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衣青盖”活化石:“文公帕(兜)”之流变
尝见贬斥朱熹者，以其治泉州、漳州推行“文公帕(兜)”说事，谓其为礼教之产物，是正统理学残害妇女之铁证。厘清事实，须疏理所谓“文公帕(兜)”习俗的历史流变，又佐以文献之证。韩山师院吴榕青教授，与余为忘年之交。十年前，在一次学术会上，拜读其《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1]一文，其用民俗学、人类学诸角度来解释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似可拨除迷雾，呈现“庐山真面目”。该文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谓“文公帕(兜)”云云，并非宋人所记，而是后世文人附会加之。这种头巾遮脸更多的是贫家妇女的专利，是与中原有别的异俗，上溯其源可近追宋元时期潮州妇女的“敞衣青盖”，远追历史上闽粤沿海地区土著蛋民、畲民的妇女服饰。下觅其流则可将如今泉州惠安女“封建头，民主肚”的特殊服饰视作其遗存的活化石。
当代学者对于文公帕或文公兜起源的解释，或考评韩公帕实为文公帕，提倡者非韩愈(韩文公)而是朱熹(朱文公)，[2]或辨文公帕(兜)的“文公”是指韩愈而非朱熹。[3]
由于粤东潮汕与闽南泉州、漳州在历史文化区域的同一性，是故以下叙述不能不涉潮汕及漳州。
清代文人笔下的文公帕(兜)附于理学正统的解释，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谣，真切地印证了本地妇女曾流行乌巾盖头的事实:如徐娘半老的媒婆:“尺二弓鞋六步走，头上乌巾遮面形。”[4]逼夫离婚的少妇:“头遮乌巾门带锁，一直离了林家门。”[5]对簿公堂的少女:“共遮乌巾身穿罗，眉似柳叶口英(樱)桃。”[6]这种用黑色头巾蒙面的服饰，见诸文人笔记及官修方志，被正名为“文公帕”。
清人梁绍壬笔记说:“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双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7]又清中后期方志记载:“《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8]
与潮州为邻的泉州，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兜”之说。
泉州方志载“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9]“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堂曾称为邹鲁遗风。”[10]又道光《厦门志》道是:“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11]
与潮州为邻的福建泉州、漳州两地，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州宣扬韩愈教化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帕(兜)”或“文公巾”“文公斗”之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曾宦游于福建建安、永定县的彭光斗记载泉、漳州两地妇女同样喜以布蒙面“文公帕”说:
闽妇女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斫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故奸拐颇便。惟漳、泉妇人不然，毋论老少，出必以幅布蒙遮头面，宽衫长袖，绰有古装。......(注)一云漳、泉妇女蒙头帕是朱子遗教，今(闽)南称“文公帕”。[12]
诸多材料(从略)表明，罗巾遮面在清代潮、漳、泉州等地中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女和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用巾帕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其中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的泉州、漳州，用来包首的大多是花巾(杂色帕)或蓝布。这种习俗在民国之后，才开始变得罕见了。但是在闽南的泉州，也有黑色盖头的，而在更早的时候，潮州也有蓝色头巾。
为什么闽南粤东之泉漳潮汕沿海地区女子要以巾帕遮面呢?通常被解释为妇女避免抛头露面的一种做法，官修方志推断是理学教化深入民间的结果，于是才有“邹鲁遗风”的说法。然而，妇女中巾帕遮面之习俗见诸记载，起于康乾年间。谓“城市中罕见妇女，间或有之，必以巾帕蒙面类北方，得古中原风俗之遗。”[13]又说:“家贫者出必以巾，男女之别尤兢焉。”[14]则康乾年间仅把头巾遮面与礼教风化相联系，民间习称为“乌巾”或“网巾兜”，也未确指为朱熹仕泉知漳之躬亲教诲。
大约到了清代中后期，亦即嘉庆、道光以后才多以“文公帕(兜)”命名，且对其解释众口一词。然而，尽管清代士大夫、文人一再强调泉、漳、潮地区妇女盖头巾是中原旧制、邹鲁遗风，其理学教化之说法却经不起认真稽考的。征诸文献，得《永乐大典》引《三阳图志》一小段简要且珍贵的残文:
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15]
宋元方志所谓“弊俗”者，即其时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穿戴，竟与如今泉州惠安女的形象存在惊人的相似!惠安女的独特服饰，现今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岞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岞、净峰类型两种。近30年来，媒体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
宋元方志“敞衣青盖”之记载虽简略，但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顿觉豁然开朗。所谓“敞衣”即是因上衣短小而露出肚脐部分的肌肤;所谓“青盖”，就是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直接证实如今惠安女头部服饰，与清代文献说闽南妇女“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之“文公兜”形象的记载相吻合，这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宋元时期，闽南粤东的“敞衣”服饰在后来就逐渐消失了，而“青盖”则演变为黑色、杂色或花色盖头，因与理学家强调妇女“守礼”避免抛头露面的观念相契，而被称为“文公帕”。而泉州惠安女保留至今的特殊服饰则是“敞衣青盖”的活化石。
由于历史上闽粤沿海畲、蛋与汉民族共同生活于东南一隅，互相依存，互为消长。蛋民、畲民的汉化显然是一个绵延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会相互影响。因此，历史上闽粤沿海地区土著畲、蛋民的妇女服饰，也可为我们提供参照与启示。
清代畲人“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璎珞状”。[16]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有源于凤凰山顶石古坪村的畲族人家之说。后来畲、汉通婚，此习俗便传播开来。[17]郭志超教授的研究认为，惠安东部文化尤其是惠安女服饰，具有蛋民(水上人家)的文化特征。推测历史上惠东的汉人应与蛋民发生过文化接触，由此产生文化涵化。[18]其观点可证今之惠安女服饰即旧时“文公帕”承袭了蛋民的文化标志。
由此可见，闽南、粤东、潮汕濒海及沿江地带旧时妇女的传统服饰与“文公帕”彼此之间极可能存在共同的渊源，则清嘉庆、道光以后被视为泉漳、潮汕汉族妇女符合儒家礼教的服饰，其实带有明显的“土著”文化色彩。清代文人以社会风化、理学正统眼光来解释，不能没有穿凿附会之嫌。吴榕青教授认为，随着明清以来闽粤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士民对乡邦文化的自信心虽大大增强了，但其对中原文化追慕与攀附的自我意识也更为强烈，“文公帕(兜)”的说法始出现于清乾嘉之后。这说明一方面地方士子津津乐道于乡邦的美俗，宦游闽粤的官师也沾沾自喜于教化的业绩;然则另一方面，其地域文化自卑意识仍存，才不断重复并一再强调“文公”教化而恐人所未知。[19]
诚然，朱熹仕泉知漳，为了规范民间礼仪，曾禁“引伴为妻”[20]“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21]的行为。然而，人类社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伦理准则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用现代自由恋爱的伦理观念去评判800年前农业社会朱熹倡导的婚姻伦理。朱子晚年知漳，其《劝谕榜》谓“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22]《劝谕榜》中还有禁“传习魔教”即禁摩尼教“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23]的文告。以类弊俗，与现当代的邪教组织、传销活动有相似之处，即使如今亦在严禁打击之列。
当然，学界见仁见智，会有不同看法。我们期待着新的发现。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注释：
[1]吴榕青:《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2]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6-28页。
[3]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4]佚名:《刘明珠穿珠衫》(潮州歌册)卷二，李万利刻本。
[5]佚名:《龙井渡头残瓦记全歌》(潮州歌册)卷一，李万利刻本。
[6]佚名:《周阿奇》(潮州歌册)卷二，李万利刻本。
[7]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8]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嘉庆《潮阳县志·风俗》。
[9]道光《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泉州府》，引《同安志》，第2页。
[10]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二，《礼俗》，方志出版社，2007年。
[11]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鹭江出版社，1996年。
[12]彭光斗《闽琐记》卷一。
[13]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丛谭》。
[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
[15]《永乐大典·潮州府》卷5343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下，又接引《三阳图志》作补注。
[16]施联朱编著:《畲族风俗志》，第3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7]詹克武:《“帕仔”》，见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
[18]郭志超:《田野调查与文献稽考:惠东文化之谜试解》，《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9]吴榕青:《清代粤东闽南妇女服饰“文公帕(兜)”之考察》，载陈景熙主编:《潮青学刊》第1辑，2013年。
[20]《晦庵集》卷二十，《申严昏(婚)礼状》，四库全书本。
[21][22][23]《晦庵集》卷一百，《劝谕榜》，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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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