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到，学生时代有一帮朋友天天粘糊在一起，确实是很快乐，很值得骄傲的。

　　那时候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不知道什么是忧愁，每天早上去生产队干一早上农活儿，下午放学以后，附近三里五村放电影，就相约一起去看电影。这段经历类似于莫言在《晚熟的人》里面描写的，农场看电影的情景。大概同龄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吧!去得最远的地方，我记得同本村同学董长群史车村的田文昌、史保印、史爱和一起跑到安阳县曲沟乡的，董车村，东夏寒看电影，大约有八里地。即便没有电影，就在史保印家聊天，侃大山。看电影有时候也往东，跑到粱邵村，足足有五里地。就近的电厂更不用说了，由于电厂条件比较好，几乎每星期都放电影，我们学校又与电厂是近邻。一听说某一天晚上要放电影，干脆就不回家吃饭了，一帮同学都懒得回家，在学校尽情地玩到天黑，饿着肚皮等电厂放电影。

　　最遗憾的是，你等了那么久，电影开始了，放映的却是你看过的片子。或者是你等了那么久，他先放一个老片子，你肚子饿得咕咕叫，等着他们放新电影，到最后却仍然是放了个老片子。或者他们通过放电影的扩音器告诉你，“新片未到”。你也不知道新片到底能不能来，走也不是，等也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到最后他们告诉您新片不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在初中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北士旺的好同学叫李冬喜，只要电厂放电影，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约在一起看。他特别喜欢文言文，我也喜欢文言文，在放电影前，我们两人在一起老是仿照学过的那些“之乎者也”文言对话。文言文的声调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说起来感觉特别有意思，以至于参军入伍后在部队偶尔写点儿东西，杜国淅老班长看到后老是说我的文章“酸”，“有一股古臭味”。

　　可惜的是李冬喜同学没有继续上高中，当时的通讯情况也不可能经常联系，只听说他学木匠去了。一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至如今都没有李冬喜同学的音讯，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要是我们能长期在一起，肯定会成为一生的好朋友。再或者，李冬喜如果能有条件上大学，肯定是优秀的文科生或者会一辈子从事跟古代有关的专业。

　　学生时代同杜运平同学的关系是最好的，我们无话不谈，上学同来同往，上课一张桌子。谁也分不开我们两个，因为桌子是我们两个自己从家中抬过来的，自然我们会同一张桌。不用说，我们的关系是很铁的。

　　说起这桌子座位的话题，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至今难以忘记。

　　自己往学校抬桌子上学，大部分都是小学68藉毕业的学生。67藉毕业的和66藉毕业的小学生来十三中(二十五中)上学的时候，都不用从家中抬桌子。排座位的时候他们排在一起的概率就比较大。那时候，男生与女生之间基本上都不说话，排座位也是男生同男生一张课桌，女生同女生一张课桌。我村的一位67藉同学叫范天平，大概是男女生比例不均匀的原因，刘风清班主任排座位时把范天平与北士旺的女同学郭伏花排在了一起，上课对号入座时候，范天平一看自己的座位旁边是一位女同学，就一直站在旁边不好意思入座，刘老师让他坐下来，他也不坐，到最后竟然哭起来了，问他为什么哭，由于他性格比较内向，什么也不说，最后竟然哭着跑到教室外面继续放声哭泣。一节课后，有同学不断问他，他才说出来自己不愿意同女同学同坐一张课桌。刘凤清班主任知道后，才又给他调整了一下。

　　由此可见，那时候的男女同学之间是多么封闭，多么拘谨。与现在的早熟的小学生相比真是天地悬隔!

　　由于我上学的路线是自西向东，前往十三中必须路过东梁村，史车村和安车村的同学也是自西向东，同样也必须路过东梁村，更由于同东梁村是东西两庄，相近相邻，因此，同东梁村的几位同学关系就比较密切，很多情况下，只要听说谁家修房盖屋或者有什么大事，同学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前去帮忙。七十年代初，大队(现在叫村委，叫社区)给了我家一块宅基地，宅基地地势比较低，多少年来，左邻右舍烧煤火，都是在这里取煤土，以至于该块儿宅基地比周边的地面都低很多。因此，要想在宅基地上盖房子，就必须把低洼的宅基地填平，还必须高于周边地平面，这样到雨季才不会有雨水流进来。

　　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来到我家帮忙，那个时候私人没有机械运输工具，连个老牛和毛驴车都没有，我们家找来七八辆架子车，给同学们一说，立马来了十几个人，每两三个人一辆架子车，再配上我家的街坊邻居，从洹河边上的砖厂挖土，用架子车拉过来填到宅基地。同学们白天上课，下课后就来帮忙拉土。记得有宋和平、宋海军，杜文书、杜运平、杜本学(杜玉海)、吴学忠、杜海平、陈中明、孙文堂、史反修(秋富)、田文昌，史保印、董长群等等许多同学。就这样，连续干了好几天，终于把宅基地的用土准备得足足的。那时候，条件有限，同学们从下午五六点，一个劲干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没有酒，没有肉，就是吃点儿捞面条。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要上学，傍晚又要走走过来帮忙拉土。真正的是辛苦他们了，

　　同样，后来宋和平、杜运平、杜玉海、吴学忠家盖房子，我也过去帮忙，只不过他们的房子宅基地地势不用加高，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拉土垫地。至今我们这些同学们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想起同学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这种情谊，想起当时的那种情景。也许是年龄不断增长的原因，我就感恩不尽，写到此处不禁热泪盈眶。

　　与上述同学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同学也值得一提：他是南士旺村的王春堂，当年在学校，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两个玩的挺好。他村同我村只相隔一条洹河，也就是安阳河。我村是安阳市的定点蔬菜种植村，每个生产小队都种植有各种蔬菜。尤其是在夏季，西红柿，黄瓜成熟的季节，外村的老百姓对我村的村民能经常吃上这些美味的蔬菜都十分羡慕，形容词用上“垂涎欲滴”也不算为过。王春堂同学经常要求我带他来他村的对岸，也就是我村的蔬菜地里给他偷摘西红柿和黄瓜，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这些新鲜的蔬菜很不容易。他自己不敢来，一是对我们这里的地形不熟悉，不知道那个地块有什么蔬菜，二是我村看管蔬菜的要是抓到这些外村偷摘蔬菜者，会送到大队交给治安人员处理。而他把袋子交给我，我则趁着中午看管人饭后困乏，睡中午觉的时候，偷偷溜进蔬菜地里给他摘西红柿和黄瓜，一般摘西红柿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西红柿大家都喜欢，王春堂也要求我尽量多摘西红柿。我摘好西红柿后从安阳河岸上下去，约好了他就在河边等着，从那里交给他西红柿以后，他送到家里，我也就直接同他一起上学去了。我去摘西红柿即便被看管人员发现，看在一个村，一个生产队的面子上，看管人员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说几句，再也别来了啊!顶多，把我摘的西红柿没收了。所以，王春堂就经常要求我给他偷摘西红柿，我也是不好意思推托，每次都偷摘一二十斤，记得偷摘过好多次。缘于此，他对我也是很好的，我相信，只要我请他办什么事，他也不会拒绝，记忆中，好像没有请他办过什么事。主要还是对他要求我给他偷摘西红柿不好意思拒绝吧!

　　王春堂好像没有上高中，时间太久了，记忆模糊。

　　再后来，若干年后，我退伍回来了，有一次偶然在安钢百货公司遇见他，这之前听说他在安钢百货公司当经理，我们走了一个顶头，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说：“你是王春堂吧!还认识我吗”?他犹豫了很久，啊啊了两声，“想不起来了。”他说。

　　“我是西梁村的范顺成”

　　他仍然“啊…啊…”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见此情况，我感觉人家混大发了，咱也别高攀了。

　　就说了一声，“我走了啊”

　　他也“啊…啊…”了两声。

　　就这么与当年的好同学告别而去。

　　就这么，以后在安钢百货公司再见到他，我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总是老远就避开他的眼光，有时候两个人的眼光自然相遇，我从没有主动给他打过招呼，他也没有主动给我打过招呼，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匆匆走过。

　　他真的那么健忘吗?

　　我又何必那么自轻自贱呢!

　　卑贱不值钱，自尊心才值钱!

　　从那以后，我深深感觉人是善变的，再见到以前熟悉的，现在的所谓“达官显贵”，或者对那些几年不见，突然间听说此人混大发了，我总是避而远之，敬而远之。这也许这是自尊心在作祟吧!而对于那些和我一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同学，老战友，老熟人，我总是很乐意和他们在一起。

　　正好范新明老同学约好了明天小学同学聚会，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感谢范新明的热心主持，老同学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用客气，没有虚伪。没有奉承，自由自在。而你得到的是尊敬，得到的是欢乐，得到的是美好的回忆，何乐而不为呢!

　　《乡村记忆二十三：学生篇5》完

　　2023年1月16日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