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本该在1967年毕业。因为“文革”，推迟到1968年，毕业后接着上高中。

    说是高中，其实几乎没有文化课，天天“闹革命”。

    到了第二年，1969年麦收假，我跟班主任昝瑞佳老师说：这学，我不上了。

    昝老师一再劝我，我还是执意退了学。

    麦收假后，昝老师又派班长王桂芹等两个女同学，到家里找我。

    我早就跑到七八十里之外，于桥水库区的三岔口村老家旧址，住进生产队的瓜地里搭的窝棚，当上看瓜人了。

    找我的两个女同学，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看瓜时间好几个月，住在瓜棚，从瓜苗开始，整天侍弄瓜秧和小瓜，掐尖捋秧压蔓和拔草，一直到瓜熟摘完。

    一大片瓜地，甜瓜和西瓜都有，看瓜只有两个人，我和王桐大爷。技术活都是他指导，我打下手。

    按我们老家习俗，“大爷”有两种叫法——     重音在“大”字上，就是“大伯”的意思。重音在“爷”字上，是爷爷辈，就是“大爷爷”的意思。

    王桐大爷，就是后一种意思——大爷爷。

    老爷子家在我家西院，也是联排房一墙之隔，两家关系密切。

    他老人家的慈眉善目，为人和善，在村里人缘极好。

    老爷子在旧军队当过兵，干过炊事班长，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好几个月时间，瓜棚里就我们俩人，除了干活就是聊天。

    老爷子多才多艺。夜里睡不着，就给我唱戏，什么“王少安赶船”，“马寡妇开店”，“王定保借当”等等，各种角色都会唱，而且记忆力惊人，全本戏自个儿一唱到底。

    那几个月，我和他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嘱咐我最多的话是：男的一辈子，一定要当一回兵，见见世面。

    他有句形象的比喻：男的不出去闯荡闯荡，在家耪一辈子地，就好比是老太太的脚趾头，窝囊一辈子，委屈一辈子。

    那个年代，老年妇女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裹着小脚，所谓的“三寸金莲”。他老伴儿大奶奶，就是个裹小脚的老太太。

    女人好端端的脚趾头，从小开始裹脚，裹到骨断萎缩扭曲变形，才裹出“三寸金莲”，那脚趾头，可不就是窝囊一辈子、委屈一辈子？

      我参加过挑兵体检，两次都没过关，对当兵我已经不抱啥希望了。

    老爷子反反复复，数不清多少次的嘱咐，终于又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当兵去，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去。

    当年秋末，我当了村里的小学老师。那时，各村时兴文艺演唱活动，放学后，学校教室就是他们的节目排练场。

    金旗三叔是组织者，也是乐队伴奏主力。天天在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相处的很好，我对他很尊敬，他见了我也老远就笑，挺喜欢我。

    金旗三叔有好几次，当着大伙儿的面说我：有机会能出去就出去吧，我看你将来有前途。

    几十年后，我在武警学院走上领导岗位后，回村时曾登门看望金旗三叔，相见甚欢。

    提起当年往事，金旗三叔说：怎么样，三叔没看错吧？

    机会来了，1970年仲春，我第三次报名参加征兵。

在解放军269医院，恰逢命运中的“贵人”，体检过关了！

    体检结束后，我估摸着这回差不多了，就找到了村支书金瑞大叔，说：大叔，这回我要是挑上了，您可得答应，让我走哇！

    金瑞大叔嘎巴干脆，满口答应：行！

    心想事成，我终于当上兵了。

作者简介：
张佩芳，军人，曾任铁道兵第十五师宣传科干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院长，少将。


编辑： 周健（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