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把彩虹铺天下

文化入骨 蔼然如春

——回忆我与国波团长的几次交集

韩怀仁

 

我1972年12月走进铁十师四十七团的时候，就听老兵说过：我们的团长（当时称部队长）名叫国波。不过那会儿我觉得这个名字跟我的距离非常遥远，远得就像天上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就像人间的毛主席、周总理——他们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但真要想和他们见面，却只能在虚幻的梦境里。团长，那是多大的官啊！单是一个连长，就让我觉得高不可攀呢，更何况管着好几千人的团长！我这样一个刚从农村青年变成解放军战士的新兵，怎么敢奢望和团长面对面地说上几句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之后，这望居然变成现实了——因为我由施工连队调到团机关当了收发员。收发室就在团机关院子里，自然和团首长能够天天见面。原来没有近距离接触时，觉得这些首长都高得像天上的星星，只能仰望，无法亲近。直到近距离和他们在一个小环境里生活工作时，才觉得他们都是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凡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也各有各的个性。国波团长给我的印象是：虽然不苟言笑，但却和蔼可亲。在机关院子里，几乎没见他和哪个干部或战士说笑，但也没见他板着面孔训过人。尽管我并不知道他的学历，但是凭直觉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文化，或者喜爱文化的人。果然，1974年第一期的《连队文艺》（师政治部办的一个内部刊物）诗歌专号上，就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歌，证明了他确实是有文化的人。能写诗并且写的诗还能发表，他能不是个文化人么？当然，在刊物目录里看到“国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除了对团长更为敬重之外，还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因为这期“专号”也发表了我的五首诗。我的诗能和团长的诗发表在同一期的刊物上，说明在诗歌文化的园地里，我跟团长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诗友”呢！对于一个入伍刚刚一年的战士来说，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紧跟着就是一种亲近感。通过诗歌，我觉得和团长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是有个成语叫“相惜”吗？团长既然爱诗，爱文化，想必对像我这样也爱诗的人会另眼相看吧。

果然，1976年2 月，我和国波团长不仅有了真正的近距离——两人面对面，相距不到一米——的交谈。而且这次交谈让我感到温暖，也给了我后来不断奋斗的一种动力。

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转折，刻骨铭心，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在和国波团长面对面交谈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军务股的林参谋发生了一次较为激烈的语言冲突，当然，没有骂人，也没有一个脏字，只是情绪激烈而已。不过，这次冲突更深的根子却是扎在1974年的8月间，我和我的顶头上司——通信股赵参谋之间的一次争执。

那次争执，如果详细记述起来，完全可以写成一个中篇小说。简单地说，就是在赵参谋去草原上打猎的时段里，我的本职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比较紧急的难题，在无法找到他当面请示的情况下，我主动找了两位同年入伍的战友，帮忙解决了那个难题。原以为我主动克服困难，完成了工作任务，是干了一件好事，没想到那天因打猎不顺，所获甚少，而心绪不佳的赵参谋，却认为我干了一件有越之嫌的坏事。他质问我：“你一个收发员，有什么资格调动通信排的战士？”因为在他看来，通信排的战士只能由他，或者其他干部调动，而我这个战士身份的收发员，是没有资格调动的。尽管我一再申明我不是调动而是请求他们帮忙，但他仍认为我干的是一件错事而不是好事。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也实在过于认真，或者叫做天真幼稚，不善于察颜观色，居然慷慨激昂地跟赵参谋争辩开了，还给他引经据典，向他指陈利害。

那场争论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我胜利了，因为最终赵参谋理屈词穷，实在无法再对我指责；但是实际上却是我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那失败的恶果在几个月后就无情地显现出来了——

11月份发展新党员的支委会上，尽管别的支委都对我大加赞扬，说了许多好话，但是赵参谋却提出了一个让其他人都无法再开口的意见：“这个小韩，虽然工作上很努力，很积极，但是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考虑问题幼稚，而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常常自以为是。我觉得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再考验一段时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他的意见自然是最有分量的意见。直接领导这样表态了，别的人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就继续接受考验。

虽然在半年之后，赵参谋的支部委员被换掉了，而我也顺利地入了党，但是1976年2月，当老股长王志敏转业，而赵参谋接任股长后，立即决定把我从机关“处理”到基层连队。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机关兵下连队，只要没犯过什么错误，一般都下到汽车连或卫生队，最不济也是到连、修理连，为的是能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复员回农村，好歹也有个手艺。只有表现极差或有较大劣迹，如偷盗、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机关兵，才下放到施工连队，多少有点“劳动改造”的意味。谁都不这样说，但都心知肚明。而新任赵股长对我的处理意见是：回到原来的连队——正在路基工地上施工的十三连。

说实在话，对于这样的处理，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偏偏那天又出事了。（未完待续）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