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用代金卷”说开去
我们铁道兵12师58团1965年10月9日跨出国门参加了三年半的援越抗美战争。出国时依据国家颁布的《关于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规定，指战员们不得携带人民币出境。个人所携带的人民币出国前一律兑换成中央军委托中国人民银行于1965年4月24日印制发行的“军用代金卷”。
“军用代金卷”共有5元、1元、5角、1角、5分、1分6种面额。“军用代金卷”背面两侧分别印有“仅限内部使用”和“禁止市场流通”字样。在我们连指战员中干部的工资、战士的津贴一律由连司务长殷凤祥按月用“代金卷”形式发放。我们普通战士津贴不多，按服役年限一至四年，分别是6、7、8、10元四亇档次。这些津贴主要用于在司务长的小卖部中购买牙膏、牙刷、香皂、肥皂及香烟等日常生活、消费用品。偶尔在节假日走访战友途中，赶巧了还可以在师、团一级的军人服务社买到一些水果和糕点。在我们参战老兵退役时，要将手中节余的“军用代金卷”从司务长那再兑换成人民币。我们援越抗美部队凯旋回国时，按回国路经地，将“军用代金卷”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云南、广西、广东分行兑换收回。尔后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2年12月22日发出的(82)银发字第406号《关于销毁军用代金卷的通知》精神，由中国人民银行上述分行将兑换收回的代金卷全部销毁。
我复员时特意保留了几张小面额的“军用代金卷”留作纪念，但时间一长不知都遗失在那里了?可惜啊!
说到“军用代金卷”，让我想起我的手机像册中还保留了两张卷面上方标注为“军民合作”，两侧标有“经理陈光远”、“副经理许崇英”字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1949年发行的边区币样卷。我查了一下资料，发行这些边区币应是解放前党在革命根据地为搞活金融市场，保证军需民用，稳定游击区、解放区物价，维护党在游击区、解放区货币本位地位的必经之路。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两张边区币上标注的“副经理许崇英”是我们的亲人，她是我们大姐夫许鸣(原名许崇辉)的同胞大姐。
许崇英1924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祖上是闯荡南洋、谋求生路的华侨。崇英大姐从小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教育，思想进步。她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遭受日本铁蹄践踏时，与马来西亚广大爱国华侨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她还参加了抗敌歌咏队，经常到马来西亚各地去演出，宣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革命道理。她带着自己的大弟弟、我们的大姐夫许鸣还一起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外围组织。1941年8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率弟弟们乘马来西亚驶往中国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敌后救援会。1944年7月崇英大姐又加入东江纵队，因为她有会讲英语、普通汉语、广东话、潮州话和客家话的特长，她被领导分配在纵队司令部军需处工作。工作之余，她还承担教学任务，晚上组织干部、战士识字、学文化。她和她的战友们还经常深入山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基点户(堡垒户)，秘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贡献。1945年1月24日日寇进犯韶关，我们的大姐夫许鸣立即中止了在韶关志锐中学的读书学习，他与几位同学一起跑到当时的广西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部，找时任第四战区的最高长官张发奎司令要求参军救亡。张发奎将军看他们年龄太小，未答应他们的从军要求，安排他们一行到四川重庆军需学校读书，为军需学校第20期学员。1946年许鸣大姐夫从军需学校毕业，即响应“有志青年边疆去”的号召，远赴新疆参加工作。1949年10月底许鸣大姐夫加入我党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统率下的第2军第6师第16团，并随军挺进迪化(乌鲁木齐)。受崇英大姐的影响她的二弟许崇圣、三弟许茂胜、四弟许崇志等都先后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崇英姐回到家乡潮安阁州小学任教。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和平协定》，公然发动内战，崇英大姐再次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重上战场。她先后在潮澄饶丰抗征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韩江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支队担任要职。在解放军内部，战友们亲切地称呼崇英大姐为“细姐”。1949年她与战友们一起执行党的决议，在解放区自行印制发行了上述边币。
1949年10月22日她的家乡潮州解放，23日崇英大姐所任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4支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入城指战员的服装、军需物资、13班锣鼓都是崇英大姐组织、操办的。
崇英大姐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她为建立新中国，为解放潮汕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您看她胸前那金光灿灿的勋章、荣誉章，都是党和人民给予她的最高奖赏。在崇英大姐革命精神、革命行动的引导下，她们许家整个大家族人都纷纷参加革命工作，为建立、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崇英大姐现居住在广东澄海，她今年已98岁了。亲人们都在为大姐祈福，祝愿大姐键康长寿!青春永在!
许崇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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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