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年底，我母亲借出差的机会，到紫阳看望了我。她在紫阳停留了15天，并带着我走遍了铁道兵二师的各个施工地点。顺便也到我们学生三连做了短暂停留，她带来了父亲和家人的问候，也给我留下了他们的深切的关爱，解除了我长长的思念。

　　1972年春天，为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奋战在襄渝线上的铁道兵部队，加强了文学创作、文化演出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铁道兵二师、十师、十一师政治部，抽调各团的创作精英、文艺骨干们到师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排练，就下到各个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同时，铁道兵也没忘记和他们并肩战斗的学生连战友，在给每个团下发通知时，也要求选派有舞蹈功底、能登台表演的学生和各连队的笔杆子们，创作反映连队生活，铁道兵和学生共同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争的作品。我们学生三连也选派了两位同学脱产进行小说创作，一个是六中初69届的同学，一位是我的班长。看到他们整天趴在铺位上，拿被子当桌子进行写作，感觉实在辛苦。我当时被认为是一名“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更何况当时我在文学创作领域毫无建树，连队高管们伯乐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我身上。我依然在隧道里忙忙碌碌，过着白天黑夜颠倒的日子。

　　1972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组成人员大都是被下放各地的四大协会的老人手。在《延河》杂志基础上，重新组建文艺月刊《陕西文艺》编辑部。我母亲从下放地子长县，回到她熟悉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她的老本行：编辑工作。

　　创刊后的《陕西文艺》，急需大量的稿件。“文革”前的作者，有些人尚未被解放，有些人改行从事了其他工作，解决稿件来源是相当迫切的问题。文创室，首先在陕西当地为一些创作欲望比较强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爱好者办培训班，从中发现人才。陈忠实、贾平凹，孙澍淦(莫伸)、路遥，邹志安，京夫、晓雷等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崭露头角的。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工农兵是不能被遗忘的。对于陕西省正在进行的一些大工程，编辑部领导更是予以了更大的关注。刚好，襄渝铁路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那里有着大量的铁道兵部队、学生连参与施工，况且学生连队里还有不少自己的或亲友的子女。到陕南去征稿，杂志的稿子问题可以解决，还能探望家人，公私兼顾了。

　　于是在1972年11月底，我妈和同事路编辑(路萌叔叔，他的女儿在安康5761部队学生连)一起，持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从西安来到安康，开始了在襄渝铁路陕西段的组稿和培训活动。

照片是

其中有5847部队学生连的张梅村、马友庄、冯芸，5848部队学生连的雷蕻、赵英莉、陶玉和、贾培义。5848部队报道组长胡恒俊，前排坐在地上的有：48团政治处辛副主任、宣传股长姜宗农，作协的授课老师高彬（前排右二）、路萌（前排右一）。照片由5848部队王道宗拍摄，并提供。

　　我母亲曾对我说。学生们包括部队的创作员，尽管他们的作品有青春的激情，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文字驾驭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有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比较多：一群学生在三线建设中，在铁道兵的带领下英勇奋斗，取得一个个辉煌的成就。再想象出一两个阶级敌人，或者是意志不坚定的、最常见的是驻地的“五类”分子，百般阻挠，挖空心思搞破坏。最后，被心明眼亮的主人，用主席的教导挫败了阴谋而结束。题材雷同的情况不用说，甚至文章标题也会撞车。比如两篇文章，标题用的都是《雏鹰》审稿时反复推敲，最后把其中一篇改为《雏鹰展翅》。

　　在铁道兵二师和十师、十一师，他们停留了近两个月，连1973年元旦，都是在二师度过的。在十一师的培训班，我母亲认识了我的小学同学5847部队学兵26连的冯芸，听说冯芸和我曾经小学同学，我妈对她格外热情。在我妈妈眼里所有的学生娃娃都是她的孩子，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拿出刚从铁十师军人服务社购买的糖豆给她(从西安带去的吃食，在安康一夜之间被老鼠吃光了)，认真指点作品中的优缺点。而我妈对学生们和蔼可亲的态度，我妈那带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更拉近她和大家的距离。当大家得知她的儿子也在三线施工时，对她就更亲切了。大家一口一个“老高”“老高”地叫着。在子长县落户时。当地村民也是这样称呼她，我妈听着，非常高兴。

左起：5847部队学生26连冯芸，5848部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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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12月18日，我们吃过早饭正准备上工，赵志禄连长来到宿舍。他语气平稳地告诉我：”你今天不用去工地了。师部来电话讲，你妈今天到紫阳，通知你去师部。”我眨眨眼睛，看着他说不出话。虽然事前我已知道我妈要来紫阳，但此刻幸福降临了，我却木然了。连长重复了刚才的话，又补充道：”师部刚才来电话。说她已经坐上十师的车，从安康动身了。”谢过了连长，我手忙脚乱地把被褥整理了一番，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匆匆踏上了去紫阳的路。

　　到了石门沟，我就有些犯难。离紫阳还有好远，非走到猴年马月不可。想挡一辆军车，可是没人愿意搭载“蓬头垢面”的我。几辆军车轰鸣着从身边擦肩而过，给我留下了一阵阵呛人的灰尘。在小蜜溪隧道口，正和别人说话的铁道兵5806部队三中队的高教导员，看到我的焦急神态，就好奇地问我：“小伙子，你要到哪儿去啊?”我把原因说给他听，他听到我的话马上说：“你别急。我给你找辆车。”说完，他就招手拦住了一辆刚卸过水泥的军车，对司机说：“把这个小伙子捎到师部去，他有急事要办。”司机看着这位“四个兜”的魁梧汉子，点点头勉强同意了，让我坐进驾驶楼。我向教导员表示感谢，他点了点头说：“快走吧!你妈恐怕早已经在等着你呢。”

　　司机是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军哥”，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不太欢迎。带着点儿情绪把车开得飞快，在刚修好的便道上，上下左右地摇晃着，剧烈地颠簸着，我的头几次都撞在顶棚上，我抓紧扶手，咬着牙坚持着。

　　到了师部招待所，顺着一长溜台阶上去，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看到我妈正和几个人在说话。她听到我的声音，转过头来，我们母子俩终于重逢。

　　这是从1970年1月，在我妈下放的子长县吴家寨子分手以后，两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七〇年我离开西安时。她因为要照顾13岁的妹妹上学，也没能回来送我。我父亲一人操办，买东西打点行装，直到送我上车。虽然她不在我身边，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在得知我的分配消息后，她先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支持。接着在8月16日，又寄出一封长信告诉我，如何准备行装，被子褥子，床单在哪，衣服穿哪件，洗漱用品怎么拿，学习用品拿什么，最后还没忘记提醒我，带上常备药品，带上白线黑线缝衣针，一共有13条之多。由于路途遥远，这封信到西安时，我已经离家四天了。我父亲把这封信，连同他自己的信一同寄给了我。当时我虽然没有接到，但我父亲也是基本上按照她的心愿，给我精心准备的行李。现在我们母子又在紫阳重逢了，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悲喜交集的眼泪。我妈上下打量着我，只说了一句：“看你，头发这么脏!”

　　铁二师政治部的军官们，对我们的重逢，表达了由衷的高兴，对我们一家人的遭遇感慨不已。他们说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房间，就住在师部招待所。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招待我们和路编辑，师长要亲自作陪。

　　酒席非常丰盛，有茅台酒、有鸡、有鱼、有水饺。我第一次喝到茅台酒，在连队里根本没有机会吃到这些美酒佳肴。席间倪恒昌师长表扬了学生连，他回忆起我们三连在去年九月的那次事故。赞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娃娃们很能干，能吃苦。

　　回到招待所，我们这才打开话匣子。我向我妈讲了这两年大大小小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和连队趣闻，我妈也跟我说了她在陕北和西安的经历。我们一直说到深夜，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在紫阳的十几天时间里，她忙着给部队学生创作班辅导。每天都安排得很紧凑，只要有时间，我就陪着她和路编辑到处参观。紫阳大桥工地、紫阳火车站、紫阳县的石板路都被我们走遍了。为了我便于掌握上班时间，在紫阳县百货公司，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延安牌”手表。

我和我妈在紫阳码头留影

　　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妈接受了部队的建议，去二师所属部队参观，由政治部副主任陪同。我们先后去了瓦房店、毛坝关、高滩、大道河、洞河。在几个学生连看望了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学，还专门拜访了5809团团长丁云鹏。丁团长是个文学爱好者，有多篇诗作在《铁道兵报》《2107战报》《陕西文艺》首刊发表，他的诗作豪迈奔放，充满着阳刚之气。他的房间里有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我看到有一条用指甲画出的斜线联系了拉萨和格尔木。这就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青藏铁路即将动工，铁二师很可能参加新铁路的建设。在瓦房店茶园，当地政府的干部，非要送我妈一些紫阳县特产陕青茶叶，我妈坚决拒绝。推辞不掉后，她自己掏钱买下。在5807部队学生连看望老战友的儿子时，我从他口中得知，他们连伙食很差。到三线两年了，还是吃不饱，而且主食里有60%的杂粮。听了这话我感到不解，前一阵子，他妈妈到紫阳出差时给我写信，说他们生活很好，她儿子在炊事班工作。由此可以判断，她儿子为了他妈妈放心而撒了谎。我们三连早在一年半以前，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别说是杂粮，就是细粮也是放开吃了。我们被邀请在这个连队和他们一起就餐。吃饭时惊讶地发现，饭盆里全是白馒头，一个杂粮馒头也没有。他们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炊事班把苞谷面馒头留了下来，用细粮招待我们，这令我们非常过意不去。此时，屋外飘起了雪花，对面的山头被染成了白色，从破烂的窗户缝里吹进刀子一般的寒风。但是，素不相识的同学们的深情厚谊，却让我们心里格外温暖。

　　1973年元旦的中午，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学生三连的驻地。连队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宿舍里同学们拉起来用彩纸剪成的花束。一位手巧的同学，扎了一排彩灯高高地悬挂在宿舍门前。

　　坐在我的铺位上，我妈和全班同学拉起了家常。她详细询问了每一位同学的家庭情况，叮嘱大家千万注意安全。远隔千山万水，家里的亲人无时无刻地关心着我们，牵挂着我们的安危冷暖。当她看到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孔令芝同学时，她抚摸着孔令芝的头，心疼地说：“多大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都来参加工程建设了。”

　　在连部，她与连长、指导员见了面。她感谢连队领导这两年为我们付出的辛苦操劳，把我们这一群毛头小伙子，培养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的接班人。

　　四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我妈就要登车返回紫阳了，我们该分手了。临别时，我也想不出该带什么东西给她，或者带给六岁的弟弟。情急中，我看到在宿舍阳台上的罐头瓶子里的一只小鳖。那是半年前，我在汉江边洗衣服时抓的，养在一个罐头瓶里。我把它给我妈，请她带回西安，送给弟弟。她欣喜地答应了。

　　指导员和连长送我妈妈到石门沟，他们将与我妈话别。在那里，铁道兵六团的首长们和岚皋、紫阳民工营的领导，将举行元旦座谈会，并为她和路叔叔饯行。

　　汽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当汽车行驶到石门沟时，我看到我妈伸出手，再次和我告别。强烈的失落感，顿时笼罩了我。……

　　50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我妈在紫阳给我买的那只《延安牌》手表，已经停摆。成为我珍藏的纪念品。

　　老妈早已离休。在她的晚年，她不知疲倦地编辑出版了父亲的文集、图传和诗词。给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人们，留下一些翔实而可靠的资料。

我和母亲合影，她92岁，我70岁。

　　(文中集体合影由5855部队李进京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