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墨伟‖宣传股的三个兵

　　作者熊墨伟

　　宣传股的三个兵

　　我1968年入伍，一直在三十三团宣传股工作，先任文化干事，后任宣传股股长。宣传股那时的兵不少，有报道组、创作组、电影组、摄影组和一个宣传队。除报道组不是我分管外，其他都是我这个文化干事分管。这么多兵，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都十分精彩，我不能一一道来。在这篇短文里，我想着重讲三个兵，他们是创作组的许光超，报道组的崔茂新与创作组的朱海燕。

　　这三个兵在事业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许光超，退伍后一步一步高升到广东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广东省老干部局局长。其次是崔茂新，他的工作虽然不是我直接分管，但我了解他，退伍后，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参考生，考取山东师范大学，后考取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作等身。第三是朱海燕，那时，我直接分管他的文学创作工作。后来调北京，有二十多年专攻新闻，但他没放下文学，成为新闻与文学的双栖者。他曾是《人民铁道》的首席记者，《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与社长，摘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是全国新闻出版战线领军人物。

       这三个兵，结成感情上的铁三角关系，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三人在宣传股没有提干，都是作为战士离开宣传股的，但他们三人的人生事业，对宣传股的战士来说，可能算是最成功与最辉煌的。

　　/许光超(中间)，广东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广东省老干部局局长。/

　　许光超是拒绝提干，主动要求退伍的。他是1973年的广东兵，在宣传股乃至政治处，人缘甚好，大家都喜欢他，亲切地喊他“阿超”。许家，在广州属于贵族，许光超与许崇智、许广平属于一个家族。光超说，他称许广平为姑奶。光超的父亲是中山大学数力系教授，母亲是外语系主任。姑父李嘉人是广东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上世纪50年代，王震兼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局长时，李嘉人是王震的助手，任常务副局长。同时，李嘉人还是著名作家《羊城暗哨》的作者陈残云的入党介绍人，其姑妈是《南方日报》的著名记者。光超在部队时，组织多次找到谈话，想把他提干，在部队干下去，但多次做工作未果，他要求坚决退伍，回地方工作。光超是创作组组长，既然决心已定，要求退伍，我只好物色一个人来顶替他的工作，这个人就是朱海燕。

       许光超是坚决要求退伍的，而崔茂新是被处理退伍的。崔是报道组的大笔杆子，也是团机关的一个“活宝”，成天嘴歪着眼斜着，手指头比划着，涮机关的那些参谋、干事，甚至是团首长们。虽调皮捣蛋，大家并不感到生气，在文化生活如荒漠的军营，因茂新的存在，反而有了一种生机和乐趣。军务股参谋陶景田多次对我说：“老熊，小崔成天嘴歪着眼斜着，出我的洋相，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结果把我抬成了三十三团的大名人了。”接着景田自己乐得哈哈大笑。由于茂新成天没有个“正形”，虽然在报道组论水平是第一位的，但他并不是报道组组长，组长是一位比他晚当兵两年的新兵。按部队需要与茂新的个人能力，他应该在部队继续干下去。但是因为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处理退伍了。原因是探家时，他拿了宣传股的一把折叠椅。他说：“椅子携带方便，比家乡老式椅子灵活，要带回家让木匠仿着做几把。”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而茂新那天探家时，将椅子扛在肩上，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在团部大院里像受阅一样风风光光地走了一圈。此举，被团参谋长刁洪河发现了，刁不仅扣下了那把椅子，还明确表示：“崔茂新探家回来后，作退伍处理。”

　　/崔茂新(1953年—)，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2年获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茂新探家归来，距老兵退伍时间不到两个月，司令部领导坚持把他下放的十七连，让他从连队退伍，他们认为从施工连队退伍才是对机关兵违反纪律的惩罚。这种处理，有点不近人情。十七连是三十三团培养新闻报道员的基地，大部分报道骨干是从这个连队走出来的。茂新到十七连，正逢寒冬腊月，连队息工，没有活干，他就站在连队旁边的山头上，穿着皮大衣，朗诵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或《雷锋之歌》。指导员郝忠印对我说：老熊啊!你们给我们连送个“大喇叭筒子”，天天在山头上嗷嚎。不料，对茂新作出退伍的处理，恰恰为他开辟了人生的成功之路。茂新从十七连退伍，几个月后，他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考取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已成为全国研究《论语》的著名学者，硕士生导师。

　　/朱海燕与格尔木戎装照/

　　朱海燕走进三十三团宣传股，缘于我的前任宣传股文化干事、宣传队指导员庄汉明。庄离开宣传股到四连任指导员，他喜欢爱写文章的人。在四连指导员任上，他到安徽利辛县接兵，认识了海燕，庄见海燕的文章写得漂亮，硬是把这位身体不适应做高原兵的他带进了部队，包括海燕的体检表格，都是在庄汉明的直接运作下填写的，庄说：“他要给铁道兵部队接来一个写作者。”庄喜欢海燕，连训结束后，他想把海燕分到他所在四连。他明确表示：“到四连叫你一年入党，两年提干。”

　　但是，这时，宣传股我的同事毛佑斌干事认识了海燕。佑斌负责新兵团的宣传工作，庄汉明把海燕在新兵连发领章帽徽大会上的发言给了佑斌，佑斌把它刊登上三十三团的《新训战报》上，佑斌认为海燕在新闻上有潜力，便到新兵一连找他谈活，表示新训结束调他到宣传股搞报道工作。去宣传股之前，还要到十七连锻炼一段时间。十七连是佑斌的老连队，由于指导员郝忠印喜欢爱写作的人，那个连队培养出十几位新闻报道骨干，如当时的铁道兵大笔杆子聂晓甫就出自就个连队。

       海燕认识宣传股的第一个人是毛佑斌，他在十七连期间，给佑斌寄来的不是报道，而是几首诗歌。佑斌拿给宣传股长欧元才和我看。我观海燕有文学创作的热情与发展潜力，就对欧股长与佑斌说：“让海燕到创作组来吧，报道组有崔茂新、樊世珠与赵志国三人，而创作组许光超要退伍，给宣传队写节目总需要个人吧。”于是，欧股长与佑斌同意，就把海燕分到了创作组。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是1976年8月1日午后找我报到的。

　　/熊墨伟原铁7师33团宣传股股长，中铁十七局三公司党委副书记。/

　　很快，海燕与光超、茂新结成铁三角的友谊关系。光超的诗歌对海燕影响很大，他摆脱了“四六句”传统形式，呈现出现代自由体诗歌的博大与雄阔，为后来诗歌创作奠定了一条方向性的探索途径。光超与茂新退伍后，在创作上，海燕在三十三团没有能够交流的朋友，他只好自我加压、自我突围、自我否定，再自我求索。我不知这期间他到底写了多少诗，但我知道1977年是他的丰收之年，他的《咏雷锋之像》《天路剪影》《向昆仑》《致敬，八一的枪声》等，先后在青海报刊和其他省级刊物发表，引起师文化科领导的关注，文化科干事、《金珠玛米亚古都》的词作者朱宝田与文化科长张金城先后到三十三团考察海燕，并向欧股长与我交代，一定让海燕多深入生活，给他提供更好的条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1977年6、7月间，青海省召开文革之后的第一届文代会，省文联通知三十三团，海燕作为代表参加文代会。那时，他刚满20岁，宣传股的同志都为他感到高兴。此事证明，他到宣传股不到一年，已成为省作协关注的重点作者了。

　　参加省文代会归来，海燕向我汇报说，他想写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诗，那时距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表示支持。他用几天的时间，创作了一首900多行的长诗《毛泽东的旗帖是胜利的旗帜》。这首诗写毕，恰逢《青海文艺》诗歌编辑左可国与蔡国瑞老师到三十三团采风，我将海燕的这首长诗呈给他们指教。他们认为，此诗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需要进步修改。于是，他们将海燕带到格尔木进行修改，又带海燕到西宁进行再次修改。最后发表时，这首诗长达400多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青海诗坛发表的第一首长诗。

       1977年这一年，我估计海燕所发表的诗歌不下50首左右。欧元才股长常和我商量，应该把海燕提为干部。1977年底，欧股长回家探亲，不料在途中因一事犯了错误，归队后落个留党察看撤职宣传股长的处分，这使海燕在宣传股的提干落空了。

　　/朱海燕戎装照/

　　1978年春，团机关精简，一些领导重报道，轻创作，把朱海燕又一次下放到十七连，连队把他安排在文书的岗位上。那时，作训股参谋、我的一个县的老乡刘光金由机关派到这个连队任连长，他与海燕在机关就很熟，了解海燕。我对光金说：我暂时把海燕放在你那里，多帮助教育他，将来要用起来的。”据我所知，海燕在文书岗位上干得不错，连队的政治教育课指导员不上，均由他代上，因此，有些老兵喊他“二指导员”，这可能为海燕埋下麻烦。军务股搞了一次全团的文书考试，海燕得了第一名，此事是军务股参谋陶景田告诉我的。说明他在文书岗位上干得不错。

　　海燕下放到十七连，团领导在心目中并未抹去他。1978年张志杰到三十三团任政委，见报上发了朱海燕的一首长诗，检查工地时，他到海燕的连队，特地安排时间与海燕谈心，鼓励他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作品。那时，他的连队在怀头他拉西南约40公里的荒漠里。这时，保卫股股长张志文到四营任教导员，在政治处他与海燕朝夕相处一年多的时间，十分了解海燕，他对我说：“四营若是有一个提干指标，就是海燕。可是，不久，张志文由四营到三营任教导员，致使海燕在四营提干的机会再次落空。

       年底，连长刘光金回江西探亲，连队另外两位干部力主让海燕退伍。我得知后，向新来的宣传股长徐剑平汇报。徐剑平说：“连队叫他退伍，宣传股敢放他吗?我来三十三团时，文化科科长张金城找我谈话，说文化科要用他。”随即，徐股长给张金城科长通话，汇报了此事。十几分钟后，师军务科的调令到达三十三团军务股，将海燕由十七连调至师文化科工作。

　　/朱海燕原《中国铁道建筑报》社长兼总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

　　他记得十分清楚，海燕是坐电影车去格尔木的。三十三团走了一位战士诗人，我失去了一位并肩战斗的好兄弟。虽然他离开了生活两年零九个月的三十三团，一年零九个月的宣传股，但我们之间的友谊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年一年加深，像一壶老酒，在岁月老人的酿造下，越来越香，越来越醇。

　　他到师里，人生的路也不是很顺利。对他的提干问题，议论了六次，表填了三次，因干部制度的改革还是没有提起来。他提干的这一曲折经历，恐怕在铁七师没有第二人。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有一个人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等着他，当他没有走到那个路口时，给他的只有坎坷与曲折。

　　等他的这个人，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1981年他走进将军的视野，由将军特批将他由战士提为干部，这在铁道兵部队中，属于特例。

       今年9月，海燕来西安看望我们这些离退休多年的老战友，作为海燕成长的见证人，作为他当年提干的亲历者，个个无不感慨，更理解了什么是好事多磨，什么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道理。

作者：熊墨伟

　　作者简介：

　　熊墨伟，1968年入伍，先后任铁道兵三十三团宣传股文化干事，宣传股股长，十七局三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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