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兵在一起的日子里
在建军节到来之前，请战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女兵姐妹们，在祖国的钢铁大动脉里也流着她们的血汗。
每逢春节，电话、短信、明信片从全国各地纷纷飞来，虽然我与这些战友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之间谁都没有忘记“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每年大年初一，广东省肇庆市女战友林嫚玲代表她的几位女战友向我拜年，这又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
1965年底，我们铁十师从广东潮州和肇庆地区接了一批新兵，其中特召的6名女兵就分配到我们新兵连训练。从师医院抽调的两名老护士长担任正、副班长，那时，我在新兵连当文书，指导员分配我担任女兵班的联络任务。从此我就跟这些女兵姐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8名女兵在训练场上和男兵一样摸爬滚打，练投弹，练射击，浑身上下沾满了黄土泥。平时内务整理得有条有理，到处是一条线，卫生检查每次都是全连第一。在靶场上，我看到她们实弹射击，9发子弹，每人都是80环以上优秀成绩。投手榴弹时，我做为检弹手以防万一，就站在她们后边，随时准备抢她们失手丢在身后或脚底下的手榴弹，没想到她们都按照要领投出很远，都达到了女兵标准的良好以上成绩。
三个月后，新兵训练结束。林嫚玲和冯媚被分到师司令部当打字员，其他4位女兵分到师医院当护士，从此我们就难得见面了。
这几个女兵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媚。因为当时为配合“阶级教育”，新兵团指定女兵班派一个代表去参观大邑县“地主庄园”。上级要求夜间4点钟起床，准时赶到乘车地点。连长要我送冯媚，漆黑的夜晚，就我们俩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怕她害怕，让她走在前面，我一手给她照着电筒，一手提着手枪，在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去年我们重返在成昆线，在西昌旧地重游时，讲起这段往事，冯媚说：“那时我们思想太纯洁了”。我跟着说：“别说纯了，我想都不敢想。”这时女导游趁机插话说：“你们那年代人太傻了，那么好的机会就没想干点什么。”这句话逗得我们这些老战友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第二次和女兵在一起是1967年初，那时我在49团20连任班长，在西昌市青山咀开挖隧道口。由于长年施工没有星期天，实在太疲劳了，全班12人，就有4个老兵泡病号，全班的施工任务压在我们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头上了。我们咬着牙坚持着也要完成当天任务。突然有一天，师部派来7个女大学生兵到我们连实习锻练，连长就指定配合我们班施工。
这些女兵都是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个个长得如花似玉。第一天上午施工我怕累倒她们，就让她们用绳子拉板车，由我们的战士在后面推板车。中午吃饭时，几个“老病号”听大家议论女兵如何如何，他们主动找到我要求上班，我“假心假意”劝他们继续休息，他们都火了，反而对我说：“人家女兵都上了，我们还好意思再躺着了”。
当天下午，我们班4个“老病号”，把车推的飞快，就怕累着这些女兵，使劲推车一路小跑。而这些女兵都极力表现自己，怕别人看不起，使劲把绳子拉直，可刚一拉直，推车的战士就又出劲往前推，绳子又变弯了，就这样弯弯直直地推着、拉着，来回一路小跑，工地热火朝天，每天都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在隧道里施工，我从来不准女兵在最危险的掌子面打风枪、装炸药、点炮。只许他们在上道坑把炸下来的碎石碴土往下道坑扒，等下道坑斗车装满后再拉走。 有一天，在掌子面顶上的一块巨石有些松动，我喊他们快躲开。下面扒碴的四川老兵董泽成看到女兵季绍华只顾躲上面的巨石，忘记脚底下五、六米深的大洞，一脚踩滑向洞口一歪，刹时，被站在对面的董泽成一把拦腰面对面抱住，吓得季绍华脸色发白，流出了眼泪。事后班里几个老兵跟董泽成开玩笑，说他“英雄救美”，抱了美女，弄得他不好意思。在班务会上我大力表扬了董泽成舍身救战友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那几位拿他开心的老兵。三个月后，这七位女大学生兵到师司令部作战科报到上岗。
第三次和女兵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1971年我在宣传股当干事。我们股里有1名女放映员和7名女文艺兵。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开会，她们队长高桐林(扮宰相刘罗锅里的九王爷)跟我同住一屋。为了采访他和女兵，我就跟他们下连队看演出，这些女孩子除了演出外，还要跟着装车、卸车、布置舞台等剧务工作，深更半夜演完后还要乘卡车返回驻地。在襄渝线上每条隧道里，每坐桥梁上都有她们的身影，为襄渝线贡献了她们最美好的青春。
1974年夏天从陕西旬阳吕河火车站出发，到青海省海宴。一路上我与团首长和几个女兵同住一个绿皮客车箱，白天啃的是馒头面包搭咸菜，晚上就在车箱里硬木椅上一躺，我旁边的女兵就用背包带把床单拉起来做隔墙，就这么着过了几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部队到达青海后，组织把我调到全师最落后的一个连队当指导员。驻地气候恶劣，冬天零下30多度，严重缺氧，饭煮不熟。战士们最怕晚上，靠发电机发电，一到晚上，很快就熄灯，战士们编成顺口溜：“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那年头整天搞“阶级斗争”，没有书看，更没有电视，生活相当枯燥。这时我想起了演出队的女兵们，到了星期天，请她们到我连队表演节目，请他们的队长高桐林给我们说快板书。有时深夜刮风下雪走不了就住在我们连部。
那一年我们连队由后进连队变为先进连队，师长姜培敏亲自到我连分别开了模范施工现场会和卫生样板现场会，我被记三等功一次。这些成绩的取得还有女兵们的一份功劳。
我转业后，多年来仍没有忘记与我共同战斗过的这些女兵们，她们转业复员后有的当了医生、工程师;有的当了科局长;还有的当了地市级干部;还有不少人当了企业老板，每当有机会路过她们那地方时，我都主动地去看望她们。
我退休后，每年到全国各地积极参加女兵战友自发组织的旅游活动。在广东肇庆市，从政府机关退休的林嫚玲和银行退休的冯媚二人自掏腰包为我安排宾馆住宿，他们五个女兵还用面包车拉着我逛当地好几个有名的风景区，她们还请我吃当地风味早茶。临别时还赠我当地产的名茶等土特产。我回家后，也给她们寄我们当地产的国家名牌猪肉脯。
在广东中山市战友企业家林忆州召开的全国铁道兵战友会晚宴上，我陪同姜培敏老首长和原报社陈远谋老领导吃酒时，发现邻桌上10多个女兵正在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敬酒，我一问陈社长才知道，她就是原铁道兵文工团著名女歌唱家于珊鸣大姐。我立即端起酒杯准备向于珊鸣大姐敬酒时，陈社长站起来突然喊：“于珊鸣!你是老肖的梦中情人，他给你敬酒来了。”全场的人立即将目光投向了我，我赶紧纠正他的话说：老领导别开玩笑，我在北京刚入伍不久就听于大姐唱歌，我最爱听她唱的江西民歌“唉呀来……”。我第一次在北京铁道兵大院礼堂里看到她身穿深绿色呢子大衣，头上梳着两条麻花辫，每条辫子上还扎着一个蝴蝶结，她的装束，她那英姿飒爽的形象，就使我自然而然的联想起电影《党的女儿》中田华扮演的那位女文工团员一出场时唱的那首江西民歌《十送红军》时的女演员一模一样，从此她那俊美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深深的扎下了根。后来我在写《铁道兵大院》那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她，当她看到《中国铁道建筑报》刊登了她的名字后，立即给我打电话，十分激动的感谢我没有忘记她。我也特别激动地告诉她，我从当小兵开始，就听您唱歌，一直到成昆线、襄渝线的工地上都在听您唱歌，是您的歌声鼓舞了我们全体指战员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她听后哽咽的再三说：“谢谢，谢谢”。
在2005年元月初，我在成都参加襄渝线战友聚会时，来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一半是女兵。因安排到五星级宾馆，有很多女兵嫌住宿费太贵，发生了争执。当这消息传到成都铁道兵战友会会长万贯集团董事长·总裁陈清华耳朵时，他立即派一位副总带着一辆大客将我们30来人接到雅安碧峰峡熊猫基地山上宾馆。在那里我们吃住了两天两夜，一分钱没花，全是陈清华招待。在酒席宴会上还有彝族女服务员穿着盛装唱着动听的歌曲向我们敬酒，最后几个会唱歌的老帅哥战友端着酒杯，边唱边跳跟她们互动起来。陈清华还陪我们近距离的参观了熊猫养殖园。晚上在山上广场里他为我们举办了篝火晚会。我们和这些女战友手拉手围着篝火兴高采烈的唱起了“铁道兵志在四方”。
我最后一次跟女兵战友聚会是在2011年11月底，那次是浙江战友会组织在雁荡山最后一场战友会。会上有5师、10师、11师不少女兵参加。5师女兵佟玲说，我们女兵最喜欢跟男兵聚会，他们除了住宿不包，只要是外出旅游时吃饭、买水果、零食他们全包，我们女兵只要看见有好吃的，就说：男兵买单。这些男兵就争着抢着付钱。有一次她们几个女兵上厕所，佟玲说：男兵买单。男兵说：这个单我们就免了。这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雁荡山聚会时，我们10师三个女兵和我们三个男兵聚在一起，准备照合影时，50团干事张礼华和10师文艺女兵邱晓华开玩笑说：战友、战友、你占有我，我占有你。邱晓华瞥了他一眼，笑着说：“你想得美，你也别占有我，我也别占有你”。这句话逗得在场的女兵都笑弯了腰。我站在旁边眼望着雁荡山顶，幸灾乐祸的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有人想吃天鹅肉，这下可落空了”，大家听了我这句话后，又接着笑，有的笑出了眼泪，也有的捂着肚子，笑岔了气。
随着岁月的流失，近些年来那些当年跟我们一起在深山老林里为国家修建铁路共同奋斗过的女兵战友，一个个都离开了我们，想起她们我心里就难过，我经常讲她们的故事教育后代，教育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在祖国的钢铁大动脉里不但有我们的血汗，也流淌着她们的血汗。
备注：后附照片
从左往右后排于淑兰、王淑莲、冯媚、林曼玲、
中排梁瑞群、谭淑星
前排叶三娣
从左到右后排冯媚、林曼玲、叶三娣
前排梁瑞群、谭淑星
2010年在成昆线合影
从左到右肖春连、陈清华、沈绍国
在浙江乐清雁荡山合影
从左到右张礼华、邱晓华、肖春连等
从左到右冯媚、肖春连、林曼玲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合影
图片来自作者提供
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