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进取 不负年华―转业地方工作二十八年记忆
　　

王希桥(老树朝阳)
 

       我1982年2月从铁道兵转业到北京市朝阳区工作，先后在区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公室和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从部队到地方，每项工作都是从零开始，都是全新的工作。与地方工作融为一体，凭借一颗认真对待，毫不懈怠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负年华，不负部队和党多年的教育培养。

　　承写朝阳区《政府工作报告》，以文辅政。

　　1980年前后，沙通铁路修建任务收尾，铁道兵十三师师部搬到朝阳区楼梓庄乡皮村。1981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朝阳区政府从社会各单位借调一批人参加区人口普查工作。当时中央已决定裁撤铁道兵，部队领导考虑到我家在朝阳区，推荐我去朝阳区帮助工作。朝阳区安排我到普查办公室秘书组任组长。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每项工作，北京市转发朝阳区人口普查简报4期，北京晚报还登了一篇小文。那时，朝阳区的简报市里转载的不多，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找我，让我转业到他那里。当时，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是由政府办副主任担任，他是从通讯兵转业的，他积极推荐我留在政府办。我当时写完了区第三次人口普查总结，正准备交差回部队。

　　政府办张万鹏主任找我谈话，问我在部队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在部队搞过新闻，搞过教育，在师政治部任正连职干事。张主任一听是正连职很高兴地说，你能留下转业到我们这里吗?我说我们部队即将撤销了，应该没问题，只是我不知道部队的意见，听说进京指标比较紧张。张主任说，只要你想留下，我和你们部队联系，指标问题我们协调。就这样，我答应了留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张主任转而对我说，我看了你写的人口普查总结，很不错。

　　现在交给你项任务，帮我们写政府工作报告吧。我说，我在朝阳区帮助人口普查工作，与社会单位接触较多，但对政府工作了解不多，脑袋空空的。最好把以前写的报告给我看看，我先熟悉一下。张主任说，以前的报告有，回头在档案室调一下给你看。我说政府工作报告是很重要的，需要把第一手材料弄到手。张主任建议我看全区各单位的全年简报。我想了想说：“只看简报还不能全面了解政府工作。这样吧，我提个建议，由您牵头，让那些职能部门领导来汇报几个月来的工作，我在一边听汇报就好了。”张主任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连声说，这个办法好。

　　张主任连续主持了三个汇报会，我记了三大本子情况。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第一个汇报会，我是穿着军装听会的，第二天就传出朝阳区政府军管了。万鹏主任马上告诉我，你脱了军装吧，免得下面议论纷纷。后两次汇报会我就不穿军装了。

　　汇报会后，张主任问我怎么样，我说基本情况都有了，只是脑袋很杂乱，我想看看以前是怎么写的。张主任立刻让人把过去写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我。一张16开的纸，一个大标题，就是个发言稿。我说，这是政府工作报告吗。张主任说，就是这样的。我说，这是一个发言稿，我看过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很详细的，也很全面，是一年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年的工作部署。张主任说，咱们是小政府，不写这么复杂。我说，小政府也是人民代表选的，应郑重其事的报告工作。张主任不反对我的意见，只是说，给你半个月二十天时间，你写个初稿，我看看再定。

　　我回家后，在家闷了两周，一周梳理材料，列出政府工作报告的框架提纲。那时没有电脑，就是报纸和简报文件，可参考的东西就是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参照报告体例，根据我记录的笔记，列出了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反复琢磨材料的分配。列出总结五大块，下一年工作四大块。用一周时间，完成了初稿。这是朝阳区第一个叫《政府工作报告》的政府工作报告。拿回办公室，主任们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意见，基本认可。形式上是否叫政府工作报告，是否署区长尹建华的名字意见不一致。我主张就得规规矩矩，严肃认真地报告工作。政府是首长负责制，区长必须署名，以示对人大代表的尊重，对权力机关的负责。最后决定上区长办公会议定。

　　记得稿子上了三次区长办公会。

　　第一次我读报告一个多小时后，各位区长提意见。主管副区长们对自己分管的工作担心讲得不够，都希望增加自己主管的工作内容。5位副区长都有意见。我认真地记下了每位区长的发言。区长们对报告体例比较统一，叫《政府工作报告》，署尹建华区长的名字，其它要求改动的内容太多了。办公会决定，让我修改，改好后再上会议定。我犯了愁，因为这初稿的框架结构，各项工作表述的笔墨轻重我下了不少功夫，但我作为一个新来的秘书，不可能在会上推翻这么多领导的意见，只有硬着头皮去修改。我又用了一周时间，修改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次区长办公会讨论报告，还是我读的，读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听着都累了。讨论时，区长们都感到时间太长了。有的说像流水帐，面面俱到。多数领导都主张还是要有重点，有综合得好。尹区长说，小王，还得麻烦你再作修改，时间太长了，综合、简化点，区长办公会再议一次。

　　散会后，我又翻开我的第一稿，以第一稿为基础，个别部门的工作用了一个小段落，有的一句话带上，不再散落在各部分。第三次区长办公会，顺利通过。

　　张主任逐字逐句把关。印刷前，让我们秘书科，认真校对，提出了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的要求。等定版印刷出来，还真的实现了一个标点都不错的要求，成为了一个范例。

　　在转业后的第一年，感到当政府办秘书科的秘书真不容易。几位区政府领导多为老革命，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实干精神很强。不擅长文字，政府文稿都是秘书的事，就政府工作报告怎么写，写哪些内容，领导很少专门商议和指示，就由秘书写，

　　写好了领导提意见，再修改，领导们认可了就行了。秘书以文辅政的水平很重要。那时，各位区长参加委、办、局的会议，有不少都要秘书们写发言稿。随时都会来任务，当秘书的工、农、商、学、建、管、经、文、卫、体各方面的政策和情况都要掌握，以便应急处置。我记得有三、四次都下班了，区领导找你写明天就用的发言稿，领导不回家，你晚上就加班写，写了改，领导满意了再下班。时间长了，秘书科办公室加个床，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加班。记得一次为董化堂副区长写发言稿，大夏天，屋里很热，又没有空调，我穿个大裤衩子蹲在椅子上写，董区长也穿个大裤衩子在楼道里转，一会儿进来看一看，一会儿又去楼道转，拿个大蒲扇，汗流浃背，区长也一样。后来，秘书科就调侃我是“蹲着写秘书”，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在炎夏蹲着写东西，真会凉快很多。

 

       在上世纪八十年初，秘书以文辅政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事多，责任心又强，天天忙于政务，对政策法规研究不多，秘书的责任就要全面准确地研究并与实际结合形成文字，保证政令在本级政府全面准确的执行。每天学文件、听新闻、看报纸是一项重要任务，已养成了习惯，身得其益。
 

　　考取人民大学二分校，创立朝阳区政府法制工作。

　　1984年我考取人民大学二分校干部政治专修班脱产学习两年，考上之后才知道，那是中央组织部和北京市委组织部共同举办的培养科级干部的专修班。毕业前，中央组织部在两个班中挑选四名同志去中组部工作，其中学校推荐有我一个。朝阳区坚决不放人，我想不通，思想上有些波动。1986年，封明为(原朝阳区委书记)副市长，到朝阳区借调干部，区政府办推荐我去市政府办公厅区政处，帮助工作八个月。

　　1987年北京区县成立法制办公室，朝阳区委组织部通知我回朝阳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建法制办公室并任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正科，因当时法制办同政府办合署办公)。我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和去留的选择，凭在部队十几年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作风，立即回到了朝阳区组建政府法制办公室。

　　一个从未学过法律专业的人担任区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组建和领导工作，面临着众多的困难，更何况政府法制机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尽快开展工作，我跑到市政府法制办找到从事立法工作多年的张耀宗老主任，了解区政府法制办公室的职能是什么。张主任笑了笑说：“你怎么这么急，市政府正准备发一个文件，明确区、县法制机构的职能，我们还没有讨论清楚，你就要精神。”我说：“没搞清楚怎么就发文要求下面组建这个机构?”张主任说：“国务院有要求，首都要走在全国前列，先把机构建起来再说。

　　”我急切的说：“我不了解机构职能，回去怎么开展工作?”张主任说：“你不要急，工作有你干的。虽然具体职能没出来，原则还是有的，那就是‘两个保证’，一是保证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全面正确的实施，二是保证本级政府作出的决定和制定的行政措施等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我带着这“两个保证”回到区政府。我感到身上的担子不轻，这“两个保证”是两只无底的大筐，什么都可以装，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两只筐里到底先装什么，工作量有多大，要几个人才能把工作做起来。

　　我制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计划，第一年先做两件事，一是针对全区税法执行中的问题开展税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当时群众对此反映很多)，二是对区政府历年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区政府在办公室各科抽调了四个人，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学过法律的，就组成了一个法制科(对外称为区政府法制办公室)。不懂法，我就联系市法制办参加培训，自己带头参加。人员少，新机构影响力不够，我亲自起草文件，请求领导批准向全区发文部署工作。工作力度还是不够，我又找到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汇报法制办的工作计划，争取区人大常委会的支持。区人大领导听后感到计划很有思路，有创意，又结合区情，与人大工作职能相一致，同意将税法检查列入人大常委会议题审议，一起推动税法的贯彻实施。这一年，工作开展得很有力度，全区开展的税法大检查成效显著。

　　在检查中补交税款的就达1000多万元。区领导也十分肯定法制办的工作，没想到搞法制见了如此大的经济成效，大力支持法制办的工作。借此东风，法制办又连续两年根据全区治安情况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价问题与区人大共同开展了治安管理条例和物价管理条例的大检查，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市政府法制办的充分肯定。

　　连续三年的执法大检查，收效喜人，但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企业和个体从业者法制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意识差，必须进行全区的法律知识教育。在我的主持下开始运作这一社会工程，我先后组织政府税务、物价、工商、市容、环保、公安、城建、规划、节水等十多个部门编写了企业法律读本和个体工商户法律读本。

　　全区需要接受教育的量很大，分期办班困难太多。我想到能否联系北京电视台租用频道讲课，办行政法规培训班。经过多方联系，这个办法得以实现。为帮助无条件即时收看讲座的单位和个人的学习，我们又联系乡办无线电小厂专门研发了能收听电视台的调频收音机，配发参训人员，及时收听。全区共有二万三千多家企业和七千多名个体从业者参加了培训。朝阳区的行政执法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一举动在全市影响也很大，不到五年时间，朝阳区政府法制办的工作在北京市18个区、县走在前列。

　　1989年，北京市因法制建设需要，决定区县法制机构独立建制成为正处级单位，朝阳区法制办公室从政府办公室分离出来，编制为22名，我担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1992年任命为法制办主任。为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能力，用业余时间读完了法律大专，修完了经济法研究生班课程，自学了行政法学理论，使自己逐步成为政府法制工作的内行。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法制办主任是本级政府常务会议的组成成员或是固定的列席会议人员。在朝阳区十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出席和列席区政府常务会议700多次，参加各种协调和议政会无数次，为区政府和领导的决策进行法律把关和服务，我经过了6任区长，成为在全区一个单位做领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因职务、职责所致，也成为一个敬业、公正、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人。

　　1991年初，一位主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副区长召开

　　一个由20多个政府部门参加的协调会，研究朝阳区6个城中村的改造问题，区长提出了设想，要把6个村的拆迁费用摊派给村周边的开发公司承担，当时参加会的所有部门都表示支持，有的发言还大加赞赏。当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刚颁布不久，我一人反对这一意见，认为是政府非法增加了企业的社会义务。领导拍板决定按多数部门的意见办，并让我起草这个文件。我接受了任务，因为政府是首长负责制，领导决定了就得服从。

　　但我要求会议记录人员记下自己个人的意见。我连夜起草文件，尽量使其符合法律规范，把摊派改为自愿与政府签订协议出资改造城中村。文件发出不到一周时间，市政府办公厅来电话要通报全市，理由就是擅自给企业增加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主管区长立即给市里打电话，请求不要通报了，我们自行撤销文件。自此以后，区政府常务会的议题都要听取法制办的意见，法制办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区领导的肯定，也为法制办的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

　　领导的支持和信任，使法制办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我在朝阳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十六年半的时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定立政府法制工作制度有10多个，其中，行政执法量化考核责任制和行政执法奖励制度在全国分别介绍过经验。一次是国务院法制局在安徽省巢湖地区召开的行政执法工作交流会议上，北京市让我介绍了朝阳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情况，一次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试点单位工作汇报片会上，我重点介绍了北京市朝阳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即行政执法奖励制度。这两个经验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加以肯定并提倡。

　　记得当时朝阳区政府法制办全体同志在电视机前听十五大报告，听到此内容时，全办都非常兴奋。因为当时对这项制度各种认识并不统一，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经过三年多的考察刚刚统一了认识，朝阳区的经验做法在全市刚铺开不久，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中就充分给予了肯定，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另外，朝阳区的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政府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政府法制干部培训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在北京市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工作的16年中，朝阳区的政府法制工作基本是年年先进，我在2000年3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北京市政府法制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全市，授予此称号的有10名。我成为了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法制工作的第一人。我还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法制建设、北京信访等报纸杂志上刊登过十多篇有关法制建设方面的文章。

　　1987年，北京市要出一本反映北京全貌的书，叫《今日北京》，要各区县提供成文书稿。当时正是我从市政府回朝阳区组建法制办的时段。区委宣传部组织，我中途加入编写，参与了统修《朝阳篇》的任务，北京社会科学院授予“特殊贡献奖”。那次参加《朝阳篇》的写作，使我深入了解了我所供职的朝阳区，开阔了眼界。1997年，朝阳区从兄弟区调来一位新区长，学识广博，是位学者型领导，他和其他领导不同，就任后调研区情第一站就到法制办。我向他汇报了我所掌握的情况，他征求我对政府工作的想法，我着重汇报了政府法制建设的情况。
 

       谈到对全区经济工作的想法时，我反映了区目前立足抓区属经济的提法太狭窄，乡街经济发展空间太小。朝阳是个经济大区，市属和国有企业众多，是纳税大户，区属经济九牛一毛，应定位为抓区域经济，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和促进企业的发展。区长很感兴趣。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区域经济的概念，拓宽了我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

　　创新创制，站好最后一班岗。

　　2004年，我同一位副区长一行人去国外考察工作，在新西兰，我突然接到安贞街道办事处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该选区与选民见面，选举我为区人大代表。我告知正在国外不能前往。放下电话，心生忐忑，怎么突然选我为人大代表?回国后，组织部找我谈话，怕我想不通，把法制办全体人员召集一起宣布了我的工作调动。充分肯定我在法制办的工作。会后同我个别谈话。说明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空缺，原推荐人选不是我，因突然变动，没有提前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我已五十多岁了，干不了一届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在法制办退休算了。部长说，这情况已向人大说过了，他们还是希望你去，这也是区委讨论过的。组织的决定，我不能再推辞。

　　人大工作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去后才知，这届人大常委会从人大常委会主任到委、室主任基本都是全新人员组成，我的调动，是人大一把手点名的，他曾是我的主管区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人大各委、室的职能都基本与政府工作相对应，只有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不同，除对应区政府外，增加了对法院、检察院和人民团体的工作，对乡人大工作的指导。我的主管副主任我也清楚，是个非常敬业的“工作狂”。我不敢懈怠，抓紧熟悉内司委的职能定位和历届内司委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做好工作，先是调查研究，了解相关部门的工作和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我们调研中发现，区法院办公条件和人员不足的问题。朝阳区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在全国基层法院中是最多的，但办公楼严重拥挤，特别是七个派出法庭更加严重，我们写了专门报告，向区委反映情况，并向有关部位呼吁增加编制，为区法院履职提供保证，经过几年努力，使法院工作环境得到改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难问题，列入常委会议题审议，促进法院改进工作。对乡人大工作，我们发现了不少项，一不够重视，二不夠规范的问题，我们列入了工作计划。

　　在我的记忆中，历届内司委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较为薄弱，无章可循，难于接续。只有我们自己去创制。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就着手开展这项工作。我亲自动手，先后制定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选举和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监督办法》和《北京市朝阳区关于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行政措施备案的规定》二个规范性文件。这两个规范性文件都是原来没有的，外地人大有实践做法，但成文的东西没有，为保证文件质量，我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两个文件均经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办法》的出台是对我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规范了人事任免程序，强化了对国家机关人员的监督，增强了人事任免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了人大常委会任免工作的程序、内容，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被任命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廉洁勤政。三年对区人民检察院和区人民法院提请任命的56名人员进行任前考察，对拟任人员进行测评、考试、考察和公示，保证考察工作有序进行，提升了任免工作质量，促进拟任人员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和公仆意识。同时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人大任命的检法两院和民政、司法、民族宗教办工作人员329人次的书面述职，内司委连续两年逐一进行评议，使这些被任命人员增强了公仆意识和人大观念。这也是区历届人大常委会没有实践过的，改进了常委会对人大选举、任命人员的监督工作。

　　《北京市朝阳区关于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行政措施备案的规定》对乡制定行政措施内容的界定、备案的主体、备案的时限和具体的要求以及相关工作部门的工作职责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促进乡级人大依法、规范地开展工作，加强区人大常委会对乡人大工作监督指导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规定》的出台对于维护我区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的稳定，增加行政措施的民主性、合法性、权威性和执行效力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2006年，朝阳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届终要写一篇调研报告，各委室提供材料，请了两位专家帮助，确定的题目是《地方人大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探索与思考》，稿子拿出来，专家不太满意。最后确定让我来写，我接受任务，重新理清思路，搭建框架，得到专家的认可。我写了三万多字，反复征求意见，六易其稿，成为一篇具有创新和实际指导意义的报告，也是朝阳区历届人大常委会从未有过的新尝试。
 

       2022年3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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