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故事：1968年在西昌“支左”的经历

　　

胡可荣
 

　　1968年是“文革”运动武斗最激烈的阶段，其中有两件事在全国震动很大。

　　一是7月20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代表中央去武汉处理问题时，采取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引起广大造反派的不满，其中受压的“百万雄师”既是湖北省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派，又是武汉军区直接支持的一派，所以他们上街游行抗议，围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谁敢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钦差大臣，谁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7.20”反革命事件。事后，中央宣布“百万雄师为反革命组织”，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免职。

　　二是驻守四川西昌市的铁道兵10师49团负责警卫师团军用仓庫的部队，受到西昌地区群众组织的冲击，他们聚集几千人公开抢劫部队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当时部队设了三道防线把守，并且用高音喇叭广播宣传，劝阻和警告。但他们仍然冲击，并且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几名战士，冲破了两道防线。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还不停止，眼看武器弹药被抢，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时负责指挥的干部下令战士开枪，予以制止。因战士气愤至极，一排枪打出去，冲在前面的十几名群众倒下了，其他人一看军队真开枪了，随之停止冲击撤离。

　　军队开枪打死群众的事一下子传到中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既不知道造反派首先开枪打死战士的事，也不知道部队开枪的原因，只知道部队开枪打死了群众。他那能荣忍子弟兵镇压群众的事呢?便在报告上批示:“对于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因为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立即广播和登报、组织全党全军全国学习讨论，贯彻执行，后来还编印在《最高指示》的语录本内。

　　这一“区别”就把铁道兵8815部队圈入“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这就表明群众组织打解放军抢武器是对的，军队自卫和保护武器弹药是错的。群众组织捞到了政治稻草和护身符，没隔几天，第二次组织人来搞打砸抢，而且比第一次更凶残。不但把库房一抢而空，还把49团的一个营踏平了，当时有许多干战受伤，有的未穿衣服被赶到野外去了。有的人为了自身安全跑到山林中躲避，也有的不敢回部队，绕道走云南昆明方向回家了。这次抢劫事件不但给49团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使8815部队在西昌地区声誉落地，抬不起头来。

　　鉴于全国武斗势不可挡，冲击军队，抢劫武器的事件越来越多，使人民军队直接受损，已无法行使保卫祖国的职责。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联合下发通知：不准造反派冲击军队和抢夺武器，毁我长城。命令军队从造反派手中收缴武器，制业武斗。我们把这个通知叫“9.5命令。”

　　大约在十一月份，师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从各团抽调建制连队和干部，组成几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西昌，分片包干收缴武器，对完全瘫痪单位实行军管，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秩序。

　　47团抽调的是16、24两个建制连队和部分干部，由团政委王贞国亲自带队，组成“铁道兵8815部队第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当时担任政委的秘书，负责收集情况，写材料和宣传接待工作。我们的区域在西昌市邛海湖南边一片，有四川林业学院、陆军37医院、海滨招待所渔场、砖瓦厂等12个单位。其中林学院和37医院是武斗严重的“重灾区”和知识分子成堆的“老大难”单位。

　　王政委原是师军事法院(61年撤销)的院长，资格老，工作认真。虽然没有架子，但不善言辞，待人很严肃。尤其在群众哄闹围攻时容易激动而讲错话。所以，凡接待来访、召开群众大会、辩论问题等场合他不露面，都由三营高玉才教导员和我出面应付。

　　高教导员思维敏锐，应变能力强，口才好，而且沉着冷静，不易被激怒。在解答和辩论问题时，群众组织很难抓到他的失误和辮子，是名符其实的“高玉才”，就连大学和医院的知识分子都佩服地叫他“高家庄的高老板”。

　　我已参加过一次支左，对大哄大闹的场面经见过，已习惯了。对毛主席语录和有关中央通知文件背的熟，打“语录仗”我不怕，在和群众组织的对阵中地们很难占到我的便宜。再者，我是一般工作人员，即是出点纰漏也影响不大还有退路。总之和造反派打嘴仗实际上是抓对方弱点和钻对方的空子。

　　有一次，16连和群众组织在一起召开批判大会，一名副排长在领呼一个长句口号时，怕句子太长一次呼不清楚，有意把“刘少奇的剥削有功必须彻底批判”分为两句，呼成“把刘少奇的剝削有功”、“必须彻底批判!”当那位副排长呼完前半向后造反派立即大喊大叫起来，说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叫呼口号的人低头认罪和接受批判，要消除流毒影响。秩序一下子乱了，会开不下去了，弄不好还会被对方刷出标语，印成传单散发出去。我们很被动，甚至有人埋怨那位副排长。我想了一下便走过去和那个人辩论:“你瞎说啥?有意在这里捣乱，谁听见，我们把口号呼错了?”他学着呼给我听，当他刚把前半句呼完，我立即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他在放毒，还诬赖别人哩。”坐着的战士听我这么一说也跟着喊叫起来，叫那个人低头认罪，接受批判。那个人知道上当了，但也无法辩驳，最后说定:今天的事互不追究，就此过去。散会后好多人围着我又笑又说:“多亏你想了个好点子，才把事态平息。”

　　在“支左”期间，曾遇到一次比较惊险的事。四川林学院学生的几个战斗兵团抢了一些武器和许多生活用品，聚集在一栋六层高的教学楼内，把楼道堵死，进行孤守，拒绝上缴武器。白天不下楼，晚上干坏事，周边群众恨之入骨，也成了我们工作中的阻力和钉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播宣传，他们同意与军宣队代表面谈。王政委决定由梁昌耀工程师、一名参谋和我三人前去。为消除对方疑虑，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不带枪，只带“9.5命令”和公告，要求对方不准开枪，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那天中午，当我们三人走到楼跟前时，他们突然用轻机枪在我们面前扫射，密集的子弹直打得树叶纷纷飘落，射在水泥地上的子弹反弹起来横向乱飞，一发从地面反弹起的子弹把我的裤子打穿了，把梁工程师吓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身体直打哆嗦，软得站不起来。那位参谋和我也吓呆了，我俩立即停脚站住，他们再没有打。看样子他们想吓唬我们，不愿意谈判，所以，用此办法阻止我们上楼。侥幸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受伤，只是被他们戏弄了一番。

　　我见他们不再射击了，就高声喊:“不准开枪!谁胆敢公开杀害解放军，对抗中央命令，就是反革命组织，谁也跑不了。”说完，扶起梁工继续往楼内走，他们看到解放军真不怕死，再颃抗也没有用，只好打开楼道门。

　　当我们宣读完命令后，指令他们无条件缴武器、拆据点，根本不存在讲条件谈判的问题。就这样，一个危害群众的黑据点被拔掉了，一个派性严重的群众组织被解散了。

　　对我来说，第二次“支左”的过程，无疑是一次难得的锻练。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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