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是新中国军事史上六次对外作战的一次重要战争,有关这场战争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仅铁道兵编辑出版的书籍就有6本以上。今天给大家介绍铁道兵战友史锡腾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友谊关外的难忘岁月》(以下简称《难忘岁月》)。
史锡腾1947年出生,祖籍扬州,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十世孙。史先生著有130万字的长篇小说《史可法》,在网上连载,获得10余万的浏览量。《友谊关外的难忘岁月》也在网上连载,作品长达18万多字。史先生1968年由湖北入伍当铁道兵,直接到越南参战。他当了半年炊事员、饲养员,之后当汽车兵。虽然在越南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以“68年前老高中生”的文化修养,天性中似乎对生活有浓厚的观察、思考、积累的习惯,终于在晚年完成这部“一名援越抗美战士的亲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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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介这部作品,理由有三——
宏观叙事与细微叙事相统一。历史题材作品的高度、广度、深度的表现,最容易“掉书袋”,东拼西凑的史料,大而空,不容易感染人。而另一个极端,则事无巨细地罗列史实,缺少分析、判断,个别事件的感人只是杯水波澜,读者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意义缺乏了解。有的作品虽然也有宏阔的视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二者是两张皮,生生贴在一起,同样达不到感人至深的力量。
史先生的《难忘岁月》,是个人援越抗美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叙事说史,没有技巧的技巧——天衣无缝地将战地故事与国际风云揉在一起;而且,不唯上、不唯书,秉笔直书,又不渲染、夸张,像新闻记者一样报道事实。作品中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记叙,都不是刻意去表现,而是自然而然地叙述。
比如,他是汽车兵,到国内出公差,探访一位战友;因广西文革武斗严重,战友家徒四壁,惨不忍睹。他照实笔录。胡志明逝世,连队、驻地群众追悼,史先生用了不少文字,追记胡志明的历史功绩,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友谊,以及对铁道兵的亲切关怀……真是连队天地小,笔底有乾坤!
读者朋友,你知道越南对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感情?看了史先生的《难忘岁月》,惊诧莫名!援越抗美这段历史,还需要有责任的学者去探究。就在我们的同胞“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越南的老百姓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中国人的疏离,乃至仇视。史先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追根溯源、丝丝入扣做了剖析(摘录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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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在“同志加兄弟”的大合唱中,似乎还隐藏着某种不和谐的声音。
这一天晚上,团放映队来到我们连队,住在我们连附近的几个连队也到这儿集中,一起观看与珍宝岛事件有关的几个新闻纪录片。从六点半钟开始,我们的部队就陆续入场了。放影场的气氛很严肃、也很紧张,所有的连队都跑步入场,满耳都是“一、二、三——四”、“立正、稍息”的口令声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练手中枪……”的歌声,没有人说笑,没有人闲谈,放映场俨然成了一个威严的练兵场,而这场电影无疑就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备动员会。除了我们外,还有数不清不请自到的越南老百姓,大人、小孩、男人、妇女,将坐得整整齐齐的部队包围在当中,小小的一片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我们一会儿为苏军的侵略行径所愤怒,一会儿为解放军的英勇反击而欢呼,同时还不时有人领呼口号“打倒苏修,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新沙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场气氛十分激昂,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沉浸在无比的义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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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渐渐地注意到,在我们的欢呼声和声讨声中,居然夹杂着不和谐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越南老百姓。当银幕上出现苏联边防军向我边防部队发起攻击,用炮艇上的高压水龙冲击我渔船时,他们就大肆鼓掌、欢呼、叫好,甚至手舞足蹈;当我边防军奋起反击时,他们却“嘘”声不断,甚至对着我们大声叫喊“中国不好,联苏好”,“离外中国”(滚回中国)。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他们对我们说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让我们感到无比困惑。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知情人撰文,对我国文革期间的外交政策作了客观的评价,我们对中越两国关系演变的内幕,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中越两国关系的不和谐,主要分歧在于对苏联的态度。
1960年苏共20大以后,中国与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出现了裂痕。表面问题是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的看法及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实际上是两个国家领导人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60年代后期,毛泽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正面要与美国和它所支持的台湾蒋介石集团相持,背后要与曾经被称为“老大哥”的“苏修集团”作战,国内还要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决斗。中国在国际上已经很孤立。不少一度与中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苏论战中也纷纷倒向苏联。越南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在两个兄弟大国争吵的夹缝中虽然都不愿得罪,但大部分领导人私下也不免偏向那一边。
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以后,在对待越南的政策上,中苏之间又有巨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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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提议由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一个会,商量统一出兵支援越南的问题。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东欧阵营各国再加上朝鲜统一派出了高炮和导弹部队进入越南北方,帮助越南防空,1968年春季美越会谈开始以后才撤了出去。尽管我们入越时他们已经走了,但据老兵介绍,以前在路上经常可以遇见他们,并时有矛盾发生。
在和谈的问题上,中国、越南、苏联的态度也不同。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时,同时发表声明,称愿意“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只要越南同意“无条件进行谈判”,美国可以暂停轰炸北越。对于“无条件谈判”,中、苏、越三国都持反对态度。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开始谈判,三国的态度却不尽相同。苏联主张只要美国停止轰炸北方,就可以开始谈判,这与美国要求的“只要同意无条件谈判,就可以暂停轰炸北方”大同小异。而中国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美国以有力的打击,谈判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因此主张在谈判问题上要价应该高一些,应该提出只有在美国停止轰炸且将地面部队撤出南越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谈判。当时越南领导层内部在谈判问题上意见不统一。1965年10月,当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提出现在可以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时,中方表示:我们不反对战争打到一定时候,在有利条件下,于有利的时机进行和平谈判,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美国还没有被打得认输。
到了1967年1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春水通知中共中央,越南党中央十三中全会确定:“如果美国接受并且真正停炸,并要求同越南进行会谈,越可接受,但南方将继续打。”通知中国的第二天,越南即公布了这一声明。实际上这不是在与中国磋商,而是将已经做出的决定通告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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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又呼吁进行谈判,越方这一次处理方式,更出乎中国的意料。1968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通过电视讲话宣布愿意停止轰炸,同越南谈判。4月3日,越南做出回应,宣布愿意随时派出代表同美国代表接触,以便开始双方对话。5月2日范文同宣布将在巴黎开始越美会晤,10日以后开始“正式对话”。5月13日,春水率越方代表团赴巴黎,开始与美国代表团进行秘密对话。越方在宣布这一决定前,只是提前两个小时通知了中国。中国认为此时开始谈判只能有利于美国取得喘息时间、减轻困难,是美国苏联联手“停炸诱和”的骗局,因此没有报道这一消息,也没有转载越南声明。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员文章,表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抗战到底,事实上表明了中国反对和谈的态度。
一系列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苏、越之间的微妙关系。
不过,当时我们只不过是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根本无法了解其中的内幕,也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对越南少数人的亲苏排华态度,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我们如此拼命援助他们,却遭受如此待遇,真他妈的窝囊。
(待续)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