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故事会～144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兵，上了特殊的战场，表现的非常的特殊

　　——题记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兵

　　文/谢自强

　　(一) 不可闪失的文件包

　　我非常特殊，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一米八二，全连最高，战友们喊我“高个”，陈建中见我喜欢作曲唱歌，按“高个”谐音，给我起了一个雅号“高歌”。我是连队“特殊1号兵”。

　　我是1965年8月入伍的。我是独子，按当时的政策，独子可以免于服兵役的，我却坚决要当兵。可是父亲是“黑五类”之一的右派分子，政审差点没通过，因我在校品学兼优才招征了我，进入广州军区通信训练大队无线电报务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通信团五连担任无线电台见习报务员。

　　1966年10月，我部调一批电台出国作战，我积极请战。那时文革风起云涌，查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右派分子的帽子上又加了1顶——解放前在国民党空军油库任职员。如此一来，我的政治面貌是“夜里进山洞——黑上加黑”。由于我请战态度非常坚决，加上我的无线电报务技术在同期人员中首屈一指，终于被批准成为誉称的“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奔赴援越抗美战场，我决心以我的荣誉来洗刷父亲身上的“黑色”!

　　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特殊兵，上了特殊战场的事。

　　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最为惨烈的1966年至1968年，在越南的土地上，我荣获嘉奖，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这仍然远远不够，我要热血洗门楣。

　　记得进入越南的第二年——1967年5月的一天，李冬球台长命令唐方敏和我，去大队司令部取无线电台联络文件，那可是机密中的绝密。那天，唐方敏斜背上手枪，我斜背着橙黄色的牛皮文件包，与唐方敏一起向远在三公里外的指挥部急行而去，在司令部保密室办完文件交接手续，当即返回。来时顺利回时遭，遇到了敌情，山野响起了警报声，美国轰炸机又来轰炸了。当时，我们刚行进在一块狭小盆地里，一片空旷，毫无可遮掩的隐蔽物，我与唐方敏急忙弓腰跑到斜坡上就地卧倒。在美机的呼啸声中，我和唐方敏意识到不能两人都牺牲了，立刻分散开来。美机轰炸了，敌机低空从头顶飞过，产生的负压让人无所适从，好像把人耳的耳蜗吸取来似的。

　　敌机的轰炸倒是无所谓了，司空见惯。只是我当时想法很多很复杂，我意识到我今天可能要光荣了，真的要“热血洗门楣了”?如果我光荣了，或我负伤不省人事了，来现场的不是我军人员或越南人民军人员，而是越奸或敌特，会拿走我的文件包，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将文件取了出来，藏在上衣口袋里，并将文件已经转移在我身上的情况，告诉了离我50米远的唐方敏，我就准备坦然的迎接敌机的下一轮轰炸了。这时，我又心生烦恼了，如果我负伤了，身上流血势必会渗透衣服，会不会污染了文件?文件搞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也更麻烦的，我赶紧将文件从衣服口袋取出，重新放回文件包，把文件包隐藏在一颗杜鹃树丛中，扯了几把草把它盖住，又告诉唐方敏：“文件包就藏在杜鹃树下”。

　　不一会儿我又“胡思乱想”了。

　　我刚满18岁，心智未完全成熟，所以七想八想：“我光荣了，唐方敏也光荣了，我的战友们来了，不知道文件包藏匿处，那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将文件包取了出来，冲唐方敏喊：“唐方敏，我把文件包拿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隐藏。”唐方敏比我大两岁，早我一年入伍。他很平静的喊我：“谢自强，不要慌，一般情况下，敌机轰炸完了就走了的。”他这一喊，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许多，于是，我将文件包放在胸前，然后人趴在地上，把文件包压在身下。敌机几番俯冲轰炸，幸好炸弹没落在我们头上。直到警戒解除，我俩安然无恙，返回了驻地。

　　现在谈起这段往事，云淡风轻，笑我当年少年不成熟，真正的不成熟。但那些“错综复杂”的“胡思乱想”，却证明了我对责任的忠诚。也因此让身陷围城的父亲在政治上得到些许安慰。证明了特殊年代特殊兵，在特殊的战场上的特殊表现、用我的热血，洗刷我谢家门楣的表现。

　　谢自强与战友张毅(左)、李高(右)

　　请看下期

　　《谢自强讲故事之2》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