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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党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彭寿松指导员又找我谈话，说经连部研究，决定将我从装卸排调到连部担任文书。我又一次吃惊了！刚刚入党，现在又改任文书，这是连首长对我多大的信任啊！从这一次工作变动开始，我这一生都与“文书”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要接替的现任文书是71年入伍的四川籍战士余龙泉，他非常仔细认真地将全连100多名战士档案交给我，将连里统一保管的枪支弹药交给我，将上级文件、连队资料交给我，然后耐心地教我文书的主要职责、工作内容、方法等，然后他就到装卸排任副排长了。听说不久余龙泉就借调到团部助勤，就很少在仓库连里再见到他了。再见到余龙泉是40多年后在当年铁道兵53团所在地浙江湖州举办仓库连战友会，余龙泉是热心的主办人之一。当年的53团也改制为中国铁建16局3公司了。

        我当文书之后，就搬到连部文书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单间一个人住了。余龙泉的前任文书、二排副排长石有才热心地给予我很大帮助，凡是文书工作遇到不懂不会的，我就问他，他有问必答。

        文书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连队档案文件，我从档案文件里看到，原来连队在每一批新兵当中都要考察选拔干部苗子上报团里，作为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仓库连的73年这批兵选拔了两个干部苗子，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云南籍姓阮的战士。了解到这一“秘密”，我丝毫没有因此而窃喜，该怎么干我还是怎么干，只想尽职尽责地把连首长交给我的文书工作努力干好。

        从余龙泉留下的大量资料手稿中可以看到龙泉的字写得很好，看过石排副的字，觉得龙泉的字有学习石排副字的笔意，原来这是一种传承。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照着龙泉的手稿努力模仿，钢笔字、毛笔字都练，但终究还是功夫不到，始终没有达到龙泉的水平。

        当了文书就不用轮流站岗了。仓库连大门口的哨位白天是两个装卸排战士轮流站岗，晚上是包括保管排共三个排战士轮流站岗。白天站岗倒没什么，晚上站岗两人一班岗，一个小时一班岗。从晚上9点钟熄灯号响过之后开始，头一班岗不过晚睡一个小时倒没什么，第二班岗10点开始，9点钟睡还是不睡？这是个问题。最难受的是半夜正睡得香甜时被换岗的战士叫醒，真有起不来又睡着误了换岗的。

        仓库连没有司号员，起床号、集合号、熄灯号等各种号令都由文书通过扩音器播放，这样我就需要天天盯着钟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误点。每天早上中央广播电台6点报时的“嘟嘟”声响，我就播放出去，最后一声响过，起床号声就准点播放，从来一秒都不误。

        当文书还有一项任务是给连首长传阅团里发来的文件。正常程序是收到上级来文之后，我先登记，然后送达指导员阅批，指导员阅后退给我，我再送下一位首长阅览。这时彭寿松指导员早已离开仓库连提任1中队（营编制）副教导员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文件都积压在新来的指导员那里没退给我，我就无法继续传阅给其他连首长。

        这天，一位连首长到我门前问我最近团里是否有文件下达？我说有。

        他继续问我，那我们副职为什么好长时间看不到文件？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这事也是怪我，本该我应当主动去指导员那里要回文件，继续给其他连首长传阅的。

这位连首长见我无话可说，于是声音提高八度厉声责问我：一个新兵怎么学得这坏毛病，眼睛里只有正职，没有副职？把我们副职都不放在你眼里吗……

        顿时我感到委屈难忍，忍不住跟他顶了起来：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文件不在我这儿，我怎么给你传阅？……

        当年我也是年轻气盛，头脑发昏，说完赌气将挂身上的所有文书文件柜、保管箱的钥匙卸下来往桌上一扔说：我不干了！

        说完我因为心里委屈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然后我径直出了仓库大门搭车去团部后勤处，向团后勤协理员“告”了这位连首长的“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凭什么乱给我扣帽子”，协理员好言劝慰我回到仓库。回来我还气乎乎地躺倒在床上不吃不喝使性子，仓库主任（连长）林良苏来我文书房间看我，还让炊事班给我做了“病号饭”一碗鸡蛋热汤面送我文书房间来。

        这场文件传阅风波就这样过去了。75年新兵结束训练到连队后，这位带兵的连首长新挑选了一个河南籍新兵替换了我的文书岗位，我又下到装卸排。这时老兵退伍，装卸排6个班长刚刚调整，没有空缺，就让我去四班当副班长。我的前两任文书下班排，都是提副排长，我却当了个班长还是副的，应当算是一次降职呢。

        2018年5月18号，仓库连战友在湖州重相聚，我再次见到这位连首长，诚恳地为自己43年前的那次顶撞连首长的青春鲁莽行为道歉，当年的连首长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与我握手一笑，当年所有的芥蒂都已如烟似风般地永远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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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