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巴 山 汉 水 情

  1972年年底,我母亲借出差的机会,到紫阳看望了我。她在紫阳停留了15天,并带着我走遍了铁道兵二师的各个施工地点。顺便也到我们学生三连做了短暂停留,她带来了父亲和家人的问候,也给我留下了他们的深切的关爱,解除了我长长的思念。

  1972年春天,为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奋战在襄渝线上的铁道兵部队,加强了文学创作、文化演出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铁道兵二师、十师、十一师政治部,抽调各团的创作精英、文艺骨干们到师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排练,就下到各个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同时,铁道兵也没忘记和他们并肩战斗的学生连战友,在给每个团下发通知时,也要求选派有舞蹈功底、能登台表演的学生和各连队的笔杆子们,创作反映连队生活,铁道兵和学生共同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争的作品。我们学生三连也选派了两位同学脱产进行小说创作,一个是六中初69届的同学,一位是我的班长。看到他们整天趴在铺位上,拿被子当桌子进行写作,感觉实在辛苦。我当时被认为是一名“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更何况当时我在文学创作领域毫无建树,连队高管们伯乐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我身上。我依然在隧道里忙忙碌碌,过着白天黑夜颠倒的日子。

  1972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组成人员大都是被下放各地的四大协会的老人手。在《延河》杂志基础上,重新组建文艺月刊《陕西文艺》编辑部。我母亲从下放地子长县,回到她熟悉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她的老本行:编辑工作。

  创刊后的《陕西文艺》,急需大量的稿件。“文革”前的作者,有些人尚未被解放,有些人改行从事了其他工作,解决稿件来源是相当迫切的问题。文创室,首先在陕西当地为一些创作欲望比较强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爱好者办培训班,从中发现人才。陈忠实、贾平凹,孙澍淦(莫伸)、路遥,邹志安,京夫、晓雷等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崭露头角的。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工农兵是不能被遗忘的。对于陕西省正在进行的一些大工程,编辑部领导更是予以了更大的关注。刚好,襄渝铁路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那里有着大量的铁道兵部队、学生连参与施工,况且学生连队里还有不少自己的或亲友的子女。到陕南去征稿,杂志的稿子问题可以解决,还能探望家人,公私兼顾了。

  于是在1972年11月底,我妈和同事路编辑(路萌叔叔,他的女儿在安康5761部队学生连)一起,持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从西安来到安康,开始了在襄渝铁路陕西段的组稿和培训活动。

照片是

其中有5847部队学生连的张梅村、马友庄、冯芸,5848部队学生连的雷蕻、赵英莉、陶玉和、贾培义。5848部队报道组长胡恒俊,前排坐在地上的有:48团政治处辛副主任、宣传股长姜宗农,作协的授课老师高彬(前排右二)、路萌(前排右一)。照片由5848部队王道宗拍摄,并提供。

  我母亲曾对我说。学生们包括部队的创作员,尽管他们的作品有青春的激情,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文字驾驭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有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比较多:一群学生在三线建设中,在铁道兵的带领下英勇奋斗,取得一个个辉煌的成就。再想象出一两个阶级敌人,或者是意志不坚定的、最常见的是驻地的“五类”分子,百般阻挠,挖空心思搞破坏。最后,被心明眼亮的主人,用主席的教导挫败了阴谋而结束。题材雷同的情况不用说,甚至文章标题也会撞车。比如两篇文章,标题用的都是《雏鹰》审稿时反复推敲,最后把其中一篇改为《雏鹰展翅》。

  在铁道兵二师和十师、十一师,他们停留了近两个月,连1973年元旦,都是在二师度过的。在十一师的培训班,我母亲认识了我的小学同学5847部队学兵26连的冯芸,听说冯芸和我曾经小学同学,我妈对她格外热情。在我妈妈眼里所有的学生娃娃都是她的孩子,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拿出刚从铁十师军人服务社购买的糖豆给她(从西安带去的吃食,在安康一夜之间被老鼠吃光了),认真指点作品中的优缺点。而我妈对学生们和蔼可亲的态度,我妈那带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更拉近她和大家的距离。当大家得知她的儿子也在三线施工时,对她就更亲切了。大家一口一个“老高”“老高”地叫着。在子长县落户时。当地村民也是这样称呼她,我妈听着,非常高兴。

左起:5847部队学生26连冯芸,5848部队学生

  1972年12月18日,我们吃过早饭正准备上工,赵志禄连长来到宿舍。他语气平稳地告诉我:”你今天不用去工地了。师部来电话讲,你妈今天到紫阳,通知你去师部。”我眨眨眼睛,看着他说不出话。虽然事前我已知道我妈要来紫阳,但此刻幸福降临了,我却木然了。连长重复了刚才的话,又补充道:”师部刚才来电话。说她已经坐上十师的车,从安康动身了。”谢过了连长,我手忙脚乱地把被褥整理了一番,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匆匆踏上了去紫阳的路。

  到了石门沟,我就有些犯难。离紫阳还有好远,非走到猴年马月不可。想挡一辆军车,可是没人愿意搭载“蓬头垢面”的我。几辆军车轰鸣着从身边擦肩而过,给我留下了一阵阵呛人的灰尘。在小蜜溪隧道口,正和别人说话的铁道兵5806部队三中队的高教导员,看到我的焦急神态,就好奇地问我:“小伙子,你要到哪儿去啊?”我把原因说给他听,他听到我的话马上说:“你别急。我给你找辆车。”说完,他就招手拦住了一辆刚卸过水泥的军车,对司机说:“把这个小伙子捎到师部去,他有急事要办。”司机看着这位“四个兜”的魁梧汉子,点点头勉强同意了,让我坐进驾驶楼。我向教导员表示感谢,他点了点头说:“快走吧!你妈恐怕早已经在等着你呢。”

  司机是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军哥”,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不太欢迎。带着点儿情绪把车开得飞快,在刚修好的便道上,上下左右地摇晃着,剧烈地颠簸着,我的头几次都撞在顶棚上,我抓紧扶手,咬着牙坚持着。

  到了师部招待所,顺着一长溜台阶上去,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看到我妈正和几个人在说话。她听到我的声音,转过头来,我们母子俩终于重逢。

  这是从1970年1月,在我妈下放的子长县吴家寨子分手以后,两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七〇年我离开西安时。她因为要照顾13岁的妹妹上学,也没能回来送我。我父亲一人操办,买东西打点行装,直到送我上车。虽然她不在我身边,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在得知我的分配消息后,她先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支持。接着在8月16日,又寄出一封长信告诉我,如何准备行装,被子褥子,床单在哪,衣服穿哪件,洗漱用品怎么拿,学习用品拿什么,最后还没忘记提醒我,带上常备药品,带上白线黑线缝衣针,一共有13条之多。由于路途遥远,这封信到西安时,我已经离家四天了。我父亲把这封信,连同他自己的信一同寄给了我。当时我虽然没有接到,但我父亲也是基本上按照她的心愿,给我精心准备的行李。现在我们母子又在紫阳重逢了,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悲喜交集的眼泪。我妈上下打量着我,只说了一句:“看你,头发这么脏!”

  铁二师政治部的军官们,对我们的重逢,表达了由衷的高兴,对我们一家人的遭遇感慨不已。他们说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房间,就住在师部招待所。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招待我们和路编辑,师长要亲自作陪。

  酒席非常丰盛,有茅台酒、有鸡、有鱼、有水饺。我第一次喝到茅台酒,在连队里根本没有机会吃到这些美酒佳肴。席间倪恒昌师长表扬了学生连,他回忆起我们三连在去年九月的那次事故。赞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娃娃们很能干,能吃苦。

  回到招待所,我们这才打开话匣子。我向我妈讲了这两年大大小小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和连队趣闻,我妈也跟我说了她在陕北和西安的经历。我们一直说到深夜,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在紫阳的十几天时间里,她忙着给部队学生创作班辅导。每天都安排得很紧凑,只要有时间,我就陪着她和路编辑到处参观。紫阳大桥工地、紫阳火车站、紫阳县的石板路都被我们走遍了。为了我便于掌握上班时间,在紫阳县百货公司,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延安牌”手表。

我和我妈在紫阳码头留影

  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妈接受了部队的建议,去二师所属部队参观,由政治部副主任陪同。我们先后去了瓦房店、毛坝关、高滩、大道河、洞河。在几个学生连看望了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学,还专门拜访了5809团团长丁云鹏。丁团长是个文学爱好者,有多篇诗作在《铁道兵报》《2107战报》《陕西文艺》首刊发表,他的诗作豪迈奔放,充满着阳刚之气。他的房间里有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我看到有一条用指甲画出的斜线联系了拉萨和格尔木。这就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青藏铁路即将动工,铁二师很可能参加新铁路的建设。在瓦房店茶园,当地政府的干部,非要送我妈一些紫阳县特产陕青茶叶,我妈坚决拒绝。推辞不掉后,她自己掏钱买下。在5807部队学生连看望老战友的儿子时,我从他口中得知,他们连伙食很差。到三线两年了,还是吃不饱,而且主食里有60%的杂粮。听了这话我感到不解,前一阵子,他妈妈到紫阳出差时给我写信,说他们生活很好,她儿子在炊事班工作。由此可以判断,她儿子为了他妈妈放心而撒了谎。我们三连早在一年半以前,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别说是杂粮,就是细粮也是放开吃了。我们被邀请在这个连队和他们一起就餐。吃饭时惊讶地发现,饭盆里全是白馒头,一个杂粮馒头也没有。他们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炊事班把苞谷面馒头留了下来,用细粮招待我们,这令我们非常过意不去。此时,屋外飘起了雪花,对面的山头被染成了白色,从破烂的窗户缝里吹进刀子一般的寒风。但是,素不相识的同学们的深情厚谊,却让我们心里格外温暖。

  1973年元旦的中午,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学生三连的驻地。连队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宿舍里同学们拉起来用彩纸剪成的花束。一位手巧的同学,扎了一排彩灯高高地悬挂在宿舍门前。

  坐在我的铺位上,我妈和全班同学拉起了家常。她详细询问了每一位同学的家庭情况,叮嘱大家千万注意安全。远隔千山万水,家里的亲人无时无刻地关心着我们,牵挂着我们的安危冷暖。当她看到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孔令芝同学时,她抚摸着孔令芝的头,心疼地说:“多大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都来参加工程建设了。”

  在连部,她与连长、指导员见了面。她感谢连队领导这两年为我们付出的辛苦操劳,把我们这一群毛头小伙子,培养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的接班人。

  四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我妈就要登车返回紫阳了,我们该分手了。临别时,我也想不出该带什么东西给她,或者带给六岁的弟弟。情急中,我看到在宿舍阳台上的罐头瓶子里的一只小鳖。那是半年前,我在汉江边洗衣服时抓的,养在一个罐头瓶里。我把它给我妈,请她带回西安,送给弟弟。她欣喜地答应了。

  指导员和连长送我妈妈到石门沟,他们将与我妈话别。在那里,铁道兵六团的首长们和岚皋、紫阳民工营的领导,将举行元旦座谈会,并为她和路叔叔饯行。

  汽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当汽车行驶到石门沟时,我看到我妈伸出手,再次和我告别。强烈的失落感,顿时笼罩了我。……

  50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我妈在紫阳给我买的那只《延安牌》手表,已经停摆。成为我珍藏的纪念品。

  老妈早已离休。在她的晚年,她不知疲倦地编辑出版了父亲的文集、图传和诗词。给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人们,留下一些翔实而可靠的资料。

我和母亲合影,她92岁,我70岁。

  (文中集体合影由5855部队李进京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