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同年十二月，我被选为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全铁道兵共有五个名额，除司令员、政委以外，其实只有三个名额。这三个名额，是在几百名候选人当中，以无记名方式选出的。其中，全票当选的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志。我们五个人，是代表铁道兵三万党员，十万官兵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作为一个党员，能从三万党员中被选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确实不容易啊! 解放军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对面)。在当时，是很高级的内部宾馆。我们是军委直属部队的代表团，中央军委很多老首长都在我们这个代表团。如朱德、徐向前、叶剑英等。徐和叶两位老帅还编在我们这个小组，与我们一起讨论。休息时，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天。
这次，我可真的大开眼界了!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我可能一辈子也难见到他们，也不会在一起开会。这些老帅都很好，特别是徐帅人很随和。有一次吃完晚饭，我与他一起遛弯。我说起在太原战役时，我在牛头山看到他坐担架，来到我连阵地视察。他很亲热地问:“你就是最后夺取牛头山的连长吗?” 我说:“是的!”，他说:“你们可打得够苦的了!”。我问徐帅，“听别人说，你和阎锡山是亲戚，有这回事儿吗?”他说“是的，算是远房表兄弟。”当他知道我是攻打牛头山的连长，又是山西老乡，对我特别亲热。我们开会期间，晚上过十一点会送来夜餐，徐帅不吃鸡蛋，就找到我把鸡蛋给我吃。
就在开“九大”之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事件，那就是珍宝岛事件。我们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起来。因此，大军区的代表都回去准备打仗，而把我们直属部队暂时留下来没让回去。就这样，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住了四个月，也不让出去，每天休息，好吃好住的，真是得到了充足的休息，我体重长了四五斤。这次大会五月份才开完。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师里。没几天，就被任命为铁道兵第八师师长。
到这时，我已经当了三年的副师长，名气也大了。后来，中央为培养地方省级、军队大军区的接班人，选了一批骨干去党校学习。我作为优秀的年轻师级干部，是被铁道兵第一个送去学习的。当时，我才四十五岁，铁道兵准备让我当副司令员，并已上报中央。但正在这时，我师三十七团负责修建的一座大桥，因混凝土的含泥量太大，其桥墩经检验不合格，十几个桥墩都要炸掉。这在铁道兵修铁路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桥墩炸掉了，同时也把我这个副司令员给炸掉了。
后来，决定将我调到兵部机关任副参谋长，过渡一下再说。对我来说，到兵部机关干这个差事，既愿意又不愿意。从正面讲，我们一家人，我实在拖不动了;再说，儿女们也已经长大了，读书、工作若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好的环境，是要耽误他们的前程的。从这点来说，到北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反面讲，首先是我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大的成绩。铁道兵中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同志有二三十个，像我这种角色，也只能是个跑腿的。同时，大机关的人员一天到晚泡在“会海”里，与我的文化基础也不相适应。对开会，我历来兴趣不大。而那些开展过“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单位和人，则对政治运动、相互算计等事情特别感兴趣。我却相反，对这类事儿是厌恶极了。但是想来想去，不管它，还是先把家安在北京再说。
我刚调到兵部时，在任的参谋长是龙桂林，他很会用人，让我管机关，杂事很多，没有一点儿空，我们俩相处得不错，心情还是舒畅的。后来又换了一位参谋长就不像他了，大事儿小事儿都想管，但我就轻松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来北京还不到一个月，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就爆发了。地震发生在凌晨五、六点钟，北京是在上午十一时左右知道的，军委命令铁道兵参加抗震救灾。我估计这种事儿是会派到我头上的。果然，当天下午我就奉命率领司、政、后五名干部，作为工作组出发了。后续部队待任务进一步明确后，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再定。
我们的车行至距唐山市区可能有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时，前面的公路塌陷下去有两米多深，周围的大地也到处是坑坑洼洼的。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唐山方向方圆几十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嗡嗡作响，余震时有发生，大地在不停地摇晃，好像要沉下去似的。没过多久，原北京军区的救灾部队和原沈阳军区的部队官兵也相继赶到。天亮后，我们才进了城，进城一看整个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满地除了破碎的石头瓦片和尸体之外，都是当兵的。倒塌下来的砖瓦堆起来有三四米高，往昔的道路连一米也见不到了。平整的地面像水波一样，一浪一浪的，有的一条有三四米深。有些地方虽然地没翻过来，却被倒塌的房屋覆盖住了。人员伤亡惨重，有的全家无一幸免，活着的寥寥无几。我们铁道兵的任务是，挖开被埋掉的水井，众多的伤员和救灾的人都要喝水，没有水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我们的大部队下午带着抽水机赶到了。接着，把挖出来的伤员送出去，死了的人也要搬到一个地方埋起来，这些工作都需要公路和铁路。而当时整个交通全都瘫痪了。
唐山大地震死亡了二十四多万人，那种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在那里住了那么多天，却从未听到哭声，也从未见到笑脸，每个人的脸都是紧绷着的，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紧张地拯救灾民。在这片废墟上，到处都是解放军官兵，他们除了挖废墟下面的死伤人员之外，还要给活人搭棚子。对死伤者的处理是先清理死的，后送伤的。我们铁道兵来了四个师建制部队，主要是修复铁道。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七月，天气正热，死人在三四天后就开始腐烂，臭气熏天，那种气味真是无法形容。我们开展工作光戴口罩是不够的，还必须戴几层用酒精泡过的毛巾。工作一天回来，恶心得连饭也不想吃。大概过了十几天，一刮风，离唐山市四五十里的地方也能闻到臭味。后来挖出的死尸太多，也腐烂得不成样子了，就用装载机装上，用自卸车拉到公路边水沟中，再用推土机盖上一些土就算了。但后来还是不行，就又重新处理了一次。从那以后，我感到人死后火化是很科学的，干净利;而其他的方式，如水葬或土葬都会污染大地，会给后人留下遗憾。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中外战争中是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在抢险救灾中，也是群众离不开的最可爱的人。人民最靠得住的就是解放军。我与铁道兵副司令郭维诚抢修通铁路后，又去天津修复被地震破坏的危房，在灾区一直待了三个月，到十月才回北京。
那一年，我们国家天灾人祸频频而至，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总理、我们的总司令朱德都相继去世了。我们党第一代的领袖人物，这一年走得差不多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最终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又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四人帮”一伙人作恶多端，他们受到审判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历史上，整人可不是新鲜的东西，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正好成了个别人达到其个人阴谋的机会。他们抱有个人成见和私心，想乘机出一口气。同时，整别人也是为了说明自己正确。因此，搞扩大化，打倒一大片，伤害了很多好人。过去搞的政治运动，不外乎是今天我整你，明天你又反过来整我。就像烤饼一样，把人都烤焦了，根本无精力和心思再搞工作。我对搞政治运动一直就不感兴趣，尤其反对那种通过整别人说明自己正确、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人。这次粉碎“四人帮”后，又开始清查与他们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铁道兵机关查得很厉害，自然我也成了清查对象。在党校的那个学习班，王洪文是去过几次，也可能与上海来的造反派搞一些名堂。但我与这些人丝毫没有一点儿来往。 实际上，这个学习班是周总理管的，他来的最多，军队叶剑英元帅过问的最多。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地方上来的学员由周总理点名,军队的学员是由叶剑英点名的。王洪文虽然也去了，但坐在一边没有说话。
他们查了一阵儿，没查出什么名堂也就拉倒了。我从来不参加这些事，整天忙于修铁路，不管这些事。
编辑：岁月凝思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同年十二月，我被选为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全铁道兵共有五个名额，除司令员、政委以外，其实只有三个名额。这三个名额，是在几百名候选人当中，以无记名方式选出的。其中，全票当选的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志。我们五个人，是代表铁道兵三万党员，十万官兵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作为一个党员，能从三万党员中被选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确实不容易啊! 解放军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对面)。在当时，是很高级的内部宾馆。我们是军委直属部队的代表团，中央军委很多老首长都在我们这个代表团。如朱德、徐向前、叶剑英等。徐和叶两位老帅还编在我们这个小组，与我们一起讨论。休息时，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天。
这次，我可真的大开眼界了!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我可能一辈子也难见到他们，也不会在一起开会。这些老帅都很好，特别是徐帅人很随和。有一次吃完晚饭，我与他一起遛弯。我说起在太原战役时，我在牛头山看到他坐担架，来到我连阵地视察。他很亲热地问:“你就是最后夺取牛头山的连长吗?” 我说:“是的!”，他说:“你们可打得够苦的了!”。我问徐帅，“听别人说，你和阎锡山是亲戚，有这回事儿吗?”他说“是的，算是远房表兄弟。”当他知道我是攻打牛头山的连长，又是山西老乡，对我特别亲热。我们开会期间，晚上过十一点会送来夜餐，徐帅不吃鸡蛋，就找到我把鸡蛋给我吃。
就在开“九大”之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事件，那就是珍宝岛事件。我们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起来。因此，大军区的代表都回去准备打仗，而把我们直属部队暂时留下来没让回去。就这样，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住了四个月，也不让出去，每天休息，好吃好住的，真是得到了充足的休息，我体重长了四五斤。这次大会五月份才开完。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师里。没几天，就被任命为铁道兵第八师师长。
到这时，我已经当了三年的副师长，名气也大了。后来，中央为培养地方省级、军队大军区的接班人，选了一批骨干去党校学习。我作为优秀的年轻师级干部，是被铁道兵第一个送去学习的。当时，我才四十五岁，铁道兵准备让我当副司令员，并已上报中央。但正在这时，我师三十七团负责修建的一座大桥，因混凝土的含泥量太大，其桥墩经检验不合格，十几个桥墩都要炸掉。这在铁道兵修铁路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桥墩炸掉了，同时也把我这个副司令员给炸掉了。
后来，决定将我调到兵部机关任副参谋长，过渡一下再说。对我来说，到兵部机关干这个差事，既愿意又不愿意。从正面讲，我们一家人，我实在拖不动了;再说，儿女们也已经长大了，读书、工作若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好的环境，是要耽误他们的前程的。从这点来说，到北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反面讲，首先是我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大的成绩。铁道兵中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同志有二三十个，像我这种角色，也只能是个跑腿的。同时，大机关的人员一天到晚泡在“会海”里，与我的文化基础也不相适应。对开会，我历来兴趣不大。而那些开展过“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单位和人，则对政治运动、相互算计等事情特别感兴趣。我却相反，对这类事儿是厌恶极了。但是想来想去，不管它，还是先把家安在北京再说。
我刚调到兵部时，在任的参谋长是龙桂林，他很会用人，让我管机关，杂事很多，没有一点儿空，我们俩相处得不错，心情还是舒畅的。后来又换了一位参谋长就不像他了，大事儿小事儿都想管，但我就轻松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来北京还不到一个月，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就爆发了。地震发生在凌晨五、六点钟，北京是在上午十一时左右知道的，军委命令铁道兵参加抗震救灾。我估计这种事儿是会派到我头上的。果然，当天下午我就奉命率领司、政、后五名干部，作为工作组出发了。后续部队待任务进一步明确后，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再定。
我们的车行至距唐山市区可能有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时，前面的公路塌陷下去有两米多深，周围的大地也到处是坑坑洼洼的。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唐山方向方圆几十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嗡嗡作响，余震时有发生，大地在不停地摇晃，好像要沉下去似的。没过多久，原北京军区的救灾部队和原沈阳军区的部队官兵也相继赶到。天亮后，我们才进了城，进城一看整个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满地除了破碎的石头瓦片和尸体之外，都是当兵的。倒塌下来的砖瓦堆起来有三四米高，往昔的道路连一米也见不到了。平整的地面像水波一样，一浪一浪的，有的一条有三四米深。有些地方虽然地没翻过来，却被倒塌的房屋覆盖住了。人员伤亡惨重，有的全家无一幸免，活着的寥寥无几。我们铁道兵的任务是，挖开被埋掉的水井，众多的伤员和救灾的人都要喝水，没有水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我们的大部队下午带着抽水机赶到了。接着，把挖出来的伤员送出去，死了的人也要搬到一个地方埋起来，这些工作都需要公路和铁路。而当时整个交通全都瘫痪了。
唐山大地震死亡了二十四多万人，那种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在那里住了那么多天，却从未听到哭声，也从未见到笑脸，每个人的脸都是紧绷着的，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紧张地拯救灾民。在这片废墟上，到处都是解放军官兵，他们除了挖废墟下面的死伤人员之外，还要给活人搭棚子。对死伤者的处理是先清理死的，后送伤的。我们铁道兵来了四个师建制部队，主要是修复铁道。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七月，天气正热，死人在三四天后就开始腐烂，臭气熏天，那种气味真是无法形容。我们开展工作光戴口罩是不够的，还必须戴几层用酒精泡过的毛巾。工作一天回来，恶心得连饭也不想吃。大概过了十几天，一刮风，离唐山市四五十里的地方也能闻到臭味。后来挖出的死尸太多，也腐烂得不成样子了，就用装载机装上，用自卸车拉到公路边水沟中，再用推土机盖上一些土就算了。但后来还是不行，就又重新处理了一次。从那以后，我感到人死后火化是很科学的，干净利;而其他的方式，如水葬或土葬都会污染大地，会给后人留下遗憾。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中外战争中是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在抢险救灾中，也是群众离不开的最可爱的人。人民最靠得住的就是解放军。我与铁道兵副司令郭维诚抢修通铁路后，又去天津修复被地震破坏的危房，在灾区一直待了三个月，到十月才回北京。
那一年，我们国家天灾人祸频频而至，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总理、我们的总司令朱德都相继去世了。我们党第一代的领袖人物，这一年走得差不多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最终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又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四人帮”一伙人作恶多端，他们受到审判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历史上，整人可不是新鲜的东西，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正好成了个别人达到其个人阴谋的机会。他们抱有个人成见和私心，想乘机出一口气。同时，整别人也是为了说明自己正确。因此，搞扩大化，打倒一大片，伤害了很多好人。过去搞的政治运动，不外乎是今天我整你，明天你又反过来整我。就像烤饼一样，把人都烤焦了，根本无精力和心思再搞工作。我对搞政治运动一直就不感兴趣，尤其反对那种通过整别人说明自己正确、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人。这次粉碎“四人帮”后，又开始清查与他们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铁道兵机关查得很厉害，自然我也成了清查对象。在党校的那个学习班，王洪文是去过几次，也可能与上海来的造反派搞一些名堂。但我与这些人丝毫没有一点儿来往。 实际上，这个学习班是周总理管的，他来的最多，军队叶剑英元帅过问的最多。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地方上来的学员由周总理点名,军队的学员是由叶剑英点名的。王洪文虽然也去了，但坐在一边没有说话。
他们查了一阵儿，没查出什么名堂也就拉倒了。我从来不参加这些事，整天忙于修铁路，不管这些事。
编辑：岁月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