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有一段时光最让人留恋，那就是在《铁道兵》报当编辑的时候。
1976年，我所在的铁道兵第七师奉命开赴青海柴达木盆地，执行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修建任务。师部机关少部分人员留守四川达县(现达州市)，政治部留守处由副主任于永茂任主任、宣传科副科长刘自楷任副主任。我是宣传科两名留守的干事之一，另一名是蔡红硕。1977年，蔡红硕调往铁道兵政治部文化部，1978年底，我也接到了《铁道兵》报社的调令。
要去北京了，让我联想起此前曾3次到北京的情景：第一次是1966年国庆节，作为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两次都是到《铁道兵》报参加新闻报道学习班。这一次是调到北京去工作，内心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师宣传科领导替我着想，向铁道兵报社提出让我休完1978年的年假再去报到，报社同意了。这样，我报到时已是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到处都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这次与我一同调入报社的还有另外5人：张风雷、陈泰祥、汪立甲、田旺生、乔梁。这是多年来《铁道兵》报社一次较大的换新。按惯例我们要先集中培训，学习业务，还要重温《铁道兵》报的光荣历史。学习业务是为了熟悉情况，以便尽快适应工作;重温兵报历史是为了增强自豪感，明确肩负的重要责任。
《铁道兵》报是一份得到老一辈革命家厚爱的报纸。它于1948年10月15日创刊于东北战场，先后用过《铁军》《铁军报》《人民铁军》三个报名，报头分别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题写。
到1952年，报纸更名为《铁道兵》，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将军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请毛主席为《铁道兵》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欣然提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铁道兵”三个大字。1954年1月1日，毛主席题写的报头正式启用。
如今，自己成为《铁道兵》报的一员，与一众老师共事，深感光荣和荣幸。
在正式接手编辑工作前，我以记者身份执行了一次采访任务，来到了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现场。青藏铁路一期从青海省会西宁至昆仑山下的戈壁新城格尔木，全长800多公里。工程穿越高山、草原、戈壁、盐湖，地质复杂，气候恶劣，施工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第七师、第十师官兵，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环境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10师47团在修建海拔最高的关角隧道时，就牺牲了55名官兵。
我这次来采访时，一期工程的主体已经完工。在柴达木盆地茫茫戈壁上，一支铺架队正在日夜奋战，向着最后的目标冲刺。我与铺架队官兵一同生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们那种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我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新闻速写《成语新释》。不久，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胜利完工，通车庆典在格尔木举行，我见证了这一载入我国铁路建设史册的大事。
党报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家和军队建设成就的重要工具，主要任务有两项：报道新闻事实，发表评论观点。《铁道兵》报对评论十分重视。社领导对社论、编辑部文章、评论员文章、述评乃至编者按、编后，都亲自把关。
《铁道兵》报辟有一个言论专版，名为《思想阵地》，每周一期。这个专版原来由著名评论家、杂文家邱存平主编，他调往《解放军报》理论部后，兵报便安排我来接班。整个专版从拟定编辑计划，到约稿、收稿、编稿、版面设计，全由我一个人完成。社领导、部领导都很信任我，鼓励我发挥自己的才干，放开手脚工作。
记得1980年5月的时候，《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都报道了这件事，由此引发了一场惊动中央、影响全社会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这时，我们《思想阵地》专版也收到了部队许多作者、读者参与讨论的稿件、来信。
结合部队官兵提出的各种问题，我进行了一番梳理。报告社领导批准，确定围绕“当兵是否吃亏了”的话题，开辟一个专栏进行讨论。这一举动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深受读者欢迎。我密切关注和认真领会上级精神，参考军内外报刊的经验，不断将讨论引向深入，为官兵答疑解惑，澄清思想，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总政治部对部队官兵参与人生观问题大讨论十分重视，及时给予指导。在总政的一份通报中，我们《铁道兵》报和几家军区、军兵种报纸受到了表彰。
然而，随着大讨论的深入，社会上和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点。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我们开展的讨论，参与讨论的官兵或多或少地也发表了一些消极的意见。作为主持人和把关者，我在把握讨论方向的问题上态度不坚决，所以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结果，总政再次下发通报时，我们与一些兄弟报纸受到了批评。一次受表彰，一次挨批评，经验可贵，教训深刻。
为了丰富言论专版的内容，活跃版面，受军报《并非闲话》、北京晚报《古城楼下》等栏目的启发，我在《思想阵地》专版上开辟了一个小栏目，取名《军营内外》。社领导肯定了这一做法。《军营内外》刊登官兵们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倡导新道德、新风尚。文字短小精悍，事实新颖，观点鲜明，十分接地气，基层官兵参与度很高，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在编辑《思想阵地》专版的过程中，因工作需要我有幸认识了徐惟诚(余心言)、范荣康、李庚辰、“杨柳榭”等军内外著名评论家、杂文家，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同时也在《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北京晚报》的“一夕谈”等专栏中发了一些习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杂谈《大海与贝壳》，还被一家出版社编入了“高考复习指导丛书”的《语文》课本。该课本的杂谈单元只收入了两篇课文，另一篇是著名作家秦牧的大作，这使我有些诚惶诚恐。
除了业务上的收获，在担任编辑工作的过程中，我在自身思想道德修养方面也受益匪浅。
在主流媒体上主编一个专版，这在现如今一些人看来，就是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很有“油水”的。殊不知我们那时不兴这一套，当编辑就专注于两件事：培养作者，编发稿件。
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个包裹，是从山东某地寄来的，摸了摸感觉是一包花生米。于是我立即向姜良瀚社长报告，社长很干脆地说“退回去”。因为寄件地址不详细，寄件人也不真实，我多方打听也没有结果。再次向社长报告，社长又说“继续查”。两三个月过去了，眼看夏天就要到来，再放下去花生米就会变质了。我第三次请示社长，社长这才说：“你们吃了吧!”社长说的是“你们”，而不是“你”。我明白了，一人为私，二人为公，于是我们多人一起享用了这包不寻常的山东花生。
培养和拥有一批优秀作者，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我的前任邱存平老师传授给我的经验。报社办了一份《铁道兵报通讯》，其中的“作者.读者.编者”专栏，为我们编辑与作者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方便，正是在这块园地上，我结交了许多作者朋友。
当时的年代，写小评论成为一种时尚。写小评论的很多都是业余作者，他们迫切希望具体地指导。所以，给业余作者回信，成了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记得有一个战士作者，叫周骁骏，他的文字功底不太好，但是，写作的积极性非常高。虽然很长时间没用他的稿子，但他乐此不疲。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经常给他回信，鼓励他继续努力。同时，就他的有些来稿具体地给予分析点评。慢慢地我发现他开窍了，进步很快，终于写出了令我满意的作品。《思想阵地》刊用了他的稿件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成了骨干作者之一。
后来，小周提了干，再后来转业回到了家乡广西。因为有写作特长，被《经济日报》广西记者站录用。
有一次，周骁骏到北京顺便来看我，递给我一个信封，我一看，是我曾经给他写的一封信。信是用《铁道兵》报编辑部的稿纸写的，厚厚的一叠，有八页。他说，那些年我给他的回信不下几十封，他全部保存着。对于他所说，我相信是真的，但关于给他回信的具体细节，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因为那时给作者回的信太多了。
在《铁道兵》报当编辑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经历过的事，交往过的人，度过的岁月，得到的收获，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2024年5月23日
编辑：岁月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