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宣传股的兵，不写他们高唱《志在四方》的一面，也不写他们高呼口号的一面，我想写他们真实的一面，还原最本真的战士底色。

我是三十三团宣传股的一员，生活在我笔下这些兵的中间，摸爬滚打，熟知了解他们，像了解自己一样，他们并不高大，甚至可以用调皮捣蛋来形容他们。他们有的甚至还受过处分，但时光过去之后，他们的故事构成让人难忘的三十三团有趣的一段历史，为未来的剧作家留下一笔丰富的入戏的细节。

先说崔茂新这个兵。茂新就是我在《真水无香哭景田》一文中，提到那位成天斜着眼、歪着嘴、拧着鼻子，用手指头比划着，学副团长说“小陶还是不错的……”那个人，他是编排陶景田的头号吹鼓手，也因此扩大了陶景田的知名度。

茂新是报道组的，铁嘴钢牙，嘴巴会说，善诡辩。思维频率变动极快。有人说，别人的思维没走出房子，他的思维已经绕地球跑三圈了。

他是一尊什么形象呢？他的同乡、同年入伍的好友李贺增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头比脚早到三秒，八字眉拖到眼梢。大褂子盖着屁股，帽耳巴前后飘摇。”从这则打油诗不难看出，茂新走路总是伸着头，脚没到，头已经到了。他的眉毛，像林彪的眉毛，斜拉着，一直拖到眼梢。他个头甚小，本应穿三号军装合适，但每每换装时，他偏偏领一号军装。一号军装套在三号人体的身上，衣服会把屁股全部盖起来。别人的帽耳巴，在左右两边，而茂新的帽耳巴总是一前一后，前面的帽带子垂着，像钓鱼的鱼线，随着他躬身前行的形象，帽带子的摆动幅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的一篇理论文章，以半个版的篇幅登在《四川日报》上，这下不得了了，本不会谦虚的茂新，自己把自己打扮成理论家了，他拿着报纸跑到万源中学，找到校长，要给全校师生作一次批林批孔的报告。学校一看，解放军主动上门作报告当然欢迎。告诉茂新，待各个班级把课程调整后，专门空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请他作报告。

一天，学校到宣传股找到股长，说星期六下午请崔茂新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这消息，把宣传股长吓一跳，他知道茂新到学校显摆去了，你崔茂新算那根葱，又不是搞理论的教育干事，给万源中学作报告砸了锅怎么办？不是给三十三团丢人吗？说错了怎么办，谁兜着？但股长还是答应了，对中学的同志说，我会通知崔茂新的。

但是，星期六下午去学校作报告的，并不是崔茂新，而是三十三团著名的“理论家”杨文祥，他在全团享有“杨马列”之称。杨文祥很会说话：“昨天，《四川日报》社打电话来，让茂新去川报修改一篇重要的文章，来不了了。今天由我与万源中学的师生们交流汇报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学习体会。”

无疑，宣传股怕茂新力不胜任，由杨文祥来收拾茂新弄来的这副烂摊子。

宣传股有位叫宋育英的兵，他与茂新是同乡，同年入伍。两人见面就掐，育英个子大，茂新个头小，见面不是我拧你的耳朵，就是我拧你的腮帮子。身大力不亏，每每较量，茂新总处于弱势。育英问：“你服不服？”茂新坚定地回答：“共产党员决不屈服！”宋育英说：“好！就你这个出土文物，我早晚要治服你。”

一天，茂新突然跑到宋育英门口叫阵：“宋育英，有本事出来跟你崔哥哥大战三百回合，我已经生产出来原子弹了。”

宋育英一撩门帘出来了：“你看你这个熊样，还能生产原子弹？我倒看看，你的原子弹是什么玩意。”

宋育英来到崔茂新门口，崔茂新钻到房子里拎出一个墨水瓶子来，朝宋育英身上边泼边说：“这就是我的原子弹！这就是我的原子弹！”

宋育英落荒而逃，边跑边说：“我服了！我服了！”

崔茂新边追边喊：“我不信共产党员打不服你。”
 

 

宣传股有一位干事，叫杨才安，他是文革前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高度近视达800多度。一次大白天走路竟一头撞在团长韩守智的怀里。韩团长身高近190厘米，喝斥杨才安“你不长眼吗？”杨才安说：“你长那么高，我怎么能看见你的脸。”

柴达木天亮的较晚，早晨六点钟出操时，天依然笼罩在夜幕之中，就是杨才安的高度近视与天还不亮的黑暗，为崔茂新的恶作剧提供了条件。每次出操时，崔茂新总挤着站在杨才安的前面，当指挥员发出“齐步跑”的口令时，跑在杨才安前面的崔茂新故意搞个“跳高”或“跨栏”的动作。他在前面搞，杨才安在后面不自觉地跟着做，一个跟着一个做下去，整齐的队伍乱套了。后面的人说：“你们跳什么？什么障碍也没有。”这样的恶作剧搞了几次，人们发现始作俑者，不是杨才安，而是崔茂新。

团里为机关的同志配发一种木制折叠椅，用起来十分方便。茂新说：“我老家的木匠很笨，做不好这种折叠椅，我带一把回去，让家乡的木匠仿着做。”就是这把折叠椅改变了茂新的命运。

他如果包着藏着带走这把椅子，可能也没有后面的结局了。他不！他把椅子撑开，椅子上面放着探亲的行李，背在背上，椅背高耸，很像林海雪原的猎人。从出门那一刻，他嘴里就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如果，我说的如果，如果他不唱着歌子走，可能不会引来人们的注意。他的歌声引来一双锐利的目光，那是团参谋长刁洪河。刁参谋长大喝一声：“崔茂新，你给我站住，偷部队的椅子，这还了得！”

椅子被留下来了。

他探家回来后，被下放到十七连当兵。此时距退伍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加之冬春交替之际，柴达木十分寒冷，没有施工任务。每天茂新就站在连队背后的山头上，穿着皮大衣，手舞足蹈地背诵贺敬之的《雷锋之歌》。

退伍后他致信于我，他将参加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他还说：“十年之后，你若到青岛，在海滩上看见一位身着一袭长衣，很像鲁迅先生的人，那就是我崔茂新，身边立着一位美丽的姑娘，是我的妻子。”

当年，茂新考取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又考取中国社科院著名文艺批评家杜书瀛的研究生。再后成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教授、研究生导师，现在他已是国内著名的研究《水浒》与《论语》的学者了。
 

第二个说说邓春芽。春芽是1971年入伍的，他是湖南郴州人，在团报道组工作。由于《闪闪的红星》那部电影，股里的同志都叫他“春伢子”。他在宣传股几年，因为是战士身份，也没有在家乡找对象。有一年探家，他的表哥去世了，他要找守寡的表嫂。他父亲是大队书记，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此他与父亲发生了争吵。春芽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父亲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事情没有结果，春芽就归队了。父亲向部队写信说他的不好，表嫂写信也告他的状。这样，部队让他离开报道组去了二十连。但是，他常回宣传股来，住在电影组里。因为电影组的同志下部队放电影，二十几个连队放一遍，一次就需要好几天。张三不在，春芽睡张三的铺，李四不在，春芽睡李四的铺，无论何时来，他总有铺睡。

一天，宣传股收到一封从兰州寄给邓春芽的信。信封的地址是：青海省大柴旦89333部队政治部宣传部。这下被报道组的崔茂新和赵志国逮住了。“哈哈！春芽肯定又拉扯兰州的姑娘了。”这两位老兄拆开了信，果不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然后，他们打电话给邓春芽。春芽气急败坏，问：“你们为何拆我的信？”

茂新说：“我们拆的是89333部队政治部宣传部邓春芽的信，没拆89333部队政治处宣传股邓春芽的信。团宣传股怎么能和大军区的宣传部相比呢？你在大军区宣传部工作吗？”

春芽只好吃个哑巴亏。到团部取信时，让电影组、报道组的兄弟逮住，老老实实交待他在火车上如何遇到一位兰州姑娘，心生爱意的一段故事。

春芽发明一种“理论”，想把自己打扮成有学问的人，必须亮顶，拔自己的头毛。春芽额头上的头发甚密，他每次到电影组，逢人不在时，他就对着小镜与拔自己的头发，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额头越来越像《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南霸天的光头了。

一天，他正在对着镜子拔头毛时，突然电影组组长郑锦元闯入，见这一幕，他不是制止春芽，而是跑到报道组、创作组，宣传股各位干事的房间里吆喝：“邓春芽拔头毛，被我抓住了，他那冒充大先生的光头，都是自己拔光的。”弄得春芽好不尴尬。

那段时间，师文化科干事，《金珠玛米亚古都》与《革命熔炉火最红》歌词的作者朱宝田恰好在三十三团，他让我带他去见见春芽。宝田对春芽说：“有心写作，就好好深入生活，好好读书，拔头毛能把你拔成作家，拔成学者吗？”

那年，春芽退伍了，之后，他考取了湘潭大学中文系，后来有许多诗文发表在湖南的报刊上，大学毕业后，他在郴州市文化部门工作。不幸的是，因病，他英年早逝。前几年，三十三团宣传股的同志，写了一部《团宣传股的故事》的书，书中有春芽的故事，春芽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叔叔，你们不写我爸，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逗人的故事呢。你们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我的爸爸。”
 

再说俞宗林。俞宗林是1970年入伍的安徽老兵，除电影组长郑锦元外，在电影组资格最老。部队在青海缺少蔬菜，各连队为了改善生活，能把夹生的米饭咽到肚里去，各连队都做豆拌酱，豆拌酱拌米饭吃，那是很下饭的。俞宗林下去放电影，常带一个大塑料瓶子，装两三斤豆拌酱回来。他吃过之后，就把豆拌酱藏起来，生怕别人吃了。机关兵不在干部食堂用餐，只能凑在勤务连的食堂吃饭，生活质量甚差。一到吃饭的时候，宣传股的兵就挤到电影组里，吃俞宗林的豆拌酱。那么多人，再多的豆拌酱三下五除二、风扫残云一般也就完了。

每次宗林放电影回来，就到处找他的豆拌酱，边找边唱“半个月思念我的豆拌酱，也不知转移在何方？”

在电影组蹭豆拌酱的兄弟齐唱：“若要知你的豆拌酱，请问我的肚皮肠。”边唱边拍着肚皮。哈哈，场场饭局，都是闹翻天的笑场，再苦的生活都被抛在了脑后。

俞宗林因是老兵，很是“老卡”，他走路两手插在裤袋里，迈着慢腾腾的八字步，说话瘪着嘴，谁的门都敢串。一次他串到副参谋长李尤的办公室，问李尤：“你犯何罪还不清楚吗？为何不坦白交代？”
 

李尤问他：“我何罪之有？”

宗林问他：“你今年多大？”

李尤答：“36岁。”

宗林又问：“你夫人多大？”

李尤再答：“22岁。”

李尤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夫人因病去世了，在四川万源又找了一个比他小14岁的夫人。

宗林问李尤：“当你22岁时，你夫人多大？”

李尤说：“那还用问吗，我比她大14岁，那时她8岁啊。”

俞宗林说：“一个22岁的成年男人和8岁的幼女结婚难道不犯法吗？”

李尤笑着，拎着帚把追打俞宗林，边追边骂：“你小子就是坏，你有这么算账的吗？”围观者笑得蹲在地上竟站不起来了。

最后说说许光超，他算是我的老班长。我到宣传股，分到创作组，他是创作组组长，我是他唯一的兵。光超父母均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姑父李嘉人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建国后曾任广东农垦总局副总局长，局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同志。后来李嘉人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光超能力与为人，在三十三团是人所共知的，组织上多次想将他提为干部，都被他谢绝，他要退伍回广州。光超是广东兵的“头”，对他们有极大的号召力。汽车一连的广东兵去甘肃、西宁拉蔬菜或西瓜回来后，总先停在团部的后门，通知我去搬回一些瓜果蔬菜。因光超是我的领导，又因他烹饪技术好，我与他同住一房，嘴巴可是占了不少便宜。

勤务连炊事班长老潘，是广东人，光超的好朋友，那天光超得知勤务连要杀两头猪，通知炊事班班长把两只猪肚留下来。当然，这中间的搬运，是由我这个新兵来完成的。

光超把猪肚做好后，再加上其他一些菜，七七八八做了一桌子。他让我去请勤务连指导员冯顺松来吃饭。冯顺松进门一脸不高兴。光超问：“怎么不高兴啦？”

冯顺松说：“今天，连队杀两头猪，我想把猪肚留下喝酒，去找时，猪肚不见了。谁拿的，我清楚，就是副连长罗道成，他拍马屁，偷偷送给崔明副政委了，他想副连转正连。”

那时三十三团政委缺位，副政委崔明权重如山，且又是分管干部的副政委。

光超大笑，你可不能这样诬陷罗道成副连长啊，也不要低估崔副政委的道德情操，若问猪肚何在，就在你面前盘中。

冯顺松说：“你怎么不早说呢？”

光超说：“早说，这上好的佳肴还能落入我们战士之口吗？”
 

光超退伍前，团里召开一次庆功大会，团宣传股长欧元才让光超写一篇欢迎词，在大会的开幕式上播送。其中欢迎词中有这么一句话：“亲爱的来自一线的英雄的指战员们，为欢迎你们的到来，碧波荡漾的泉吉峡举起了雪白的浪花……”

没想到此言一出，礼堂里爆出一片笑声。因为泉吉峡仅是几尺宽的小水沟，上万平方公里的大漠腹地，这里是唯一的水源，因此，才驻下了团部。又因此，这里建了一个水站，每日数十辆拉水车将水送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连队，哪来的碧波荡漾哟。

团长赶紧招呼台下的同志不要再笑了，他说：“同志们，是广播员广播错了，是茶杯子里的水碧波荡漾。”

这下，笑声再度响起……

三十三团的人评价，团宣传股作风稀拉，调皮捣蛋，但人个个能干。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股出现了一大批县团级干部。仅师局级干部，一个股竟出了八位。他们是军委办公厅正师职秘书宋宝恒、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浩、十七局党委副书记王关平、广东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许光超、山西省运城学院副院长王卓民、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正局级副主任朱海燕、十七局党委副书记张学安，中铁电化局党委副书记燕正安……

曾任三十三团团长、原中国铁建副董事长丁原臣跟我探讨一个问题，他说：“真是怪了，在部队时宣传股的同志作风稀拉，说话随便，思想活跃，没有干部部门和组织部门、保卫部门的人听话、守规矩，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宣传股的人成才的最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回答：“不知道！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