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我的往事（15）：徒步串连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后来又连续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毛主席前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正在放暑假，影响还不算大。开学之后，毛主席又在9月15日、10月1日连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大中院校引起强烈反应。大概是上面有通知，国庆节过后，我们学校也开始有组织地推荐学生代表以红卫兵的名义，去北京接受毛主席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的接见。我们每个班都有学生代表去北京，但不是由学生选，还是由老师和学校指定。
学生代表从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回来，学校更乱了。也许是他们“学习交流”了外地经验，抑或是外地的经验传到了我们学校，这时学校纷纷成立起名号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是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为名；“云水怒”、“谁能敌”、“锷未残”、“风雷激”等战斗队、造反队是取毛主席诗词里的词组为名；“东方红”、“向东”、“无产者”等是以当时常用名词为名。还有许多名称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时成立任何造反队、战斗队，也都不再需要老师来组织、批准，完全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将名称、人员名单报给学校备案，就可以领到一笔制作造反队队旗的经费和写大字报的纸墨、印传单的蜡板、油印机等。
紧接着，大串连就开始了。这里有必要让大家“秒懂”一下大串连的含义：毛主席在北京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此前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了。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串连。据“史料”记载，当年红卫兵“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当时年龄小，没有任何“革命”的目的，山里的孩子，只想走到山外去见见世面。到北京去、到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去，成为我们串连的主要目的地。
虽然当时大串连不需要学校组织，但是还是要报学校备案，然后才能发给串连的生活费。当时各个年级都很快组织一个个串连队。我所在的684班也在组织串连队。我年龄小不会去主动牵头组织，而是他们组织起来让我参加。我所参加的串连队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串连队最初是8个男同学，学校不批准，要求每个串连队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同学参加。理由是如果都这样全是男同学组队，那么女同学就无法组队参加串连了。于是我们又吸收了班上的3个女同学参加，一共是8男3女11个人。学校批准之后，就可以领到一面红旗作为队旗，每个人还可以领到每天三角钱的生活费，粮票是自己下。就是带上自家每月供应口粮的购粮本到粮管所按粗细粮供应比例划减口粮定量，划减多少，给多少粮票，当年这一手续的专用术语就叫“下粮票”。不出省就只下陕西省粮票，如果到省外去，就要下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粮票是含食油定量的，30斤全国粮票含半斤食油。
串连队都组织好了，回家给父母一说，他们却不同意我参加串连，因为我们串连的口号和精神支柱就是要像当年红军一样步行走到延安去。从陕南安康到陕北延安有一千多里路，途中还要翻越秦岭，父母觉得我才12岁半，还是个孩子，怎么可能走那么远？（放在现在孩子身上，的确无法想象）
可是都跟同学说好了，如果说因为家里不同意就不参加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再说我也是真心想去。于是我就以“绝食”抗争，不让我去就不吃饭。我果然一天没吃饭，也没着家，跟着几个同学到安康东汉江边叫磨盘坝的地方玩去了。当时是11月份天气已经很寒冷了，我清楚的记得那天还在汉江游了一会儿“冬泳”。晚上回到家，父母终于向我“妥协”同意我去串连了。除了学校发的生活费之外，还另外给了我20元钱，给我在内裤上缝了一个口袋，把钱和粮票放在里面怕丢了，还叮咛我路上注意安全等等，就把我放飞了。
（本版编辑：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