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再道
 

　　转载王久战老战友的回忆文章，永远怀念铁道兵最后一任老司令员，开国上将陈再道将军!

　　在北京西单一个深深的巷子里，有一居座北朝南院落，院子的主人就是开国上将陈再道。

　　1983年的夏天，也就是铁道兵撤编的前一年，我应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工程学院的前身)第一任院长吴建初所邀，随他前往北京采访几位老同志，任务是撰写一篇解放冀南永年的回忆录。

　　在被采访的人员中，有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的焦善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的高厚良和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陈再道等。

　　按先后采访完高厚良之后，高政委用他的红旗轿车把我们送出空军大院。上车时，高厚良握着吴建初的手说：“向咱们的老首长、老司令员问好!” 一句亲切的带好，让我想起他们战友之间与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友谊。

　　记得1978年的早春，陈再道刚任铁道兵司令员不久来铁道兵学院视察工作，晚上在校礼堂看电影时，坐在放映机前的陈再道在电影开演之前，站起身来高声呼喊吴建初的名字，要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这一情景，使礼堂里所有的师生和官兵都感到意外和惊讶，大家纷纷议论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去北京之前，我随吴建初前往邯郸永年进行实地采访时，因工作需要，曾详细翻阅过邯郸地方志，也询问过他与高厚良、陈再道等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

　　“说来话长”，吴建初对我说，“红军长征时，我们同在四方面军，那时陈司令就是我的领导;抗日战争时期，陈是冀南军区司令员，我是一分区政委，又是直接上下级关系;解放永年时，到了1946年，高厚良为三分区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这时陈作为二纵队司令员，带兵随刘邓挺进大别山。”

　　“吴院长，这次您又很快可以见到您的老首长了!”我在车上对吴建初说。吴建初笑了笑提醒我说: “别忘了拿上我在石家庄给他买的扒鸡。” 离开石家庄之前，吴建初特意为陈买了几只扒鸡，放在一个口袋里了。他说，北京缺扒鸡。“忘不了，这些扒鸡我一直随身携带着。”我应声回答。

　　因为有预约，轿车穿过西单大街，在陈再道的门前刚刚停下，大门就开了，为我们开门的是陈的秘书郭小平，是我们很熟悉的铁道兵战友。因为跟随吴建初，我和郭小平握了一下手，打了个招呼，就在他的引领下走进了陈的客厅。

　　“司令员刚刚养病出院，现在后屋休息，你们先坐下等一等，让他们去看看睡醒没有。”陈的老伴张双群同志说。 在吴建初与张双群寒暄时，我不经意地环顾着这位开国上将的会客室：古朴，典雅，一些名人字画挂满正堂与两翼。最为显眼的是徐向前元帅的亲书墨宝，挺拔刚劲，气势昂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帅的书法，而且是在陈司令的会客室里。

　　这又让我想起吴建初曾对我说过的陈司令与徐帅的战友情。 “红军长征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四方面军的知名度很高，陈是他们的部下，是四方面军的名将，而我则是一个无名之辈。” 吴建初的话使我想起陈再道在他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

　　那是1966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的洪水猛兽，使众多的老革命家始料不及。这时，陈再道任司令员的武汉军区亦是在剧烈的动荡之中，造反派一心要揪斗陈司令，可陈再道在北戴河疗养。当他等不及疗养结束就返回武汉路经北京时，北京的大字报已经贴满大街小巷，感到莫名其妙的陈司令只有去他的老首长那里投石问路、探听消息。

　　徐帅说，“我也弄不清楚，咱们多多珍重，好自为之吧!” 从这段文字里不难看出，或危难时段，或十字路口，人们最先想起的还是自己的亲人，亲人也包括知心的老战友、老首长。

　　“吴政委，你们一起来了几个人呀?”陈再道夫人张双群同志问。“两个人。”吴建初回答。“那位同志来了没有哇?”“来了，是我!”我赶忙站起身来。这时我想，我在她面前坐了大半天了，她却对我熟视无睹。

　　“对不起，我的眼睛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你不要见怪。”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咯噔一下，立时感到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多舛。在我刚参加工作时的1965年，我的老首长李敬甫同志，闲暇，多次提到陈再道和张双群的名字。

　　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员时，张双群是地下交通员，人聪明、机智、勇敢、漂亮，后来与陈再道结了婚。因为李敬甫与张群都是地下党员，又是好姐妹，关系相当不错，全国解放后仍然互有走动。

　　我激动地说：“不会的。我早就听说过您，李敬甫同志还向您带好呢!”“她还好吗?听说她在石家庄工作呀?”“是的”，我说，“她和她的老伴庞均同志调进石家庄多年了。” “你是什么地方人?听你的口音咱们是老乡吧?”张双群又问我。“我是大名人，我知道您是南宫人，同属于老冀南，是老乡。”

　　像张双群这样的老太太，在封建社会，属于开国将军的一品夫人，都应该皇封为诰命的，没想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诰命夫人”，是如此的朴素，又是如此的平易近人。“时代不同了，毕竟有了很大的区别”，我在想。

　　闲谈中，陈再道走进了会客厅，我随吴建初几乎同时站起，吴建初急忙走上前去，握住陈再道的手：“老司令好吗?”“好，好，好”，陈司令连说几个好之后，示意我们坐下。 我上下打量着这位开国上将，善打大仗、恶仗的老前辈：满头白发，气色不差，一身绿军装仍不失军人的威严，只是略显久经沙场和岁月无情的沧桑。

　　我轻轻揉了一下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入了梦境，走进了神话，这位神话将军、传奇司令是不是就是眼前的陈再道。 上小学时就听说过陈再道的名字，家乡不少昔日的民兵、游击队员和老干部都盛传着陈司令的英名，因为他和宋任穷主政冀南军区时间较长，打鬼子、打高树勋，威震京汉铁路两旁，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的传奇。

　　至于后来说他是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毛泽东主席为他发过免死牌”等等，全是演义。吴建初说，长征强渡大渡河时，陈就是军长了，不可能去做一个战士该做的事情。另外，毛泽东也从未给任何人发过免死牌。

　　告别了陈再道，走出陈司令的家门，心中阵阵窃喜：此次北京之行，实乃荣幸之行，收获之旅，让我近距离地见到了人们盛传已久的开国上将的尊容，那时的欣喜之情大概就和今天的追星族见到了所谓的“明星”一样不能自已。

　　记得当陈再道来到铁道兵任职时，我正在铁道兵兵部参加新闻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不少人议论陈再道来铁道兵是高职低就，“文化大革命把陈司令折腾得够苦的，他一个开国上将、大军区司令员来一个兵种任职是有点委屈，来铁道兵可能是过渡。”与我同住一室的一位老新闻对我说。 说到文化大革命，联系到陈再道，自然想起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人总部”，这是在1967年严重对立的两派组织，成为武汉市动乱的焦点，也把陈再道卷进了这一漩涡。

　　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上，仍连篇累牍地叙述着几十年前那一孰是孰非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那场灾难究竟应由谁来承担历史早就做出了裁决。

　　在北京之行的7年之后，老将军陈再道微笑着再次走进石家庄铁道学院，参加铁道学院建校40周年校庆活动。当时，铁道兵已经撤编6年之久，这时的陈再道当然不会再任铁道兵的司令员，但是他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名义而来的，而全校师生员工尊敬和欢迎的，仍然是铁道兵的陈司令。

　　1993年，陈司令离开了人世，他不但为后人留下了骁勇善战、光明磊落的一世英名，也为今天的石家庄铁道大学留下了“继往开来，多出人才，为振兴国家铁路建设做出新贡献”的希望和教诲。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