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章·选自网络)

 

　　刘建章是一位能够用人格的力量让我们记住并不能忘怀的人。因为信仰，使自己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因为信仰，使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之中;因为信仰，让自己在遭受到无数不该有的磨难后仍快乐和坚强着。
 

一、革命生涯屡经曲折
 

　　刘建章1910年3月生于河北省景县大刘庄。他出生不到一个月，母亲便染瘟病去世了。襁褓之婴只能靠他人的奶水维持哺乳期，之后便成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

　　大刘庄有个学制四年的私塾，家里的条件只能让哥哥一人去读书。小小的刘建章把哥哥用过的课本和铅笔头收起来自己用。父亲被他的行为感动了，拉着刘建章的手，把他送到了私塾。

　　10岁读完了小学，老师说北平有一所叫香山慈幼院的学校，不收一分钱。父亲和亲友帮助刘建章实现了这个愿望。

　　香山慈幼院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熊希龄创办。他希望通过这所学校帮助和救济各地的贫困孤儿。

　　学校的语文教员郭乃岑是共产党员，刘建章清楚地记得，他讲授的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最后一课》时的情景。这一天，刘建章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那坚定自信的歌声使他浑身热血沸腾。

　　1926年刘建章经夏基宏、鲍双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入共产党。在中二班教员预备室中，刘建章举起了握紧的右拳，对着画在黑板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宣誓。半年之后，刘建章接替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这年他刚满16岁。

　　1928年，东北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香山慈幼院组织一批师范生去斗争前线的东北延吉任教。延吉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安排北平来的10名党员分别担任了10个党支部的书记，刘建章是其中之一。

　　1929年除夕，刘建章在龙井车站被捕，因为他身上携带着百余张写有宣传抗日和讨蒋檄文的传单。后以"共产嫌疑"罪，判处一年监禁。在狱中，刘建章发现监狱的勤务兵申守义为人正直，有爱国主义思想，便开始做他的工作。在申守义掩护下，中共东满区委的领导到监狱探望了刘建章。接着，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获救。

　　出狱后，刘建章任延吉第一小学教员、共产党支部书记，任延吉中心县委委员，1930年冬任珲春县委书记。

　　1936年2月初，党组织派刘建章到北平，以小学教师身份开展新的革命斗争。妻子刘淑清及子女也一同前往，继续配合刘建章做交通工作。他们夫妻俩有时用五味子汤、大米汤把机密情报写在白纸上，敌人发现了，就说是小孩子大便纸。若有重要的敌伪情报或党内文件急需传送，都是她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将文件塞在孩子的屁帘夹层里，骗过敌人的检查。

　　孩子长大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同事之间比工龄时，大孩子开玩笑说："我的工龄最长，两岁就为党送情报。"众人不信，他说："那个情报是我妈藏在我的屁股帘里的!"

　　抗日战争时期，刘建章同志历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行署副主任等职务。一次，刘建章遭遇日寇伏击，骑马突围时，不幸被敌人的重机枪击中胸部落马，在战友协助下拼死突围，但他伤势垂危，奄奄一息。刘淑清闻讯立即赶来照看。

　　那天，日寇进村搜查，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转移是不可能了。群众急中生智，将刘淑清装扮成孕妇躺在屋里;把刘建章放在担架上，用一块白布从头到脚地盖在他的身上，抬到院外雪地里摆着。日寇问起时，说这是传染病危重患者，晚期肺痨病人，抢救无效，扔在雪地里等待家人来收尸。在群众的掩护下刘建章与刘淑清逃过一劫。
 

 

　　(刘建章风采•选自网络)

 

　　1942年下半年，刘建章调中央北方局党校，任组织科长。

　　不久，中央北方党校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年的11月，由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的错误诱导，很多革命同志受到了批判，成为有特务嫌疑的人。刘建章也难逃厄运，原本被人传颂的在国民党监狱策反、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坚持发展党员的传奇经历，都成了重大历史问题。

　　刘建章受到拘押、刑讯、逼供，甚至坐了"喷气式"，严重的时候还用绳子抽打。

　　一天，刘建章听说，北方局保卫部提出要将他和李尔重定为死罪，报党中央批复。当时他产生抱屈思想。在一个风雨之夜，他悄悄离开党校，爬到山上，萌生了轻生的想法。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转过弯来：不应为了一时的委屈和痛苦就选择逃避，是死是活，把一生交给党。刘建章决定下山。

　　在返回途中，山路泥泞，饥饿难忍，他只得摘些野果充饥。正逢大雨，他爬到一个石崖下躺了两天，直到昏迷。后来被老乡发现背回家中，他请老乡去党校报告情况。正在寻找刘建章的杨献珍同志立即组织人员把他抬了回来。

　　到了194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的指示从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尔重等人去延安。当时任总政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到招待所去看望了他们。后来彭德怀对刘建章说，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几天之后，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代表部长彭真宣布，刘建章没有政治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二、投身人民铁路
 

　　1947年夏末秋初，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国性反攻。12月，刘建章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局长。他来到石家庄开启了铁路生涯。

　　刘建章与铁路结缘，与吕正操、郭维城、彭敏只差一二年，只不过吕、郭、彭他们三人都在东北。(吕正操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郭维城1945年10月任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兼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彭敏1945年12月任北安铁路局副局长)，刘建章在河北。

　　上任后，华北首先着手修建涉馆铁路，抢修石德铁路，将三大解放区联结起来。1948年5月,刘建章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员。他负责领导了邯涉铁路其中一段的修建任务。淮海战役期间，从涉县到邯郸的军列，一趟能运30吨弹药，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如果换成牲畜，运送这些弹药需要400头牲口，最快也得3天。

　　淮海战役胜利后，刘建章带领铁路大军先后抢通了津浦北段、石太、平绥、京包等路段，沟通了全国铁路大动脉，支援了解放军向西南、西北、华南、东南进军。

　　1948年12月30日，刘建章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他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兼铁道处处长。1949年3月，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刘建章亲自负责专列编组、线路保护、人员配备。在迎接毛主席进入北平的仪式上，毛主席握着刘建章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铁路计划会议指出：今后铁路工作的方针任务，就是落实毛主席多修铁路的主张，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当好先行。

　　1953年上半年，刘建章调到铁道部任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的新线修建任务。妻子刘淑清也一起调来铁道部，任铁道部机关托儿所所长。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刘建章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一些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制订了《铁路基本建设工程发包暂行办法》、《铁路基本建设工程技术监察暂行办法》等。此后，又注意逐步充实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基本建设程序、工程承发包、施工办法、技术监察、验工计价、竣工验收等进一步规范化，使新线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4年，国务院任命刘建章为铁道部副部长，分管铁路新线的建设工作。1955年2月刘建章兼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兼任铁道部机关党委书记。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刘建章部署机关党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采取分级学习，局级以上干部入高级班;处科级干部人中级班;一般的和文化较低的干部入初级班。同时聘请马列学院的艾思奇、龚士其、孙定国等同志来机关上大课。干部们一方面弄懂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在那两三年中机关里形成了浓厚的学习空气，使多数干部都有了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六十年代的刘建章·选自网络)
 

 

      1962年初，蒋介石扬言要反攻大陆，中央组成了军事运输司令部，刘建章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刘建章立即奔赴江西鹰潭。六、七月间，正是南方的雨季，大雨、洪水冲毁了路基，造成多处铁路塌方，闽江铁路大桥二次被冲垮，鹰夏外福线中断运输50多天。刘建章冒着大雨组织抢险，经过20多个日夜的奋战，修复了闽江大桥，抢修了塌方的路基近90处。保证了军事运输，受到军委表扬。
 

三、担任"西工指"副政委
 

　　1964年党8月中央作出三线战略决策，并决定"成昆铁路要快修"的决定。周恩来总理立即着手组建西南铁道建设的领导体制。

　　首先建立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挂帅，中央各相关部门领导人参与。这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宏观领导机构。

　　在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之下，还必须设立一个具有全权、统一的组织领导的职能部门。周恩来总理听取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决定再成立三个具体组织实施的领导机构：

　　一、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

　　二、技术委员会。

　　三、支援铁路修建委员会。

　　"西工指"负责全面指挥和组织工程的进行。

　　"西工指"按解放军建制，设立司令员，政治委员。由吕正操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由郭维诚同志兼任，副政治委员由刘建章兼任，"西工指"总工程师和技术委员会主任由彭敏兼任。

　　加强"西工指"机关思想建设，是刘建章首要的任务。

　　参加西南铁路建设的30余万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铁道部系统，主要有第二勘测设计院、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局、大桥工程局、隧道工程局、电务工程总队、成都铁路局和昆明铁路局等单位。铁道兵方面，调动五个加强师、两个独立团(独立机械团、独立汽车团)。还从铁路以外调来了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人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集中在一起，彼此互有差异。

      "西工指"是指挥西南铁路建设的全权领导机关，但又是一个临时机构，组成人员主要从铁道部系统与铁道兵部队选调。包括各级干部、职工、战士在内，最多时为836人。穿绿色军装的与穿蓝色工作服的，成为分野鲜明二大群。西工指党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西工指机关作为军队建制，相当于大军区一级的指挥机构，代号为320部队。"西工指"全体人员，统一穿军装，佩戴帽徽和领章，但铁道部的人不算军籍。这项举措利于解除"分野鲜明"的弊病，便于下施工单位去检查指导工作，不致发生隔阂。

      铁道兵和铁道部又因兵、工建制不同，作法各异，常因任务分配、调度安排等方面不免发生某些"矛盾"，有时会因工作发生争执。西工指副政治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刘建章说："抓好'西工指'机关的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头等要事。"

　　在"西工指"的第一次党委会上，提出了"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大任务(建路、建章、建军)，三高一低(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低造价)，八字要求(从难、从严、落实、过硬)"的方针口号。刘建章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部门，以这个方针口号作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纲领，做好团结工作。他还在各种场合指出，大家要以三线建设为重，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完成任务。他到铁道兵部队找指战员谈心，解误会，解开疙瘩，抛弃成见，携手协作。

　　当时下面不少同志幽默地管刘建章叫'高级泥瓦匠'，意思是说为搞好团结会'和稀泥'。

　　刘建章常对他们说，你们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好像是一根一根散开的钢筋，如果没有水泥，就不能使大家凝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坚实的力量，政治工作就好像是水泥，我不过就是个'泥瓦匠'，给你们加水和水泥，促进凝固，搞好团结。"

　　由于西南地区条件艰苦，施工紧张，刘建章带头和职工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指挥部机关干部下基层同大家一样，都住在简易房屋内，一起在大食堂就餐。

　　工地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迅速办起了《工地铁道报》、《工地文艺》双月刊。战士们的诗歌、豪言壮语选编《万水千山只等闲》一书出版发行。黎光同志还跟随吕正操同志到北京，向国务院的部、委、办等部门介绍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调整主攻方向，慎重决定工期。

　　1965年5月，由吕正操同志主持，在成都召开"西工指"第二次党委会。会上讨论认为，川黔、贵昆两线施工进展顺利，成昆线上控制全线工期的关村坝长隧道掘进速度单口月成洞突破一百米，这种情况有利于使成昆线从重点施工转入全面施工。于是吕正操提出了提前通车的方案：成昆线采取南北并进、主攻北段，争取1968年7月1日全线在金江站接轨，1969年上半年全线通车。

　　有的同志则认为，成昆铁路会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顺利，准备工程比预期要快，机械设备也陆续到位，展开全面会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提前通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当前"高速度"中也有水份。司令部作训处的同志从工地回来反映说，在先期开工的重点工程施工中，基层干部的热情很高，但层层加码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不少隧道开挖时，为求速度，拔掉水管打干风枪，干部也睁个眼闭个眼，装着没看见。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要持久的正常的高速度。

　　有的同志认为，根据形势发展，经验的逐步积累，完全有可能提前通车。

　　也有人提出，提前通车的问题，为了稳妥起见，确切的工期应待一年之后，看一看再确定。

　　三种意见不分上下。

　　刘建章同志在关键时刻表态说：我赞成"待一年之后，看一看再确定"这个意见。"天平"倾向"看一看再确定"这一边。会议就这样作了决定。

　　吕正操总结说，同意大家的意见，看一看再定。

　　1965年11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分别来到了西南，视察了成昆、川黔、贵昆铁路的建设工地，对铁路职工和铁道兵指战员鼓舞极大，促进了形势发展。

　　1966年1月，"西工指"党委与铁道部党委在成都锦江宾馆联合召开工作会议，吕正操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和中央首长的指示，总结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经验，研究如何加快成昆铁路修建问题。

        "西工指"根据形势要求和施工进度高速发展的情况，正式确定按吕正操提出1968年三季度在金江站接轨的意见，并对施工力量和管段划分，作了适当调整。

 

四、"文革"平反
 

"文革"开始后，成昆线的建设遭到严重干扰，刘建章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游街、批斗、戴铁帽、关押、逼供。造反派将他的妻子刘淑清从西工指驱回北京。刘淑清临别时的，借着给刘建章送水机会，用手醮着水，在桌面上写着："不能自杀，不能害人，受不了时说没用的话……"

　　刘建章后又被北京过来的一批红卫兵抢走，押上小飞机送到北京。

　　1972年6月8日，其妻刘淑清获准带领在京的子女去秦城监狱看望丈夫。发现刘建章体质很坏，面黄肌瘦，有时连说话也咬字不清。监狱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30分钟的时间。

　　这让刘淑清心情异常沉重。她下定决心要救丈夫出狱。

　　经过深思熟虑，刘淑清把在干校的大女儿刘润芬叫回来，秘密商量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想让大女儿通过唐闻生和王海容给毛主席递信。

　　信递上去以后，全家人都很忐忑，不知道这封信会带来什么。

　　后来知道，这封信当天就通过王海容转呈到毛主席那里。

　　王海容事后告诉刘润芬，毛泽东看到信后把她和唐闻生找去询问情况，她们将所了解的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不久后，毛泽东做出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立即于1972年12月18日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说："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自此，在押干部在狱中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一批老干部受到了保护。王任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曾说："由于刘大姐上书毛主席，在狱中都可以喝到热水了。"

　　1972年12月22日，刘建章被"保外就医"，刘淑清和孩子们将他送到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此时，刘建章脱离了将近五年的监狱生活，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1987年刘淑清同志因病去世，吕正操在悼词中写到："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友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后，恢复了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职务。协助万里同志参加起草了中央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铁路，拨乱反正。

 

 

　　(晚年的刘建章·选自网络)

 

　　1981年，中央和国务院任命刘建章为铁道部部长(时任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奉命处理铁道兵集体转业铁道部事宜)。刘建章在铁道部长任上，领导铁路系统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

　　刘建章从一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成长为管理着三百多万职工的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铁路生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几乎见证了建国以后铁路建设的所有重要时刻,成为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卓越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之一。
 

　　(本文摘自《成昆铁路大会战》)
 

 

　　作者简介：洪承惠，1944年7月出生，1962年5月自上海复旦大学工农预科应征入伍。在铁道兵一师历任战士、班长、宣教干事，全程参加了成昆铁路大会战。1978年转业，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工作，历任街道办事处科员、副镇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等职。2004年8月退休后，立志要写一部全面反映成昆铁路大会战的纪实作品。历时16年完成了《成昆铁路大会战》。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