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呵，总会有一，二个一生都要好的挚友相伴，这是上天的卷顾与安排。

　　发小姚凱英，小名“民娃”，我们同住西安古城一个叫桃胡巷里弄里，而这条小巷酷似仙桃核壳，上窄下圆，其小径中部有一棵枝叶茂繁的大槐树，两个大人的手臂相拢都拢不住，还得加上个小屁孩的手臂挽起才勉强拢住，这种丈量法还是小巷七号住的翁老太爷的杰作，以后还成了小巷娃娃们做游戏的典范，老槐树下传来阵阵儿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好一幅五十年代未古城小巷的市井图案么。

　　那时侯，街巷成立了幼儿园，穿着开裆裤的民娃，和我，上身着一件后背十字交叉洋布帘帘，小口袋里塞滿了从前巷老侯家小摊摊上二分钱买的柿子皮，把个小嘴巴塞的鼓鼓的，排着队伍等着骑木马。

　　说起来那时的幼儿园真是可怜，挺大的庭院里独独一匹褐红色摇摇马，二十多个娃娃排着队等着骑它，一旁的阿姨嘴里还念着数;1.2.3.4.5……

　　读到10后，就要换一个小朋友。

　　我那时才三,四岁，却猴精猴精的，硬让民娃替我排队，拽着木马两边的木把柄楞是赖着不下来。

　　害的民娃排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轮不上他骑，我这个玩尿泥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呀，从很小的时侯就迁让着我这个不着调的小哥哥。

　　六O年下半年，开学了。

　　我和姚凱英同读一年级，並，同一个班。背着花书包，迈进了许士庙街小学那高高门槛。

　　那时，他个子真小，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我人高马大，被安排到后一排，上课铃响了，老校工摇着金黄色的铃铛，“咣当，咣当”清脆入耳，朗朗的读书声漾满了红砖绿瓦校园;开学了，开学了，鸟在叫，歌在唱，金色的童年，金色的阳光……

　　还记得教室对面那间矮小的耳房吗?门口挂了个小木牌牌，上写开水房，热腾腾的气浪不间断从小屋里涌出……

　　下课的铃声响了，娃娃们飞也似奔向这里，解开绑在书包带上搪瓷口缸，举着它，队伍排着老长老长，白胡子的老校工，手执瓢勺，把一个半月般的木制锅盖掀到一旁，一勺一勺的把开水倒进娃娃们茶缸里，唠唠叨叨警告着大伙儿:慢着，慢着，小心烫着，嘿，走您了，下一个……

　　我和凱英捧着茶缸，一边“咈咈”吹着凉，一边从书包里掏出玉米饼子，一撕两半，他一半，我一半，香甜的嚼咬了起来……

　　从那时候起，我俩就遵循古老的习俗:见面分一半，谁也不藏着，掖着，小伙伴的情谊就像水晶般的透彻。

　　上中学了，我俩依然在一个班。他数学学的好，在班里老排在前几名，老农民似的班主任刘民虎是教数学的，对姚凱英偏爱有加，经常让凱英在黒板前解题，让我羡慕不已。

　　每轮到做数学作业时，我脑仁就疼了起来。

　　还算好，有凱英帮我，住在同一小巷里，撩腿就窜到他家里，在他住的挂有破蚊帐的小屋里，两个小脑袋凑在用木箱搭成书桌旁，他给我当上了辅导老师，勉勉强强跟上了课程。

　　那时正逢文革后期，学則无用正兴时着，说到底，我们六九届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文化底子，挂了个初中毕业的牌牌而巳。

　　上中学那会儿，学到的东西不咋滴，但干革命劲头倒蛮冲的。

　　凱英和我，胸前都挂上了红卫兵的红牌牌，所在的班级被命为军队才有的俗称;某某连，某某排。更多的参与了社会上一些公益活动。

　　记得有一次傍晚，街上的路灯刚刚亮了起来;二十五中学操场上挤滿了六九届学生，每人胸前的红卫兵牌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