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了保持军队的人员(兵)不断流动和更新，我国1955年7月起实行义务兵役制，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要复退老兵迎接新兵。

　　我在部队共参加了4次征集训练新兵的工作：

　　第一次是1961年5月至9月，在北京市宣武区和丰台区征集，在河北省涞水县训练，当时我是新兵六连的文书。

　　第二次是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在四川省简阳县征集，在乐山市五通桥区牛花镇训练，我任新兵五连一排长。

　　第三次是1968年2月至7月，在四川眉山县永寿区征集，在德昌县北山(渡口市)某厂家属基地训练，我任新一连指导员。

　　第四次是1972年11月至1973年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新兵团，这次是在团里当干事，不负责具体工作，也没有参加征集工作。

　　第一次：在北京参加征兵

　　1961年5月至9月，在北京市宣武区和丰台区征集，在河北省涞水县训练，我被分在新兵六连当文书，连长是俞希全，指导员李印忠，征兵区域划分在北京市丰台区，主要征集铁路系统和厂矿单位的青年职工和职工子弟。

　　住在丰台机务段，吃在丰台区政府招待所。我的工作不多，只是登记统计姓名数字，保管档案等。大部分时间是逛大街，听广播相声。在这期间跟随干部去市内玩，如天安门、故宫、北海、景山公园、颐和园、动物园，都是第一次去。铁路单位的电影也多，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在露天放，接兵的军人不买票，只需自己带橙子。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长期住山沟的连队战士来说是少有的机会。

　　在菜市场看见老乡买了圆茄子生吃，看见火车司机的铁饭盒又好看又好用，机务段的食堂和澡堂24小时都开着，乡里人进城，看见什么都是新鲜的。

　　8月底，新兵集中了，坐汽车拉到涞水县住民房训练。这里的枣树特别多，我们训练期正是枣子成熟季节，枣能吃饱人，所以战士甩手榴弹时有意打枣吃，练射击时趴在地里刨红薯吃。十月份，房东老乡一筐一筐地送枣给我们。再加上炊事班给连部分饭时多少有照顾，因此，在新兵训练期没有挨饿。也就在这时，我跟随“老山东”干部学会了吃蚂蚱和小青蛙(他们叫“田鸡”)，抓住一只蚂蚱，撕下两条后腿，划燃一根火柴烧一下就吃。至于青蛙，开始看见恶心不敢吃，但街道村边老乡卖油炸青蛙的很多，也是两条后腿，有的是整个青蛙，又红又亮。连长买了一串吃时叫我尝，一吃才感到香脆香脆的挺好吃。后来连长叫我去捉，捉回半盆，但我不敢杀，也不会剥皮。连长开玩笑说“老甘就是没见过世面，有好东西也不会吃。”他自去杀了剥皮，向老乡借小锅或炸或炖，给我们增加了一个肉菜。

　　11月份新训结束，我又回到一连。被提为文书(班长职务、下士军衔)，这时部队已从房山搬到良乡镇(北京市丰台区管)。住民房搞营房建设。

　　第二次：在四川简阳县征兵

　　为适应成昆线建设的需要，铁道兵决定将师、团、营、连、排五级的编制由原来的“三三制”扩编为“五四制”，师扩为五个团，团扩为五个营，营扩为五个连，而连为四个排，排为四个班。并从四川当地征集大量新兵补入部队。

　　1964年11月，从我们一连抽调指导员王维宽、副连长石嘉桁等8名干部组成新兵五连，前往简阳县征兵，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的提干命令还未下，是副排长代理排长。把连长杨寿春、副指导员朱秀文留连队带领部队施工。临走时，正赶上省慰问团给部队演川剧，指导员和副连长是有随军家属的老干部，都回家吃饭。而我们这些当排长的“光棍单身汉”没人管，炊事班的人也看戏去了，便自己到伙房热了一点剩米饭，吃了到沙湾新兵团报到。

　　离开艰苦的施工现场，到地方接兵，还可以转一转，真是件大家所盼望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别说心里多高兴。再加上平时难得见面的许多老乡战友，也在这里聚首重逢了，其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三天的学习，对征兵的政策规定、政审和体检标准都已掌握，团下达了各营、连干部任命名单。便乘汽车经乐山、成都、自贡、内江等城市，每到一地，还给了点逛商店街市、品尝当地名吃的时间。到简阳县后住县招待所，虽然那时候的设施远不如现在，但对我们这些长年住帐篷和简易土房子的人来说，已是大享清福了。团首长和武装部领导开会交涉，我们有空休息。简阳县城虽不大，但街道巷子里的门市商铺、酒茶饭店、农贸买卖星罗棋布，处处皆是，来往人群接踵比肩，甚是拥挤。

　　为了扩大影响，宣传部队，我们同县体委联系打了两场篮球，我是其中队员之一。出乎体委预料，两场球均被我们赢了。晚上，宣传队进行文艺演出，地方反响很好。

　　简阳县共辖10个区，每区有9—10个公社，我们连被分在养马区，在铁路边，有火车站，交通还算方便。简阳全系丘陵地带，农民居住极为分散。除乡镇政府驻地外，很少有几十户的村庄，大部分是几户一处，还有不少独家独户地住在山坡上或竹林中。凡有应征适龄青年的农户，我们都要去走访调查，做到“三见面”(应征青年、家长和党支书)、“四对口”(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治保主任)。所以，每天要起早贪黑，走家串户，了解情况。其中一个收获是知道了四川农村的风俗习惯，学会了说四川话。

　　1964年至1965年是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最好时期，农副商品丰足，物价便宜。如区、公社干部一月伙食费仅9元，每星期还要打一次“牙祭”(吃肉改善生活)，平均一餐不到一角钱;带壳炒熟的花生一斤0.18元，大肉臊子面一碗0.10元。所以，在我们走访过程中，每天都买花生装在挎包内随时吃。社员群众对我们很热情，尤其有应征青年的家庭，想方设法给我们做饭吃，口中不停地喊着“首长，请把我们的娃儿多关照。”

　　训练是在乐山县五通桥区的牛化镇进行的，均住民房。

　　1965年1月，我的提干命令公布，是少尉军衔，排长职务、副排级，月薪65.50元。

　　3个月的新训任务结束后，我又回到一连任三排长。4月份，我被提为五连副指导员，又在老首长王维宽手下工作，不但心情舒畅，也干得很顺手。为加强一连的政治工作，6月份我又被调回一连。

　　第三次：在四川眉山县征兵

　　1968年2月，我去四川眉山县接兵，担任新兵一连的指导员，从征集到训练都很顺利，连排干部团结协调，军政训练有序扎实，在全团的总结评比中，我连取得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实弹射击两面优胜红旗。那时候.我不但工作积极热情，而且记忆力也强，如新兵一集中，我就能把每个战士的姓名，是哪个公社，家中有什么人等情况都能说出来。所以，在做思想工作中确实是“心中有数”。有一次，团政抽查各连指导员学习沈阳军区“红九连”指导员陈金元的经验时，先派了一名干事来我连，然后有另一名干事在团部打电话向我要一些数字，我拿起电话，不看花名册和笔记本对所要情况一一汇报上，包排连排干部的手枪号码都能背出来。坐在连部的干事先是监视我，然后拿起武器登记册核对.还提了一些其他问题，都未难住我。

　　新训接近结束时，玉珍从家来部队了，先接在新兵连住了几天。经问，才知她在赵崖的大姐家玩，有一天去火车站候车室闲转，碰到一位解放军干部要乘火车，一打听也是在四川驻的铁道兵，说认识我，便跟着他来部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48团的排长，叫罗奉忠，我把她所用的路费和粮票还了。

　　把新兵分配送完后，我带她回老连队一连，驻在芝麻地。这是她第二次来部队，多数干部战士都认识，他经常和连部班的人一起吃饭。有一次她看见理发员宋国兴的小饭勺很喜欢，宋国兴就送给了她，这个小勺后来我一直用，至今已过40年了，快成值得纪念的文物了。

　　由于我在接兵过程中表现突出，会做政治工作，被政治处主任看中，8月份被调到政治处当宣传干事。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都变了，光靠勤快认真的实干精神已不适应，要能耍“笔杆子”和“嘴巴子”，坐在办公室“爬格子”写材料。我的领导和同行中，有的是富有工作经验的写文章高手，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又经过实践锻炼，个个都比我强。我自愧不如他们，当干事不会写材料，是很自然被人瞧不起。我暗下决心，每天认真看别人写的材料，一段一段地往笔记本上抄;跟随领导下连时听别人怎么讲话，如何归纳汇总情况，然后自己动笔写，再请别人指正修改。当然开始时失败，被人否定的事常有，但我不灰心。

　　1968年是“三忠于”活动正深入的时候，唱语录歌曲，佩主席像章，学最高指示，以及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制度。每天上午的第一个小时，全处干战在一起，面对毛主席塑像，手捧毛主席语录.整齐排队肃立，先唱《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集体背几段语录之后，再由一人领读毛主席著作。那个虔诚认真，肃穆起敬的神态不次于佛教徒向神主的求福祈祷。

　　在成昆南段，正式的修路工程我干得不多，在连队时参加过新兵训练和“支左”，大部分时间在外。1968年8月调到团政治处后，又参加了一次“支左”，即使跟随领导下连蹲点和检查工作，都是住在营(连)部，不再跟班作业亲自劳动了。

　　1970年1月，成昆线尚未通车.我又被团派往陕西安康，离开了四川，投入襄渝线打前站的设防任务。所以，从1966年9月至70年1月的三年半中，我的工作变化多，流动性大，而且有近一半的时间不在部队。

　　第四次：在陕西户县新兵团训练新兵

　　1971年冬，玉珍带着儿子志宏第二次来部队。1972年2月我探家，这次玉珍怀上女儿。由于当年的假已休了，又因部队施工任务紧，所以在生女儿时我又没有回家。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婆子两次生孩子，我都不在她身边，因此，在以后她常常表功：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都是她的功劳，而我确实未尽到丈夫责任，愧对于她。

　　1972年11月，团里安排我去训练新兵，团机关住在户县大王镇(公社)。1973年1月，即春节过后第5天，我回家把她们母子3人接到新兵团。八百里秦川，是陕西关中最富饶的地方，而在关中，又有“上有周至，下有户县”的说法，户县的农民画在全国享有盛名。文化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当我们进驻大王公社后，已看到生产队办公室有黑白电视机，农民种地有手扶拖拉机，运输有架子车，外出骑自行车，社员中会打篮球、唱秦腔戏的人很多，而且水平还比较高。逢年过节，各村搭高台、踩高跷、耍马社火是当地必不可少的传统活动。

　　为了扩大军队影响，我团宣传队曾向当地进行慰问演出。我从新兵中挑选打球好的战士成立了篮球队，坚持军训与练球各半天。一个月后，我们技术大有提高，曾打败了咸阳地区民兵师的球队，和驻陕部队47军打过比赛，新训结束后有3名战士被选入师篮球代表队。

　　与前三次接兵相比，这次我是在团里当干事，不负责具体工作，也没有参加征集工作。团政委牛庚子是我的老领导，从我当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时一直在他手下工作，互相很了解。所以这次训练新兵是我最轻松、最自由、最风光的一次。

　　训练开始前，我把政治教育的计划安排出来，打印下发各连就行了。平时，跟政委下连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由政委回答解决，在连队吃饭有人招待政委，我沾光;外出参观旅游，坐车有领导的小车，吃饭时谁工资高谁付钱，我占便宜。平时，大部分时间在打球、训练球队、带宣传队外出演出。

　　春节前，有陕西省春节拥军慰问团来部队慰问，带队的团长是原解放华山的老红军干部马司令，副团长是户县县委书记。根据地方要求，要召开一个有部队和当地干部群众参加的大会，先由慰问团长致慰问词，部队首长致答谢词，再由部队宣传队进行文艺演出。

　　开会前，牛政委对我说:“小胡，你准备一下，晚上代表部队致答谢词。”我说:“政委，慰问团是县委书记讲话，你叫我讲，显得对地方不尊重，不太合适吧。”他说:“不要管那么多，叫主持会议的说是部队代表，不要报职务。”当然他是了解我的，对于我的讲话能力他是相信和放心的。

　　我把讲话稿写好后拿去让他审查，他又说：“用不着看，你去进行了。”领导的信任反而加重了压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讲好，不给部队和领导丢脸。我把讲话稿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没有不妥的地方。由于是自己写的稿子，看了几遍后基本能背下来。心想干脆脱稿讲，那比念稿子的效果更好。

　　晚上开会前，我先到台后站着等，听出县委书记说一口陕西地方话，看样子讲稿是秘书写的，他念得结结巴巴的，很不流利。我上台后，观众见我操着一口容易听懂、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不但不念稿子，而且语言流畅，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犹如朗诵。我的讲话多次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一致认为还是部队首长的水平高。我自己也觉得这次讲话是成功的，没有辜负政委的期望，既给部队赢得了好声誉，也使自己出尽了风头。

　　当我讲完话回到台前事先预留的座位跟前时，政委和团长含笑给我打招呼，叫我坐下看演出。在旁的地方干部也站起来主动和我握手，还以为我是部队的什么“领导”。后来，我外出上街时常听到有人小声议论，“这就是那次开会时讲话的首长。”看来他们都把我认下了。

　　3月底，新训结束，新兵要补入陕南的部队施工。

　　事隔20多年后，当我去咸阳铁20局机关或西安物资总公司时，有战友请我吃饭。其中73年入伍的那批陕西、山东兵大部分我不认识，但他们认识我，一问才知还是那次讲话留给他们的印象。

　　接兵工作是军队征兵工作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新鲜血液和战斗力。接兵干部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新兵的质量，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为能参加征兵工作，给铁道兵部队输入新鲜血液，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而自豪。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