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原本是平常的一天，一切按部就班，早晨到了单位，为完成即将在那年秋天“巴黎卢浮宫”举办的中国邮政与法国邮政联合举办的“天路邮政”摄影展的投稿，一大早就开车向远在机场路的邮区中心局驶去。拍摄的具体细节以及需要邮区中心局提供的帮助都需要事前与他们做好沟通与联络。

　　根据我设计和构思的画面，群山环绕中，沟壑纵横，一队邮车穿云破雾，行驶在极速转弯的盘山道上。车厢上的“中国邮政”四个大字分外耀眼。这不就是“天路邮政”吗?拍摄地点选在成都至宝鸡邮路的陕西太白山上的盘山道上。七辆最新式的集装箱邮车落实了，也都去把车厢洗的干干净净。一辆领头的小车也定下了。所有参与拍摄的驾驶员也开会由我交代了要求和注意事项，连路上供联络的步话机也落实了，出发的时间定在十三日的早上七点。万事俱备，只待出发了。经过这么详尽的准备，看来不仅是投稿，影展中获奖的可能也是有的。说不定还有可能去巴黎卢浮宫领奖的机会呢。心里美滋滋地离开中心局向城里驶去。

　　回城路上，心里纠结多日的购买新相机的梦又涌了出来，我自己已有的两部业余级的电子相机是否能承担这次拍摄的需要?我从来就不用单位的相机因为无论功能级别都比我自己的相机差，而这一次参加的是国际影展，万一是因相机性能的原因而不能入选或获奖也太对不起自己的构思、跟随自己跑了这么一大圈的八名驾驶员和这么详尽的筹备了，不由自主地就把车开到了尼康相机专卖店的门口。选了半天还是咬牙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花了三万几买了一部当时的顶级专业相机尼康D3的机身，连专业镜头都买不起，用我原来的尼康F90的变焦镜头替代了。拿着新机器心里异常得意地回到了单位，都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到楼下小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返回在二十五楼的办公室都已经两点钟了，气还没有喘匀静，心里又想到第二天就要用新相机，连新相机的功能都不熟，怎么去拍摄作品，于是装上镜头，需要熟悉熟悉新相机，不然到了太白山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便拿着新机器向身后的窗口走去。

　　刚站起来，忽然听到一阵不知从那里传出类似于拖拉机轰鸣的声音，突然就感到脚下的整座楼向上跳起又重重地落下，紧接着这次抖动的瞬间，整座大楼便开始了有规律的摇晃，只听到墙壁的钢筋被拉扯得吱吱作响，房顶由金属架搭建的天花板哗啦啦地落了一地，让人感到整座大楼马上就要垮了。脑子经过瞬间的短路后才明白这是地震!随着楼体越来越厉害的摇动，我心里在想太划不来了，刚刚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就有可能连同这崭新的相机一起被埋葬在这大楼的废墟里了。但我同时又想到如果能把地震的瞬间留在相机里，即使今后被救灾的人挖出来，相机卡上记录的图像不是还能提供些有用的资料吗?于是我终于坚持走到了窗前，随着楼体越来越厉害的左右摇晃，人根本站不稳，我是一手扶着窗户，一手拿着相机不停地透过窗户开启的空间向楼下拍了起来。

　　只见楼下的街上，人们像一群群蚂蚁一样纷纷从各个楼房里涌出，奔跑到了大街上自以为是安全的地方;行驶中的汽车忽然就不由自主地拐上了人行道并撞在了树上。我的窗户外是一幢三层小楼，怎么我一会站在小楼的左侧，一会儿又站在了小楼的右侧，原来大楼是被摇晃得一会左一会右，可见我所在的高楼左右摇晃的程度有多大。几十秒后，晃动停止了，我回头一看，同办公室的同志都全部跑干净了，整个办公室就剩下我一个人。于是我也拿着相机不紧不慢地坐电梯下了楼(这是极其错误的，地震发生时最不能干的就是坐电梯)。我下了楼，通过步行梯往楼下跑的同志们还没有跑到地面，于是我便举着相机一边笑一边拍他们的“狼狈相”，平时穿着高跟鞋的女同志也不知道把高跟鞋丢在了哪里了，几乎都是赤脚跑了出来(高跟鞋下楼很不方便)，有的同志被弹回来的门撞破了额头，血流满面......;公司的老总的电话是响个不停，成都四面八方的基层都在报告当地发生地震的消息。这事引起了我的敏感和警惕。因为我是省邮政工会的权益维护部的部长，主管全省邮政的救灾工作，以前就发生过灾害发生后，真正受灾的地方在报告灾情，没有受灾的地方也在趁机谎报，为的是就是借此机会要求上级下拨有限的救灾款!按我自己的判断，我所在的大楼是在东西摇晃，那么地震的中心不是成都的东边就是西边，我得立即掌握地震的具体信息。于是我又进入空无一人的大楼，打开电脑翻看起来。

　　一条消息忽然跳入我的眼中，“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地震”(果不其然，正如我的判断地震发生在成都的西边)，可是到了三点钟，这条消息立即又改成了七点八级。我正准备下楼，忽然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拿起电话一问，原来是地处都江堰近邻的郫县唐昌邮政印刷厂打来的报告灾情的电话，当时的无线通讯全部中断了，有线电话还是通的，印刷厂在打不通手机的情况下，翻着省局的通讯录一个个地拨，终于拨通了电话。我问了电话那头的王厂长厂里的受灾情况，他答道有房屋垮塌，有五人受伤，但没有亡故的情况。我安慰了他几句，挂了电话就往楼下去找领导汇报去了。

　　楼下也不平静，满大街上都是从室内跑出来避难的人群，街上挤满了开不动的汽车，连韩国领事馆的领事也同他的下属一起站在大街上，警惕地望着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害怕这些高楼会随时垮塌下来!找到了站在跨线桥下的领导，汇报了邮政印刷厂的灾情，谁知领导当即就指派了人力资源部和管多种经营的同志和我一起到受灾现场去查看灾情，并顺道到都江堰、郫县邮局看看受灾情况、到新津去看看住在那里的因公至残的残疾职工，并将其安顿好。于是派了一辆挂着军牌的小车出发了。

　　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或交通管制，亏得我们的小车是交通战备办公室发给的军用牌照，还可以继续行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东绕西绕，终于驶上了去都江堰的道路。

　　其实当时我对此次地震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当我们的车刚刚进了都江堰，看见路边连着的七棟居民楼都垮成了一堆土，当时我就想，就算是居住在楼内的居民个个都是孙悟空也飞不出来啊，中国真是遭了大难了(其实，都江堰的灾情比起后来去过的映秀、汉旺、北川、青川简直都不算受灾)。都江堰的街上是哀鸿遍野，满大街都是躺在报纸或纸板上输液的伤者，救护车的警笛一阵紧似一阵，医务人员忙忙碌碌地在抢救伤患，消防人员正忙着在垮塌的房屋前救人，成都的出租车司机也开始了自愿转移伤病员的工作，地震开始的几个钟头，一切都是无序的又是有序的进行着。

　　到了都江堰县局，只见局房受损严重，职工经清点没有亡故的，但家属和孩子被地震垮塌而故去的不在少数。问了都江堰县局的情况，立即又往唐昌印刷厂去查看灾情，印刷厂的厂房有一幢由原来的三层垮成了二层，有一幢家属楼完全垮塌了，但幸运的是在楼层垮塌前的瞬间，楼内的工人和家属都跑了出来，只是有五个职工在向楼外跑的过程中被砸伤或摔伤的，但都不严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返程的路上查看了郫县邮政局的受灾情况后，顾不上吃饭(街上根本没有开着的商店和饭馆)，又向成都南边的新津开去。

　　到了新津，黑灯瞎火中找到了我们系统一位残疾职工的家，整个街上空无一人，敲门也无应答，问了半天，终于找到那位残疾职工的邻居，说是地震发生后，那个职工因是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在一阵接着一阵的余震的威胁中，感到太不安全，已经搬到农村的亲戚家躲避去了。获此情况，松了一口气，便踏上了返回省局的路。

　　一路上没有路人也没有过往的车辆，安静得像到了地球的末日，回到了省局，已经是半夜十二点过了。

　　“五·​​​​​​​一二”，这真是难忘的又刻骨铭心的一天。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