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三）》（节选）

周树华

 

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7年8月初，连队就成立了演唱组。那时，我刚刚当上文书，连首长指定我牵头。演唱组成员有刘金球、陈流安、欧观有、薛金洪、黄伟明、张荣光、李明溢、陈杰等十多人，清一色的广东兵。他们都受过中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有的会唱会跳，有的还会点民族乐器。

演唱组成立不久就适逢国庆节，所排练的《长征组歌》片段，参加了48团的国庆文艺会演，获得了优胜奖，受到了机械营副教导员于尚臣的表扬。

宣传队成立后，下设三个小组，节目编写由我和刘金球负责；乐队由陈流安负责；导演和演员组由薛金洪和黄伟明负责。

其实，宣传队的队员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再加上那个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很难找到精彩的演出节目，特别是适合连队演唱组的节目。为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大家只好七拼八凑。枪杆诗、对口词、快板书之类就是当时的流行色。而这些语言类的节目又恰恰是我们的短板，只因广东人的普通话，十有八九是咬字不清，吐词不准，也曾闹出许多笑话。

依据自身条件，我们只能在歌舞及乐队方面下大力气。于是，加强基本功训练成了宣传队的当务之急。

我们的策略是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发挥内部潜力与外部合作相结合。

“偷”艺，是我们的拿手戏。为了提高演出水平，我们经常到西昌、会里、会东等地，向地方的文艺宣传队学习基本功，学习新节目，吸取新经验；凡是有文艺团体来周边演出，只要能抽出时间，不管路途多远，不管舟车劳顿，我们都派出人员去观看，去，去偷艺。

“偷”师，是我们的基本功。驻地附近，是四川省文化厅“五·七”干校湾丘分校，他们当中有很多文化英才和行家里手。那时讲军民鱼水情，连队主动与干校结对子，派出军代表帮助他们搞军训；派出干部战士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久而久之，与他们混熟了，自然而然也“偷”来了师傅，给我们作声乐及舞蹈方面的辅导。至今，我还记得两位舞蹈老师的名字，一位是苟学云，另一位是徐月仙。是她俩手把手地教我们练形体，练舞蹈基本功。一招一式，一柔一刚，由浅入深，由单人到集体，一整套的技能技法毫不保留地传给了我们。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记得当年排演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情景，还记得那骑马动作的基本舞步。

耕耘是收获的前奏，这个人们再熟知不过的哲理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到半年，宣传队的综合素质上了一个台阶：声乐有了乐的旋律，舞蹈有了舞的韵味。

黄伟明天生就有几分艺术才情，尤其是出演的丑角惟妙惟肖，幽默诙谐。

薛金洪的舞蹈功底深厚，刚毅柔美，演出时有模有样。

欧观友的板胡有板有眼，激奋昂扬，伴奏、独奏是绝好的技巧之作，为演出添色不少。他还被调到师后勤部宣传队担任过独奏演员。

吹笛子的张荣光，人称“笛仔光”。牙齿虽不齐，吹起笛子有点漏气，可他想方设法去为牙齿“整容”。再加上好学苦练，演出时，一支竹笛从头吹到尾，直吹得余音袅袅。

宣传队的队员们，人人都是多面手，每个人都会一两件乐器，带弦的能拉，带眼的能吹，锣鼓能敲，快板能打。当然，这是业余的，绝不能与专业的比。

为了这个集体，连队宣传队的每位队员都付出了辛劳，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那时，不知道是年轻，还是纯真，也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反正大家的热情很高。刘金球是高中毕业生，思维敏捷，文笔很好，搞创作是把好手，节目的改编及创作大多是他挑担子。

我也经常参与节目的编写和改编，虽然文化素养不高，但也拿得出手，连队水平嘛!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按照山东快板韵律配唱的《夸夸咱连的八大员》中的几句： “打起锣鼓拉起弦，唱唱咱连的八大员。给养员他一心为兵不怕苦，样样工作走在前；材料员他精打细算业于勤，保质保量保安全；炊事员不怕脏来不怕累，做菜样样味道鲜……”

宣传队的热心人要数陈流安。他连初中的门槛都未迈过，但他天资聪慧，对音乐很有悟性，什么乐器都能捣鼓。有一天，他搞来了一张羊皮，没几天就捣鼓了一个低胡。后来，他又弄来一张蟒蛇皮，制作了一把三弦。他还与刘金球共同试制过一架木琴。宣传队所用的手鼓、腰鼓之类小件配器，大多是他制作而成。

诚然，宣传队的成长离不开连队首长的支持。在那困难的年代，副指导员田万国还特地拨款购买了一架扬琴，那是团一级的宣传队才能配备的武器呀!我就是从那时学习扬琴的。

（三）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