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荣
 

我有两个家，一个是我出生成长的老家，一个是奠定我人生观念，培养我走革命道路的家——铁道兵第四十七团一连。

1959年冬季，我从天水五中应征入伍。从天水地区中学征集的近300名中学生，编成一个连，分坐几节闷罐车拉到甘肃山丹县，由48团代训。

新兵八连的新兵都是中学生，所以又叫“文化兵连”。1960年4月新训结束，分到47团的有17名，把我们拉到临泽县后又编入47团的新兵连，坐火车至峡东（瓜州县），又改乘汽车翻祁连山到青海格尔木。我被分配到一连一班，时任班长王言吉、副班长魏言星、排长何孝林、连长于清钺、指导员师文斌、副连长韩学忠、副指导员王维宽。

我从1960年4月进入一连到1968年8月离开一连，共8年多时间，工作上由战士、文书、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的成长变化。中间虽然有几次暂短的离开，但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老战友对我的帮助，连队好作风的熏陶，所经历的点滴小事，使我终生难忘，爱家之心永远不灭。
 

亲如兄长的老班长
 

1964年底之前，部队编制从团到班都是“三三制”。当时二连去风火山搞冰冻工程试验，一、三连留格尔木给师团机关担任营房建设任务，三连主要搞泥瓦工，一连是木工连。每天先把大圆木锯成方块条和木板。竖立的圆木较高，二人拉大锯开口时，我因个子小夠不着，便由王言吉班长代我下锯。干这活也很累，而且要完成每天的定额任务，不少人把两臂拉肿了，也有新战士疼得哭鼻子。班长看到这种情况后，便叫我做放线工作，就是先把树皮剥掉，对不直和结疤的地方，用锛子或斧头削平，再根据需要用墨斗划点弹线，这是木工活中最省力轻松的工作。

小小的工作变动，反映了老班长对我的关爱，感激之情由然而生。

我主动做整理內务卫生、帮值日生打水打饭等工作，还给班里办了个小墙报，写表扬稿子，班长对我很满意。不到一个月，我被调团部当扫盲教员，两个月后又分到一营部任文教，负责营连排三级干部的小学班、初中班(仅开语文、数学两科)的文化课学习。我和两位首任班长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对他们的言传身教备至关怀，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部队的温暖，终老难忘。
 

一连班长：孙培增 李德仁 万树勤
 

与民同甘共苦度难关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的消息向战士公开传达了。苏联单方撕毁援建协议，撤专家，还向我们逼债，使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青藏线下马停建。1961年1月，部队移防河北省易县，一连驻离县城不远的开古庄村。起初，一连帮易县师范学校盖了一栋教学房，任务完成后，除早晚搞些军事训练外，白天主要帮当地社员搞农副业生产。

我第二次到一连是1961年2月，因营连取消了文化教员一职，我回到一连七班当战士，班长李德仁。

1960年8月部队还在格尔木时，师政治部发出倡议：为了与民共度难关，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支援地方，由师后勤部统一扣除；团、营、连也积极响应，同样提出各级扣二两。结果，给我们每天的供应标准不到半斤了。

1961年1月离开高原到易县后，团里的打猎队、在青海湖8连的打渔队撤消了，肉食供应没来源了；原不限量供应的黄豆减少了，使连队伙食处于极为困难状况。到了春季我们和老百姓一样，四处挖野菜、剥树皮、摘树叶吃。如榆树皮、榆树钱和槐花，刚发芽的几种野菜。结果老乡有意见告状了，说我们抢摘了，他们没吃的。

人民军队爱人民，子弟兵绝不能与民争利。连里立即作出规定：凡是社员要摘的树芽和野菜，我们一律不能摘。但是团后勤买不到其它副食品，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蔬菜。本来每人每天约半斤粮不夠吃，再不吃点绿色的食物，更容易得浮肿病。

连里动员大家想办法，寻找能摘到的树芽树叶。找来找去发现只有杨柳树叶多，因为太苦不好吃，老乡不摘，而且杨树叶大、好摘。怎么解决苦的问题？炊事班的同志有办法。他们把各班交去的杨柳树叶分开洗净后用大锅煮了，捞出来放入做豆腐用的大桶大盆，再倒入清水浸泡。要浸泡一天多，先后换三次水，这叫“拔苦味”。拔过苦味的树叶可吃，主要做法是和黄豆芽一起剁碎包包子吃。

后来老乡看到我们摘杨树叶，感到奇怪，并劝告说：“杨树叶苦的很，不能吃，吃了要中毒的。”我们把吃杨树叶的方法介绍给他们，有的人还不相信，为了军民共度难关，有一天王指导员把一位老大爷领到炊事班让他亲自看一看。并说：现在能吃的树皮树叶几乎难找到了，你们也可以学我们的方法，有树叶吃总不会饿死吧。感动的老大爷流泪了，他一边抹泪一边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常看到国民党的兵从老百姓家抢粮食抓鸡拉羊，没想到你们为了我们能吃上槐花榆钱，自己竟吃树叶，真是毛主席的好兵啊！“

曾记得1961年从甘肃峡东上火车，行了七天七夜才到河北高碑店，下车后自带行李枪支步行80多里才到易县开古庄驻地，此时天已黑了。虽然事前经公社和大队干部做工作，动员部分社员腾房给部队住。但当有的战士向房东要一杯开水服药时他们不给，有的年轻妇女看见我们立即进屋把门关上，小孩子叫我们是“大头兵”。或许我们都穿着大头毛皮鞋才这样叫的。也因为解放前傳作义的部队驻守在此欺压过群众。所以当地群众对当兵的很反感，普遍存有一种戒惧心。 当我们住下后，多次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号召战士为群众做好事，用实际行动感化群众成为每个战士的自觉行动。如打扫院子和村巷道路，桃水劈柴，送肥料栽薯苗，用轱辘车水浇地等，什么活都干。为民所想，帮民所需；让利于民，服务于民的精神，在每个干战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一连不但能打仗，能修路，而且在拥政爱民方面也做得很出色。

1961年8月，一连又要移防房山县，在离开开古庄的那天下午，男女老少倾户而出送别，老人含泪拉着战士的手依依不舍，房东把煮熟的鸡蛋、炒好的花生硬往战士挎包里塞，有的还烙了饼送战士，说“走路别饿着，这是我家的一点心意。”十几名男小伙子表现得更特别，抢过战士的背包背着，送了十余里才回去。

 

生豆芽也能受奖立功

部队离开青海时各连自带了些做豆腐的黄豆。到河北几个月后，所带黄豆不多了，也不敢做豆腐了，只能生豆芽。因为生豆芽出菜多，生豆芽的任务由各班完成。当时连里提出的指标是一斤黄豆要生出4--5斤豆芽。

刚开始，各班用盆或桶生豆芽，远远达不到指标，生的最少的还受批评。说是浪费黄豆。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经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人多办法也多，总有成功者。当时各班住民房，有的班征得房东同意，便在房墙边挖一尺多深，几尺长宽不等的长方形坑，先铺半尺厚的细沙，再用密植方式均匀撒黄豆后压半尺厚细沙，最后用麦杆或包米杆盖上保温，每天适量洒两次水即可。

多数植物是先长根后长芽，黄豆亦如此。约6-8天，待根部要长毛细根，芽露出沙层要分瓣时即取。其方法是从侧面拔，而根部要比芽部长，两头加起来约一尺左右，平均重量都在5斤以上。其中一名战士的一斤黄生出了9斤豆芽，创造了最高纪录，不但连里为他请报了三等功，团后勤处还来我连取经开现会，在全团推广。

 

挨饿的模范作用不好起

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是1961年。当时连指导员的政治课、连排长每天的工作讲评、班长每周星期日晚上的班务会、战士们三三两两的私下闲聊，都离不开吃饭问题。干部、党员、多数战士都有很高的觉悟，都懂得正确对待困难的道理。但每个人的肠胃不留情，总在不停的咕咕叫。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在吃饭时仍能表现出克己让人的高尚品德，仅有个别人则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举一例说明：

在那几年，总后勤部把供应部队粗粮的比例从20%提到40%。又因地区不同，所供粗粮的品种也不同。如南方产米区，把面粉称粗粮；北方多数省区把包米面、高粱面、莜麦面和红薯干称粗粮；而北京市和郊区县把大米称粗粮。当我们在易县时，供应的粗粮就是一种黏米，这种米好吃，但出饭少。

为了检验每个人的政治觉悟高低，每当吃米饭时值日生不能分饭，要由自己从饭盆里往碗里盛，排队的次序是新兵、非党团群众、党员、班排干部。我当时是写了入党申请书接受考查的人，当然也争着往后站。

按照炊事班所分饭量，若都能自觉挖一小勺，排到最后的也能吃到同等量的饭。如有一两人用力重多挖一点，最后的一名就没饭吃了。所以，当大家排好队后双眼紧盯着盛饭人的动作，看到盛得少的，都会投去赞许的目光；看到用力重多盛了的，脸色一下变了，但都是怒而不言。挽救的办法只能是最后几名互相均匀一下。直等到开班会时，班长会表扬表现好的，对表现不好的，不提名的说一下。所以在那段时间大家最怕吃米饭，因为挨饿的模范作用不好起啊!直到部队搬到良乡后供应的粗粮又改成玉米面了，主要做窝窝头吃，吃饭时不用排队了。

战友一起学毛选（右一为作者）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