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入危机，铁兵担当
第五节 周总理紧急召见崔田民
成昆铁路会战到了危急的时刻，周总理立即想到了铁道兵。
1967年5月1日，对周总理来说，是极为忙碌的一天。
从中午开始，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与首都群众一起欢度“五一”节。
(周总理参加游园庆祝活动·选自当年《人民日报》)
晚上八点三十分，总理又在天安门广场与百万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晚会。九点四十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同群众代表、国际友人共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之后，又分别接见了北京市、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并合影留念。
这是极为繁忙的一天。在坐车返回西花厅的途中，周总理的思绪立即从热闹的天安门广场转回到了忧虑的成昆线。
晚十一点，周总理的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拿起电话。
“总理，铁道兵崔政委到了。”
总理说：“请他来我办公室。”
值班员心里一怔：总理的一般接待，地点都安排在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钓鱼台5号楼等地，只有国务院内部人员才在西花厅，而且大多安排在客厅。进总理办公室的多数是副总理。
工作人员将崔田民引入院内，只有几盏不太明亮的路灯。院内的树木显出枝干形影，分别不清哪些是海棠树、梨树、桃树和白皮松。临近立夏，海棠花盛开期虽然已过，踏进院内，不时有阵阵暗香迎面扑来。
到了门口，总理像接待外宾一样同崔田民握手。
(崔田民·选自铁道兵网络)
办公室约有30平方米。靠窗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在办公室的中间摆了张不大的长形会议桌。
总理与崔田民相对而坐，长形桌上早就摆好了三摞文件。
总理说：“我遇到大难题了，请铁道兵的同志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你先看一下这些材料，我还有事情没办完，完了我们再谈。”
崔田民注视着总理严肃而可亲的面容，他消瘦的脸膛上那对深陷的眼窝里，透出了丝丝红色，挺直的身板依然掩饰不住那日理万机的疲惫。
“明白，总理您先忙，我看文件。”
“我遇到大难题了”，这一句话的分量，崔田民非常理解。
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成昆铁路要快修，攀枝花要快上，并亲自提名由周总理主管这两件大事。
周总理走到办公桌前，戴上袖套。那是和普通工人完全一样的蓝粗布工作袖套。总理坐下来后，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拿文件。
(周恩来审阅文件·选自网络)
长形桌上放有三摞材料。每摞材料上面有一张纸条，依次写着 “三线战略规划”、“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这是总理早就叫秘书准备好了的。
第一摞材料是关于三线战略决策的材料。
三线的工厂建设，都是由沿海企业包建，从干部、技术人员到工人，从基建、设备安装到出产品，一包到底。三线战略规划将建成：攀枝花钢铁公司等二十多个黑色、有色金属企业;新建第二汽车制造厂、东方电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一批大型机械企业;把重庆建设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最终使三线地区的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同时在三线地区要建攀枝花、十堰、德阳等三十多座新兴工业城市，几十个科研基地。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
特别引起崔田民注意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四川达县的火箭生产基地，一个是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因为一条铁路新线(襄渝线)与它们有关。
国家计划建两个火箭生产基地，开始分别选点山西晋南与甘肃天水。经多次考察、研究、比对，最后确定两个基地“合二而一”，定点四川达县。
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项目也是一波三折。1952年底，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方案确定之后，毛主席就作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又重新提了出来。但由于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直未能付诸实施。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时，又提出建设一个能生产各种载重汽车的中型汽车生产基地。二汽的选址反复多次，基于打核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理论，而鄂西北的十堰，符合靠山、钻洞的要求。
在几张铁路规划图上，清楚地标示着从成都到达县，从重庆至达县，从襄樊经莫家营、谷城、十堰、白河、旬阳、安康、达县走向的铁路线。
第二摞材料是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材料。
攀枝花是三线战略中最主要的大型企业之一。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提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开发利用攀枝花资源，建设新的钢铁工业基地，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建设队伍陆续上马，高峰时曾达好几万人。后来，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国家实行调整方针，攀枝花建设推迟。
1964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和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专门讨论了攀枝花基地建设问题。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多次指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
会后第四天，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便率领一百多位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伍奔赴攀西地区。在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向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及国家计委、建委等有关各部、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汇报。程子华同志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必须配套建设，三个建设项目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的意见。
1965年6月在听取有关负责同志汇报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毛主席说：“三线建设，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
第三摞材料是成昆线。
崔田民对成昆铁路的情况比较熟悉了，专门挑了一份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关于“成昆铁路选线三方案现场核对工作报告”。从1952年初，西南铁路设计处(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前身)就开始对成都到昆明的铁路走向进行了三个方案的比较。
1953年3月，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布克局长和史晓昭副局长陪同苏联线路专家基甫卡罗和地质专家在西昌评审方案。大家对三个方案进行分析对比。经过讨论，以中线为最佳，工程最省，又利于云南东川铜矿的开发，作为推荐方案。
1955年，铁道部鉴定成昆铁路初步设计时，大家一致认为：西线方案的线路经过县市多，吸引范围广，沿线资源丰富，农业发达，而且线路靠近拟定要建设的攀枝花钢铁基地，该线在路网布局和巩固国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首次赞同成昆铁路采用西线方案。这个意见报请周总理审批后，终使成昆铁路全线走西线的方案成为定局;同时还将东线方案发展为路网规划中的内昆线。
崔田民看完三撂材料，总理也处理好了一批文件。
总理坐在办公桌上看了一下手表，脱下袖套，站起来摘下老花镜，走到长形桌旁与崔田民对面时，崔田民立即站起来。
总理说：“坐着，坐着谈。”
崔田民坐定后，周总理说：“我们谈谈怎么解决西南的问题，具体就是成昆铁路与攀枝花两个问题。”
周总理说：
1964年5月主席多次与我谈西北与西南问题。西北问题，就是核武器发展问题;西南问题，就是成昆铁路与攀枝花基地问题。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有了，氢弹要快;成昆铁路要快修，攀枝花要快上。主席点名把这两副担子交给我。西北的氢弹，外界干扰少，已经有眉目了。西南的成昆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情况，刚才你看了简报，大权旁落，前景令人担忧，真是睡不着觉啊!
现在，铁二局闹武斗趋势不减。工地指挥部群龙无首，攀枝花基地现在也乱了，第一批进攀枝花的解放军支左同志也没能控制局面。
西南的重任不得不落在铁道兵身上，成昆铁路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大西南担子，必须由铁道兵挑起来!
全国的铁路运营我在亲自抓。成昆铁路和攀枝花要是垮了，党中央的三线战略决策的命运不可想象。我不得不把担子压在铁道兵身上了。你们铁道兵自己要干好，还要为党中央挑担子，派得力的干部到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和攀枝花钢铁基地去支左，去领导西南建设，尽快恢复施工建设。西昌的问题也很复杂，这个问题不解决，航天基地也就成空话。
(西南部分重点工业项目图·选自网络)
崔田民埋头记着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站起来，走到他的办公桌旁，端起杯子，边踱着小步，边慢慢叙说：
从新中国诞生起，国外敌对势力包围封锁我们，经常以军事入侵相威胁。60年代前后，这种危险进一步增加。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和我国的经验教训，就需要在西南和西北纵深地带建设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方能赢得时间，赢得胜利。这个战略构思和战略部署，是从最困难的局面着眼，以便我们力求争得更多的主动。战争的危险性既然存在，战争打不打得起来看敌人，而敌人敢不敢打，又与我们准备得充分不充分相关。准不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则在我们。
周恩来喝口水，加大嗓门说：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决策，不仅是为保眼前10年、20年安宁，而是建设强大国家使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大计;准备好了，帝国主义就可能不敢打我们。
崔田民站在桌前，注目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总理边说边走到崔田民面前：“来，坐下，我们俩慢慢说。”
“唉，近来很少有机会能畅叙三线建设了。”总理拿起旁边的热水瓶亲自为崔政委往杯子里添加了开水。
“我自己来”，崔赶紧站起来说。
周总理继续说：中央正在规划一条从重庆到湖北襄樊的铁路干线。沿线也有不少重大的国防工业项目，其中就有达县的航天工业生产基地、郧西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厂等。铁道兵部队在成昆线上的管段任务完成后，要立即转场投入这条铁路的抢修。铁道兵现在有2个师在越南执行抗美援越的任务，等他们回国后就直接投入到这条线路中去。
“下面谈谈你的意见。”总理的左手托着下巴，右手臂撑在桌面上打量着崔田民。
崔田民说：总理的指示我理解为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承担西南铁路建设的领导责任，成昆铁路只能修通，不能下马!要派铁道兵部队到铁道部下属的各施工单位支左，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尽快恢复会战施工的秩序。其次，攀枝花基地要派得力干部进驻支左，稳定局面，恢复正常建设。三是，西昌的武斗很严重，要派强有力的队伍去支左，搞大联合。
总理深情地点了点头。“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崔田民思索片刻，说：“当前，兵部机关开展‘四大’，大部分领导受到批判，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只有组织一个小班子在坚持正常工作。但是，我相信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周总理锁紧了眉头。
也许，总理心中有苦难言。铁道部长吕正操他没能保住，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他也没有保住。
他平静了一下，舒了口气，平和地对崔田民说：“如果有了错误就作检查嘛，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是，我们常委班子的同志都表现不错，有错就检查，强加的也不妥协。”
总理点了头，将身子微微往前倾，直面对着崔田民严肃地说：“你到西南去，把司令部也带去。”
崔田民立刻站立起来大声应答：“是!”
周总理加重语气说：“成昆铁路一定要通车，攀枝花也一定要出铁!”
看着周总理沉重的语调，灼热的目光，崔田民行了一个军礼：“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决不辜负党和祖国的厚望。”
总理伸出右手，握着崔田民的手摆动了许久。
崔田民与周总理握手的次数很多，但这一次与总理握手特别不同，总理的握力特别大，时间格外长。总理的目光里流出了信任和理解。
总理叮嘱说，“你回去抓落实，先念同志等会儿来商量此事，我们共同努力。”
崔田民敬了一个礼，转身就走。
“等等，有困难就直接打电话向我报告。”总理又补充了一句。
崔田民沉重的心情里，立刻注入了一股暖流。
在回程的车上，崔田民闭目躺在后排的靠背上，心里筹划着贯彻落实总理指示的方案。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洪承惠，1944年7月出生。1962年入伍。铁道兵一师历任战士、班长、干事，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1978年转业。历任科员、镇长、街道办主任等职。2004年8月退休后，立志全力写好《成昆铁路大会战》。
首发：铁道兵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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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日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