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往事(23)：乱中好读【原创】​



 

       “8.19”之前的武斗还是棍棒、石头，这之后对立的两派之间就开始动枪、动炮、动真格的了。传闻“红三司”最先抢了军分区的弹药库，“六总司”打听到军分区还隐藏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便组织武斗人员强攻新城，夺取军分区埋藏的武器弹药和新城粮库的粮食，遭到“红三司”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战，最终还是“红三司”冲进军分区抢走了全部弹药。
       安康大规模武斗开始之后，城里大字报也少了很多，大辩论也没有了。因为大辩论的另一方“红三司”的人除了“潜伏”之外，都跑到城外去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都不再抄写大字报、印发传单了，就好像双方正在激烈争吵，突然一方不见了，走开了，另一方找不到对手，总不能像唐吉诃德一样荒唐可笑地去跟风车战斗。于是，我们也都不再去学校了，直到1968年“毕业”都再没进校门一步。
       乱中取静，正好读书。不上学了，书还是要读的。整天猫在家里无所事事，于是我就到处找书来看。当然不是看课本，是看文学书。记得家里有两三本父亲买的早期俄罗斯作家关于宇宙天体的科幻小说，父亲读过之后给我们讲过浩瀚宇宙天体不可思议的神秘莫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读完这几本科幻小说之后，便四处向认识的同学借书来看。更多的时候还是拿自己的书去和同学交换书来看。我给他四、五本书，他给我同等数量的书，互相交换看完之后再换回自己的书。我看书比较快，有时我看完了，对方还没看完，我就拿着对方的书再去跟第三个同学交换。结果等对方看完了我的书跟我换回他的书时，他的书已经被我换给第三人手上了。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还不是换两、三手，而是换四、五手，第一手同学的书就很难原样要回了，只好拿别的书去抵他原来的书。就这样，印象中我总是欠人“书债”、躲人“书债”，经常被书的主人追着要书、还书、抵书，实在找不到别的书抵“书债”时，就只好拿自己攒的零花钱去抵“书债”。中国四大名著、三言两拍、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许多名著，大都是在这期间读的，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记得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故事，给我印象深刻，我还多次把冉阿让的故事讲给孩子和朋友听。故事说的是冉阿让因为饥饿偷了一个面包被判多年苦役，刑满释放后他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心怀不满，恰好一个孩童玩的一枚硬币滚落到他面前，他一脚踩住。孩童向他索要，他怒目相对吓跑孩童。在冉阿让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教堂的神父用最好的银餐具招待他一顿丰盛的晚餐，还让他住在教堂。半夜时分冉阿让还是愤愤不平，起来偷了神父的银餐具跑了，被沙威警长抓住，发现他不光抢了孩童的硬币，还偷了神父的银餐具，便把他押回教堂对质。神父见到警长抓住冉阿让，不但没有指证冉阿让偷窃，而非常宽容大度地说这些银餐具都是他送给冉阿让的，说着又拿来一对银烛台和银餐具放在一起，问冉阿让这个怎么忘拿了?神父的善举给冉阿让灵魂非常大的震撼，从此冉阿让改邪归正，行善救人无数，最终反而让一直在追捕他的沙威警长无地自容……这才是“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的道理。 ​
 

       儿时看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街上的摆书摊。现在的孩子已经看不到这样绝无仅有的旧时风景了。那时街上四处可见摆在地上供人选看的小人书摊，根据书的新旧厚度不同，一分钱可看一本、两本、三本不等，也有二分、三分钱看一本的。有的摊主还提供小板凳可坐。我的零用钱常常都花在小人书摊上了。文革期间不上学的日子，我还和同院的同伴凑了二十几本小人书，也拿到街上去摆过几天书摊。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体验，觉得好玩。那时绝对没有“城管”来管，即使有也因为文革都不上班了。
       武斗开始之后，许多同学都躲起来了，不再容易找人换书看。幸好住在我家对门姓范的伯伯给我又打开了另外一个知识的宝库。范伯是行署科技局的干部，他保存有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以来的全部杂志，装了整整一箱。创刊之初是8开本，图文并茂，彩色印刷，初期内容主要译自俄文版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跟苏联交恶之后，改为16开本，内容还是以翻译介绍世界各国的新兴科学技术，新发明、新发现、新学科、新学说、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等为主。
 

       ​范伯从创刊号开始，每次借我半年的6本杂志，看完再换6本。这样，我将他自1956年创刊以来十年一百多期杂志逐一看完，的确令人丰富知识、大开眼界、深受启迪、受益匪浅。应当承认，我后来的认知能力、水平以及知识结构，与文革期间的“非常阅读”不无关系! 往期回顾：

　　我的往事(15)：徒步串连

　　中国股市怎么啦?

　　靖神铁路工程监理创新的故事(6)

　　“门外汉”的故事(6)

　　对标蒙华样板 打造靖神速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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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