬼子进占肥城，同年2月15日乔明增将馒头挑子放在项峪二舅陈方亭家里，留个口信说他去大峰山游击大队了，让家里放心。就便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家中父母妻子和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奔赴抗日战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清抗日游击大队(支队)，后来证明他此前早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次行动他是和同村的堂兄乔明谦又名乔杰，(后在挺进大别山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时任团长)，乔明信，乔洪兰等人一同参加游击大队的。乔明增在家时经常还提到一个叫魏金三的人，后来得知魏金三与乔明增同岁，长清人，小学教师，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长清临时党支部负责人，是大峰山游击大队创史人之一，曾任独立营政委，后任中共长清县委书记，大峰山游击大队创建初期大多数同志都是文化人，号称“文化团”，具有较高学历的乔明增没有参加肥城抗日武装，参加了大峰山游击大队也就顺理成章了，况且大峰山离乔庄才大约十里地的距离。乔明增加入游击大队后，他出于各种考虑没有公开自已的红军经历和职务。后人分析原因主要是：当时是抗战初期，加入这支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队伍人员成分很杂，组织建设尚不健全，给组织说了，就当时的恶劣环境，组织上根本没有调查核实的条件，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悬疑事件，加之整个地区和游击大队的最高领导充其量也就是团级，猛的出现一个几年前就是红军旅师级干部，这情况放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乔明增怕因此影响抗日大局才没有说出来。他选择了重新入党，从零开始，从头做起。乔明增顾全抗战大局不计个人利益的这个侧面是他革命精神的又一个闪光点。因他才华出众，军政素质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很快得到广大指战员的认可和信赖，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中队长，连指导员。

　　1938年11月，大峰山独立营(以前叫游击大队)被八路军总部整编为山东纵队六支队。

　　1940年2月乔明增所在的一营暂住肥城桃园伏庄，他带了两个警卫员回家看望父母妻子和刚满三岁的儿子，在家稍作停留就返回了部队，没想到这次见面竞成了永别。

　　1940年7月16日在河南范县吴桥歼灭投敌反共分子石友三部的战斗中乔明增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当攻击前进至敌前沿60米一个水沟时，总攻的号声响起，他手举驳壳枪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向敌人冲去，突然一发炮弹在他右侧爆炸，右臂和右腿被击中，瞬间血流如注，通信员连忙趴伏到他身边进行包扎，他用左手将通信员推出好几步，厉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往前冲”!乔明增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在乔明增短暂的革命生崖里，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和在巨额金钱面前的考验，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在他身后更是衍生了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在他的影响下，父亲乔学仁1937年7月初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六个弟弟及两个弟媳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队伍，这个家庭，为革命事业一死三伤，前赴后继，矢志不渝。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均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

　　回顾乔明增的一生，正如陈宇教授在座谈会上和考察报告中所讲到的：乔明增的革命精神，为长征精神增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添彩;乔明增不同于我们已经熟知的英雄，他是体现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又一英烈和新型的英雄，乔明增以自己短暂的青春，非凡的经历铸造了“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孝两全，革命到底”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凝结在坚持、牺牲、吃苦，升华为对党的“忠诚”，在每个侧面都有着独特的闪光点，他在湘江战役中所体现出的长征精神，不仅在血与火的江面，还在灌阳大地的“乔明地”里，也在洪水菁的深山老林里。

　　注：本文作者乔云山战友系红军师长乔明增烈士的侄子

　　2024年6月26日于巧山。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