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因为她，因为她的一部小说，桑干河而名扬中华大地。这个人就是丁玲。
1945年秋，丁玲从延安启程，东渡黄河，辗转抵达携手长城的张家口。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遵照这一指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丁玲主动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地工作队，她先赴怀来，后到涿鹿县的温泉屯开展土改工作。
在温泉屯，丁玲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同农民广泛的接触中，丁玲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也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与热情。
在丁玲与土改工作队同志的忙碌努力下，不久，全村的贫苦农民都欢天喜地分到了土地。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祎文，湖南省临澧县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照片来源网络）
土地就是太阳，获得土地的人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丁玲后来回忆说：
“我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在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机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20天，而是20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们是在我脑子中产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候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
这样，在桑干河畔丁玲自然也收获了她事业与人生的阳光。
丁玲 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网络）
这年冬，当丁玲来到阜平县的红土山村时，长篇小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她的脑海里已经形成雏形，她所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于是，她在那里住了下来，在一张炕桌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桑干河所腾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化成她笔下的文字。神奇的是，在这部题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说中，她并没有用过多的文字眷顾和描写这条河流。桑干河只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只是在第41章《打桑干河涉水过来的人》中，出现了“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光着个头，肩膀上搭着一件蓝布上衣，裤脚管卷得很高，是刚刚打桑干河那边涉水过来的，他就是县上的宣传部长章品同志，他本来在桑干河北岸和洋河南岸的六区搞土改工作，做事明快，老练机警，是第一个到暖水屯来的老八路，从靠近涞水县的红峪一直向北走，打开了一个村又一个村，慢慢就到了桑干河下游的南岸。”
写到这里，小说的标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的文字中。至1948年6月，小说定稿。出版之后，很快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旗帜》杂志上。
此后3年间，有关丁玲的采访报道或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论等，频频见诸于众多报刊上，使得她声名显赫，成为解放区、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
1952年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授予丁玲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 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当然，丁玲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亦有丰富的政治与文化资源。如果不是丁玲，而是另一个作家写出这部小说，是否会有如此深广的影响，那就很难说了。另外，即便是丁玲，如果她写的不是土地改革问题，而是其他题材的小说，那么也未必获得如此极大的声誉。
丁玲这部小说的成功在于，作为我国第一部再现土地运动的长篇小说，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各个阶层不同的精神状态，显示出农村伟大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迎合了一个新生政党的政治意图。
它不仅是丁玲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之一。
诚然，河流的内部风景是河流这一乡土空间独特性的表现，但在现代语境中，在文学家的笔下，河流不仅是自然界的河流，它还衍生出多重象征意蕴，作家拿河流说事，表达某些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意义，构建了河流的政治话语。丁玲的“桑干河上”就是其中一例。
[五]
永定河，又叫无定河。
早年读唐诗，记住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句诗。那时，我以为唐诗中的无定河，就是永定河。后来，学会了读书，才知道那句诗，出自陈陶的《陇西行》。写的是甘肃的无定河，与桑干河这一无定河是不搭界的。
陇西的无定河虽不是桑干河这条“无定河”，但诗中所表达的情境却与桑干河又是惊人的相似。自古以来，桑干河一带战事频发，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无以言表。因为战争，这里无休止地上演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悲剧。
永定河 卢沟桥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陈陶诗中所描绘的景象，在燕山深处的桑干河，可以说是年复一年，千年不绝。战争留在这条河上的是哭声，是血泪，是白骨。
除战争以外，制造苦难的母体，还有这条河本身。
所谓“无定”，是说它河道迁徙无定，经常泛滥成灾，给人民带来生命与财产的危害。
历史上的永定河，是一条桀骜不驯、泛滥成灾的害河，它与长江、黄河、淮河并列为全国四大重点泛滥河流之一。这是因为永定河的落差大，泥沙多，降水集中，洪水在官厅山峡千回百转，跌宕奔腾，从三家店出山后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闯荡，霸道横行，不可遏制。
我们不仿从地理上作以分析：
永定河从三家店出山，曾因横亘在东南面的八宝山、老山与西山相连被阻隔，在石景山流向东北的巴沟低地，经昆明湖、圆明园，沿清河河谷与温榆河汇合。之后，由于受到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北京地区的东北部不断升高，永定河转而向南流淌，形成高粱河故道。继而向西南摆动，形成今日的莲花河与凉水河，之后摆动到小清河的位置，形成了以石景山为顶点，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冲积扇。因此，使得这条河迁徙无定，泛滥成灾。
永定河水泛滥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一位叫郑肇经的人统计：从金代开始至1949年的834年间，永定河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流改道9次。其中金代108年中决口、漫溢4次；元代134年中决口、漫溢17次；明代276年中决口、漫溢2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决口、漫溢78次。平均每4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洪灾。其中明清两代永定河水进袭京城诸门就达6次之多。
清人彭孙贻在《客舍偶闻》中记载：清康熙七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漫崩一角。
清嘉庆六年7月，1个月内降雨600多毫米，城内宫门水漫数次，楼屋房宇倾斜不可计数。永定河石景山左岸漫决5处，长约297米。卢沟桥下南北决口8处，总长约10560米。右安门大桥被冲断。永安定，右安门的灾民多至万人。人多避树巢居。
石景山是京西的最高处。如果永定河在卢沟桥以上左岸的故金口、庞村、衙门口三处决口，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三处距西便门分别是21.5公里、18.7公里、12公里。而三处的高程分别是90米、80米、70米，与西便门高程48.5米的高差，分别为41.5米、31.5米和21.5米，这便形成了“洪水破城”之势。
若从衙门口决堤，永定河水沿现在的新开渠和水衙沟直入莲花河，冲决莲花左岸，直侵广安门。
如果从故金口决堤，洪水行经路线将沿石景山北、金顶街南，老山北的金沟河故道，与现今的永定河引水渠汇合，从西直门而进入城内。这条流经路线的纵坡为百分之二。仅靠西直门，一个小小的关口，显然无法阻拦凶猛涌来的洪水。
虽然，自金以降，人们为减少洪水灾害，即从石景山至卢沟桥左岸修筑了防堤，但是在一次次与洪水的搏斗中，屡修屡毁，河流因泥沙沉积，越来越高，至房山、大兴段的河堤更是高高地横卧于平原上，一旦决堤，其危害刻不容缓。
为了生活与生存，必须结束无定河的历史！
沿着这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大河，我们看到清代挺身而出的一位皇帝，他就是康熙。他曾对永定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
康熙在分析了永定河的水文特征之后，提出了治河方略，这些方略绝非是概念性词汇，而是化作了可实施的措施。他说：“此河性本无定，流急易淤。沙既淤河身垫高，必致泄溢，因此泛滥横决成灾。”
/解放后 国家对永定河进行治理（图片来源网络）/
他制定了治理方针：“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且狭，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
为此，他还制定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理办法。大筑南北两岸的堤防；北岸自卢沟桥河堤起，至狼城河口，计程165里；南岸自卢沟桥河堤起，至狼城河口，长186里。另外，又从良乡张各庄以下，疏改引河至三淀，长40余里。全部工程耗银万余两，费时1年。
堤成之后，康熙亲临河道视察。他骑马而来，一站一站走过，看得甚是仔细。见工程之坚实，他龙颜大悦，并赐名为“永定河”。自那天起，永定河便成为这条大河的名字，并被历史定义下来。
此后的30多年中，永定河，流畅安顺，未发生大的灾害。但时间一长，尾部三角淀淤沙渐多，下游河道仍迁徙无定。
治理尚需继续。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决定对永定河进行开发治理，修筑官厅水库，既改变了永定河桀骜不驯的秉性，消除了中下游洪流灾害，又能为京津两地提供水资源，从而使永定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永定”。
官厅水库（图片来源网络）
官厅水库建成后，拦截了永定河上游占流域总面积百分之九十的经流量。这还不算，官厅水库上游各支流也不断兴建水利设施，垒坝建库，拦截地表水流。据统计，如今已有大小水库267座。
辉煌成就的背后，问题来了。上游的拦截，使进入官厅水库的水受到限制。上游经年累月把水拦截在自己的院子里，导致了水坝以下的河道失去了作用。水库、水坝修成之日，常常是下游河道干涸之时，也就是河流生态系统崩溃之时。
环保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想把拦在自己家里，反而越得不到渴望得到的水。一个地方修建一座水库来养自家的鱼时，却发现它的上游也在计划修建库容量更大的水库。先他一步或者后他半步，其目的都是把水资源榨取干净……
目前的现实是，北京不断扩大，地表水供水严重不足。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近郊区计划每年开采地下水6亿吨，但实际上每年开采总量在9亿吨以上，使得水位下降，就连被乾隆帝称为“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泉水，也不再有“玉泉垂虹”的景象了。
人们也许会说，北京缺水无关紧要，我们有“南水北调”工程。但谁敢保证南水北调工程会让北京幸福万年？谁又能保证南水北调的水的源头不会干涸？长年累月下去，沿线与京城能否支付起调水的巨大代价？为这一代价，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又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一个靠调水而活命的城市，是否会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
干涸的永定河（图片来源网络）
眼下，永定河仍然是一条干涸的河流，没有碧波，没有渔歌，没有帆船。虽然有一段河床上装了一汪碧波，那也是为了旅游或休闲人为的一段景观，它不是大自然的给予，也不是河流真正的本来面目。
北京人文学者朱祖希对永定河的治理发出这样的警告：永定河流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而人们一旦改变了它的运行规律，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人类进行惩罚性的报复，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沉下心来，好好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还河流的本来面目，让它常年自由自在的流淌，呈现它纯净的河流的自然之美，既能造福，又能避害，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就像久别的朋友向我们打起亲切的招呼……（全文完）
作者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