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旁观记
1992年4月中旬,十七局总会计师曹中敏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十七局在重庆茄子溪召开的多种经营现场会。曹中敏是十七局负责多种经营的领导,而茄子溪基地又是十七局多种经营的先进单位。我答应曹总,一定准时参会。
茄子溪基地,是修建襄渝铁路时,重庆市划拨给铁七师几百亩地,建起铁路建设战备仓库。兵改工后,此地成为十七局的固定资产,主要是搞仓储经营活动。这里在重庆的大渡口区,东临长江,距市中心较远。
十七局茄子溪基地,没有招待所,会议住宿安排在距基地约1公里的重庆市肉联厂的宾馆里。因为基地与肉联厂关系较好,会议人员没有通过宾馆一一登记,而是把房间钥匙统统交给会议会务组,由会务组统一发给参会的住宿者。这样,肉联厂宾馆并不掌握入住者的情况。
我之所以交待这个细节,是因为这个细节与后面发生的故事紧密相连。
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一天时间去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村。中午,所有参观者均在外面吃饭。而那天唯一没有去参观的正是我。因为感冒,发高烧,夜间到肉联厂医院除拿了药,还打了一针青霉素。第二天上午还要接着打一针。由于这个原因,我留在了肉联厂宾馆里休息。
中午,参会者只有我一人在宾馆的歺厅吃饭,因为身体不适,没有食欲,我仅要了一盘清炒绿豆芽,一碗小米粥和少许咸菜。还没有吃完,突然,歺厅里涌进来一群身穿铁路服,头戴大盖帽的铁路职工。他们呼啦啦坐满了我旁边的12张桌子,我细数每个桌子上均坐10人,12桌正好坐满120人。
前面已经提到,茄子溪距市中心较远,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去茄子溪的路况不好,加之堵车,从重庆火车站乘车到茄子溪至少要一个小时。而茄子溪除十七局仓储基地以外,这里也没有其他的铁路单位,怎么会在一个不逢年亦不过节的日子,一下子涌来120位铁路职工在此吃饭呢?120人,12桌,这显然是精心安排好的。
我想,这里一定有文章!
12个桌子边,每桌放4箱脾酒,还有可乐、雪碧。菜端上来了:脾酒鸭,粉蒸肉,烧鸡公,水煮鱼,毛血旺等等重庆名吃,要有尽有。这个吃得鬓角冒汗,那个吃得嘴角流油,吃得好不痛快。
我想搞清楚这个庞大食团的来龙去脉。
吃过饭后,我走进后厨,称赞厨师做得菜好,色香味俱佳。这一称赞不当要紧,一位像是管事的大厨走过来对我说:“我们这里特级厨师就有3位,另外几位是一级厨师,就是重庆最高级的饭荘,烹饪水平也不能高过我们。”
几句赞扬话一出,心中的那堵墙拆开了,他们也就放松了警惕。我说:“外面那10多桌的客人都在夸你们的菜做的好呢!好酒不怕巷子深,不然哪能有这么多的铁路顾客光顾啊。”
大厨告诉我:“他们是重庆分局所属各车站的站长和书记,今天开会,在我们这里用歺。”
我问:“他们距你们厂这么远,怎么想起在你们这里用歺,太不方便了。”
大厨说:“我们不是他的客户吗,互相关照吗。能到我们厂吃饭,说明心里有你。”
我问:“肉联厂怎么是铁路的客户?”
大厨笑:“收猪,用车皮吧,宰杀后,向外出售要车皮吧。他不给车皮,肉会臭在库里。他们能来吃饭,就能保证我们的车皮。”
我问:“他们这一桌菜成本是多少钱呢?“
大厨答:“食材本钱约250元,若是在饭店,这一桌至少也要卖到350元,加上脾酒,怎么也到400元左右。”
我问:“他们付钱吗?”
大厨答:“付!意思,意思,每人交5毛钱,一桌5块钱,12桌,60块钱。若是遇到检查的,人家没白吃,总算交钱了啊。好有一个交待。”
我说:“天衣无缝!”
大厨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做,也不是我们一家。”
盛宴完毕,这个庞大的食团来到院里登上3辆大巴,肉联厂一位领导出来为他们送行。口口声声说:“照顾不周,欢迎再来。”
食客中一位像是领导模样的人对送行的人说:“王厂长,你太客气了,每次开会都麻烦你,让我们感激不尽啊!”
下午,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写了一篇现场目击特写《食团旁观记》,发回《人民铁道》报社,几天后,此文在一版显著位置见报。
在上级还没来得及处理此事的时候,重庆铁路分局有关部门拿着报纸找到肉联厂,质问他们:“你们怎么把《人民铁道》报的记者找来了,抓我们个现形?”
肉联厂辩解:“我们知道《人民铁道》报的门朝哪开吗?你们来我们这里吃饭,请都请不来,我们怎么会背后捅刀子呢?”
“记者就在现场,你们不知道?”
“记者头上写字没有,我们知道谁是记者?”
一番争吵之后,他们想到扩大调查范围。他们想到了十七局茄子溪基地。基地的同志说,记者是局领导请来的,不是基地邀请的,那天他因患感冒,没去参观。吃饭让他撞上了,能怪我们茄子溪基地吗?
成都局对此事作出处理,要求每一位食客,按市场价补交饭钱,并通报全局。要求重庆分局以此开展一次整顿路风的活动。
半个月后,我又去重庆。并从重庆沙坪坝车站乘车去达州。在沙坪坝车站候车室里,我见到这位铁路职工在一条红色横幅上用大头针别标语。
我问:“不逢年不过节,挂标语干嘛?”
一位领导站起来回答:“我们开始整顿路风了。”
我问:“为啥?”
他笑笑:“因为白吃白喝,前不久被《人民铁道》报点名批评了。”
我说:“我就是写那篇报道的记者。”
他“啊”了一下,惊奇地问:“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这时,他急匆匆走回办公室。
片刻后,我登上列车。那位车站的领导也跟我登上列车。从重庆到达州,那位领导和车长,不离左右,与我言谈甚欢。到达州,我下车时,沙坪坝车站的领导亲切地对我说,是奉分局领导的旨意,特送我一程。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