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影响到全体中国人。一个中学生眼中的文革是怎样的？在高中就学的聚云兄长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批斗会，赴京受毛主席检阅，大串联，成立革委会。

怎样看文革？聚云兄长只记录事实，并无激烈的暴力冲突，几乎没有评判是非对错。个人的历史，一个中学生的文革史，就是那个年代一代人所经历的动乱历史。

这是一段珍贵的史料，全书的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高中时代

吴聚云

我顺利进入鄄城二中高中部，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升入了高中，足以证明崔老师带班有方。相反，我们这个年级有一个班，10 多位女生没一个升入高中。我和桂兰都被分到六级二班。那时，全县每年毕业的高中生只有 250 人左右，现在呢？仅鄄城一中每年招收的高中班达 40 多个，每个班的学生都有 100 人左右，教育事业的发展，的确突飞猛进啊！

（3）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此篇怎么写呢？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央早有定论，民间褒贬不一，还是用当时报纸上的文字来表述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66 年夏季开学后，“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之风吹进了鄄城二中校园。还在这年初夏，五级的两个高中毕业班已学完全部高中课程，交了报考费，领了准考证。这些饱受 12 年寒窗之苦的考生，正欲奔赴考场，以圆梦大学校园之际，突然接到通知，高考延期半年，何时恢复，另行通知。谁也没想到梦寐以求的高考就这样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先是破“四旧”，立“四新”，这时的学校领导还能正常管理学校。每个班都分成几个小组，到周围村庄的各家各户破旧立新。同学们走进农家院子，便四处查看，供在堂屋里间的“财神爷”的画像被揭下来，贴在正房里的“才子佳人”也被撕掉；大闺女、小媳妇穿的花鞋被涂上墨汁，吓得穿着花鞋的年轻女子到处躲藏。有位同学问一位中年妇女：我们的革命行动好不好？那位妇女说：好，好！兴啥啥好。这位同学火了：你怎么说这种话？兴蔣介石、国民党也好？吓得那位妇女不敢再说话。

那时每位同学都绷紧了神经，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我至今感到后悔的是同学们走到箕山集西边的箕颖河畔，将清朝时代立的一块上书“箕颖河”三个浑厚大字的高大的纪念碑拉倒了。幸亏石碑毫发无损，风暴过后不久，当地群众又将石碑按原样耸立在那里。

学校各个班级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刚开始时，还要审批，没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同学，有的还哭鼻子。很快的，同学们都可以自己组建红卫兵组织，这“兵团”，那“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有一天，我接到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面的标题是醒目的红字：“北京城已改名为东方红城”，当时我未加分析，立即找来高一年级的学习委员李永军，让他赶快抄写到位于学校中心的黑板报上。李永军学习努力，写一手好字，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为红卫兵组织抄写大字报，更把字体、文笔练得炉火纯青。李永军后来参军入伍，来到铁道兵部队，不到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提干就担任了连队副指导员，后来一路升迁，官至中铁 18 工程局党委书记。

北京城更名的消息在黑板报刊出后，引来不少师生围观，有人激动，有人怀疑，这时王校长走来，把我拉到一边：这么大的事情，报纸没登载，电台没广播，能相信吗？赶快擦掉吧！我想也是，自己处事太草率了，立即叫来一位同学，和我一齐动手，将此消息擦掉了。

鄄城二中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东方红兵团”等红卫兵组织，两个组织的观点基本一致。县城有“七一造反兵团红色总部”等组织，和我们的观点不太一致，我们称他们为“红总”，有时也把他们写为“红肿”。和红总观点一致的在鄄二中师生中数量极少。有一次辩论，一位男红卫兵指着观点不一致的女生说：你蛮不讲理，袒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就是王光美！那位女生已辩论多时，声音都沙哑了，有点晕头转向，也不思索，脱口而出说：你就是刘少奇！逗得围观者哄然大笑。

有一天，适逢箕山大集，“红总”的大队人马乘坐汽车，浩浩荡荡来到箕山，进行他们那派的宣传，还请来县豫剧团的名角，艺名叫“黑二妮”的刘翠峰等演员登台演唱。他们在集市中心搭了一个临时舞台，当刘翠峰在台上演唱时，一群不同意“红总”观点的当地群众和二中的红卫兵，举着旗子，喊着口号冲向舞台。演唱停止了，舞台上站满了人群，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辩论。只听“轰隆”一声，舞台瞬间倒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鄄城二中的红卫兵越聚越多，“红总”的人员见势不妙，匆匆逃离现场，返回县城。

学校红卫兵组织了几场批判会，对王炎臣等校领导进行批斗。因王炎臣主持学校工作后，学校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升学率明显提高，学校又购置了发电机，结束了学校没有电灯的历史。王校长说话和气，没有官架子，在学校人缘好，大家无非批判他走“白专”道路罢了。虽然有时也让他戴上高帽子，但从未对他动手动脚，每次都对他客客气气。

对比王校长，大家感到他的前任宋校长官气十足，高高在上，很少和学生说话，每次开校会总是以训人为主，大家商量一番，决定把宋校长“揪”回来批斗。

那时的红卫兵，干什么都好像畅行无阻，没过几天，已调往曹县将近两年的宋校长果然回到二中接受批斗。初次开批斗会，有几位学生和老师还有些义愤填膺，慢慢地，就没那么大气了，红卫兵也不再批斗他了。他在二中闲得无聊，经常在校园里散步，见到老师、同学都笑脸相迎，以前的官架子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过了段时间，宋校长征得红卫兵头头的同意，返回了曹县。有一次开批斗会，站在台上做为陪斗对象的总务处常主任可能想讨好红卫兵，竟向王校长开了炮，王校长看来有点忍无可忍，愤怒地说：常 xx，我自来到二中，你总是对我点头哈腰，什么事都唯命是从。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你今天跟这个兵团，明天投靠那个战斗队，两面三刀，变成有奶就是娘的人，你先检讨自己的人品吧，还有什脸批判别人？此言一出，红卫兵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常主任，王校长却被冷落到一边。

说来可笑，一句话说不好也可能遭到“炮轰”。语文老师姚元斌，早晨起来看到天阴沉沉的，自言自语道：要变天了。正好被一位红卫兵听到，这位红卫兵联想到姚老师家庭成份有点高的状况，马上写了张大字报，说什么姚老师偷听了敌台，企图配合蒋匪帮反攻大陆，将共产党的天下变为国民党的天下。

高中语文老师陈谈，学识渊博，年纪较大，得过结核病，一张题为《腐朽的陈谈》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教导处主任李长龙，大字报上被冠以“李长虫”的名字；教初中数学的王老师，将近 30 岁，尚待闺阁，传说作风不正，和几位男老师有染，所住的宿舍门口被挂上了破鞋。那时的学校，简直乱套极了。幸好学校离县城较远，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武斗。

1966 年暑假后开学不久，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之时，整个鄄城二中的师生都搬到县委党校居住，据说是为了和鄄城一中并肩作战，更好地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亲眼目睹了鄄城一中的红卫兵批斗县委副书记鞠玉亮的场景：晚上，鄄城老城区的大隅首灯火辉煌，鄄城一中和二中的红卫兵齐聚那里，还来了很多工人和贫下中农。鞠玉亮等县委领导戴着高帽子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批斗一阵子后，鄄城一中的红卫兵头头逼鞠玉亮表态是支持“红总”还是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鞠玉亮说支持“红总”，马上遭来一波围攻，继而有几个红卫兵，拿着旗杆向鞠玉亮身上打去，见鞠玉亮仍不改变态度，胖胖的鞠玉亮被红卫兵连拖带架拉下舞台。

据说鞠玉亮被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济南进行“洗脑”。没过几天，又召开批斗大会，鞠玉亮站在舞台中央，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真“洗脑”成功。同学之间相互揭发、相互写大字报的事情也发生了。

这样的“革命运动”，把社会上的整个人群都卷了进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甚至夫妻、父子之间不少分成了两派，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争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很多原本和睦家庭不复存在。大家都天真地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表现，是永葆我们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的革命运动。

我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中，也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头，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参与了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批斗。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盲目追赶潮流的倾向是错误的，所幸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话又说回来，我们原来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那种形势下，试问：从上到下，有几个敢不一致呢？当时全国 7 亿多人，有几个没喊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呢？
 

（4）当选上赴京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

1966 年秋季，正当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之际，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在中学生中，按照 10：1 的比例，评选出赴京代表，到北京大专院校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恐怕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下达的指示吧。

这之前，五级的郭桂芝，我们六级的郭志学已代表全校师生去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在天安城楼上对全国红卫兵的第四次接见，返校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了汇报，大家听得心潮澎湃，总想去北京享此殊荣，这次总算有机会了。我心中暗想，我被评选为赴京代表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先进行预选，结果出来后，我得票最多，其次是李士启、肖均梅、赫凤贵同学。正式选举时，主持此事的班干部却把我的名字排在第 3 位，我有点莫名其妙。事后得知，他是在怀疑我谈恋爱，故不想让我当选赴京代表，怎奈预选时我得票最多，直接去掉，怕难以服众，就采取将我的名字往后移的办法。

我想来想去，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升入高中后，在排座位时，班主任李老师要求男女生混坐，我和孙桂兰被排到一张课桌上。我文科比较突出，她理科好，有时做作业难免相互讨教。有一次，孙桂兰眼睛有炎症，她买了瓶眼药水，自己却滴不到眼里去，我就帮她往眼里滴，这事被同学们看在眼里，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作怪，难免引起大家的怀疑，这位班干部当时疑心最大。毕业之后，我和孙桂兰结为夫妻，但在校期间，我们从未谈情说爱，他当时的怀疑，真是太冤枉我了。选举结果出来了，我和李士启、肖均梅、赫凤贵当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学校要求进京前，每个赴京代表都要准备 30 斤全国粮票，并为我们开了换取粮票的介绍信。回到家后，我用自行车驮着 30 多斤粮食，到左营公社粮所去换取粮票。当时农村全是土路，为了骑车方便，我出村后拐到黄河大堤上，大堤的道路比较平坦。走到左营西头，下大堤时，骑在下坡道上，突然看到一位老大爷赶着牛车正在往堤上面走，我生怕撞着大爷，急忙刹车左转，怎奈车速过快，车闸又失灵，眨眼间连人带车跌到下坡道旁边的深沟里，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有人喊我，醒了过来。原来是个好心人见我躺在深沟里，便将我叫醒。他帮我把自行车推上来，见我嘴下边流着血，带我去附近的卫生室包扎了一下，又帮我推着自行车去粮所兑换了粮票，我对他真是太感激了。

回到家中，头昏昏的，嘴角疼得厉害，连吃饭都困难。怎么不疼呢？嘴角缝了 3 针。心想，这下麻烦了，这个样子，怎么去北京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北京的时间推迟了。

过了1个多月，进入了11月，才接到去北京的通知。一天下午，开到学校两辆解放牌敞篷汽车，将我们直接拉到济宁火车站。晚上10点左右，一列客车隆隆地驶进济宁站，我们这群学生，谁也没见过火车，那巨大的轰鸣声，把我们震得天旋地转。列车停稳后，鄄城一中和二中的赴京代表陆续走进车厢，哈，还是卧铺，可惜被子和枕头都收走了。由于人多，两个人一个卧铺，挤就挤点吧，晚上能躺下睡觉。

按原来的通知，我们从二中出发后先到鄄城，和一中的赴京代表汇合后再去济宁，后来为什么直接去了济宁呢？原来我们进京前，外地已乱了套，哪管什么代表不代表，只要戴上红卫兵袖章，谁都可以进京。我们这里比较闭塞，其他同学尚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县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员生怕汽车到了鄄城后，其他红卫兵抢着上汽车，那局面就无法收拾了。

算二天凌晨，火车缓缓进入丰台站，不知什原因，停了将近一天，才驶进北京站，我们坐上接站的汽车，直接进入北京东郊的焦化厂。

焦化厂挂起的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的客人”特别醒目，宿舍安排得很好，我们吃住有了着落，并按照部队的编制组成了连、排、班，每个排都有一名解放军同志带队。担任我所在连的指导员是位女军官，说话和气，很会做思想工作，深受大家的欢迎。

部队同志为我们颁发了赴京代表证和免费乘坐公交车证。我感到，当一名赴京代表，多光荣呀！坐车不要钱，吃住不收费，仅交一点粮票，顿顿都是白面馒头，而且每天都能吃上肉，这对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是何等高的待遇啊！

一次吃饭时，一位南方来的学生将馒头咬了一口就扔掉了，把我们这群学生激怒了，将他团团围住，非让他捡起来吃掉不可，这位学生见我们人多势众，只好乖乖捡起扔掉的馒头，吃进嘴里。

外出串联几次，才知道北京这么大，楼房这么高，街道这宽，夜晚灯光这么明亮。为了方便来京学生的大小便，长安街两旁及其他较宽的马路两旁，每隔 100 米左右都有一个用苇席围起来的临时厕所。晚上回到驻地，从房间走廊的黑白电视机里就能看到当天的新闻和首都红卫兵的活动情况。

在北京的日子里，每天天一亮我们就早早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带上笔记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抄写认为有价值的大字报，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毛主席、党中央和北京人民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好经验学到手，返校后好好传达给未能来京的同学们，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曾忙里偷闲，到景山公园游览了一下，看到祟祯皇帝自缢的已近枯死的古槐树，感慨万千，当权者不能勤政为民，可要亡国啊！看到颐和园那华丽的宫殿，对慈禧太后怨恨万分，当年建造军舰的银两，用在了这里，清朝能不灭亡吗？

在北京的日子里，有幸参观了地铁的兴建。当时北京地铁 1 号线苹果园站以东正在兴建中，那时的技术还比较落后，是将路面掘开后，用钢筋混凝土全部架设好，凝固后再将路面填平。我村的张守宪是我孩提时的小伙伴，正在修建地铁的铁道兵部队 15 师服役。我找到他后，他利用工作之余带我参观了地铁的路面建筑，并请我吃了顿饭。

11月24日，我们接到通知，明天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大家兴奋得欢呼雀跃。躺下睡觉不久，就听到起床的哨音，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忙穿上衣服，带上白天发给的饼干面包，就乘车出发了。来到天安门西边的一个地方，带队的解放军同志将我们每12人编为一列，12列为一个方阵。要求我们行进天安门的时候，凡单列每人右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将语录贴在胸前；双列则手挽手，防止队伍被冲散。大家都坐在西长安街的路边上休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等到将近中午 11 点，才接到去往天安门广场的通知，大家手挽手，肩并肩，精神抖擞地向天安门广场行进。广播喇叭里不时高呼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播放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我们千遍欢呼万遍歌唱，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当我们的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广场正中央时，远远望见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高大的身躯穿着绿色军装，正在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离得太远了，鼻子眉毛哪能看清楚？只看到毛主席脸色红红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立着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再看天安门广场南部，那真是红旗似海，歌声如潮。突然，毛主席转身向天安门城楼走去，瞬间“毛主席万岁”的声浪盖过天际，人头向上攒动，毛主席又转过身来，向大家挥了挥手。

带领我们来北京的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焦恩宪，是县委宣传部部长，他为了看清毛主席，专门带来了望远镜。谁知刚把望远镜举起，还未调试好，就被身旁的和他一块带队的工作人员抢去，然后又被另一人抢去，害得他们几个都没看清楚毛主席。

不管怎么说，总算见到了毛主席，大家都非常激动。返回焦化厂后，我马上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道：“1966年11月25日，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当天晚上，我们又从电视上重新观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视频，清晰地目睹了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的风采。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为了使来京的红卫兵都能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乘敞篷汽车接见了排列在道路两旁的所有来京的红卫兵。从当天的现场直播中可以看出，凡马路两旁秩序比较好的，汽车行驶缓慢，能清楚看到毛主席；凡秩序有些混乱的，汽车快速通过，毛主席的形象就比较模糊了。
 

（5）徒步串联到南京

从北京返校后，非但没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反而遭到了攻击，

一些没选上赴京代表的同学把我们看成了“保皇派”，有的同学说：你们为什么能当上代表？还不是保皇有功！我们这些代表被疏远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关系又融洽了。

那段时间，上面又发出了革命大串联的号召，同学们纷纷组成串联队伍，到全国各地串联。

我和张守明、肖均梅、杨庆芳、刘凤英、肖培秋等，组成了串联队伍，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决心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徒步到南京等地串联。

学校向每位外出串联的学生发放了 130 元的串联费和一些粮票，大家都感到上级领导对学生的关心。从鄄城二中出发后，经郓城、巨野，然后向济宁行进。记得到达巨野后，刘凤英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告诉家中，就到邮局打电话。那时打个长途可费劲了，一个总机转到另一个总机，然后还要转，等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告诉了住在鄄城的同村人，让他再转告家中。第 一 天 走 了 60 多 公里，每个人都感到腰酸背疼，脚脖子肿胀，有的脚上还打了血泡。当时的全国各地，凡是县城以上的城市，都设有多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大都非常热情，服务态度也挺好。你想，谁敢得罪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呢？

我们住进了济宁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开水，要求每位同学都泡泡脚，这样能消除疲劳；又给我们找来了缝衣针，让我们在火炉子的火苗上烧一烧，将脚上的血泡穿刺一下，让血流出来，然后再穿进去一根头发，让余血顺着头发流出来。这方法果然灵验，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感到身上轻松好多，脚也不怎么疼了。吃过早饭，又打着红旗，背起背包出发了。

每当行走到极度疲劳的时候，我们就和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做比较。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坚持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张守明擅长文艺，是学校宣传队队员，曾演出过《卖萝筐》、《锔大缸》等文艺节目。大家感到累的时候，他就起个头，带领大家一起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毛主席语录歌，唱上一、两首革命歌曲，精神就会为之一振，又信心百信地朝南方挺进。

走到蚌埠后，晚上，我们和红卫兵接待站的一位中年工作人员谈得挺投机。他给我们讲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张守明对我说：光听他侃大山，咱们也得露一手呀！略一思考，对那位中年人说：我们上高中时，学的是俄语，和中国的方块字相比，他们那还叫文字吗？那是狗尾巴圈子，你知道那狗尾巴圈子的来历吗？中年人说：愿闻其详。张守明神气了，绘声绘色地说：话说当年孔老夫子骑着高头大马到现在的西伯利亚、俄罗斯等地传授文化，谁知他们都是蛮横之人，不懂礼教，也听不懂孔子在说什么。孔子急了，声调略有提高，把他们惹恼了，拿起棍子，要打孔子。孔子飞身上马，在遍布山丘的大地上绕圈奔跑，奔跑时那马撒的尿也弯弯曲曲。孔夫子走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明白过来，说：他是向我们传播文化呀！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到哪里去学文化，使用什么文字呀？另一个人说：那弯弯绕绕的马尿不就是文字吗？趁着未干赶快学会书写。于是乎，他们的俄文就变成了狗尾巴圈子。张守明讲完，逗得大家大笑，那位工作人员说：哈哈，你们这些山东侉子知识还真渊博！

继续往南行走，很多时候，都行至深夜。路上不少好心的司机见我们夜晚行走的艰难，主动停下车，让我们上去。我们始终牢记一定步行到南京的誓言，婉言谢绝了司机们的好意，一直步行到浦口，然后乘轮船到达南京。

进入南京市，顿觉心旷神怡，耳目一新，长途跋涉的劳累一扫而光。南京有 6000 多年的文明史，被喻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一点都不为过；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在南京，我们瞻仰了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中山陵。中山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钟山风景区内，前临平川，背拥青嶂，东毗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主要建筑有博爱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听导游介绍说：从空中往下看，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

望着孙中山先生仰卧在墓室里的石像，我们不禁肃然起敬：伟大的孙先生，您的遗愿已被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变为现实，您在此安息吧。

在南京，我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万人坑遗址。侵华日军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六周进行大规模屠杀，强奸及纵火、抢劫等罪恶活动，杀我同胞30多万。望着坑中的累累白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怎不令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巍巍钟山春常在，郁郁青松掩芳丘。雨花台无数英烈在灵魂与肉体的双重考验下，视死如归，用生命践行对党对人民的诺言。恽代英曾说：“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的。”

来到雨花台，我深刻认识到：雨花台英烈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我们做为青年学生，一定要向革命先烈学习，始终胸怀革命理想，坚定信念，不忘初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在南京住了10多天，正准备向上海行进时，我突然感到左脚底疼痛难忍，到一家诊所检查后得知，脚板底下又红又肿，原来是长了一个疖子。手术后，流了不少浓，医生说：这是长期行走，脚底起泡后感染所致，需静养一周左右。这可麻烦了，我对张守明、肖均梅等说：你们先去上海吧，我脚好了坐车去赶你们。他们几个说什么也不同意，都说：咱们既然结伴外出串联，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呢？说什么也要留下照顾我。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滞留在南京。他们轮流为我打饭送水，外出回来后把一些新鲜事讲给我听。他们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真是患难之交啊！

一晃 10 多天过去了，我的脚已痊愈，大家正准备徒步去上海时，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停止大串联，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及中学生一律返校，复课闹革命。

上海去不成了，我们只好坐上北去的列车，返回了学校。

外出串联一个多月，也没给家中去过一封信，家中老人都快急疯了，孩子到底在哪里？他们几次来到学校打听我的下落，得不到任何回答。回家后，姑母对我说：你 80 多岁的奶奶为此哭昏过几次。听到这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都快 20 岁了，还让老人牵挂，这是怎么尽的孝心？

到学校一算账，徒步串联那么长时间，只花了九十元钱，粮票用的也不多。我立即将剩下的 40 元钱全部上交到学校。剩余的粮票花样繁多，有全国粮票，还有各省市的粮票，都交给学校了。那时由于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各省市的粮票都能在全国通用。后来后悔真该留下一点，做个纪念。

还有一件趣闻，串联途中，无论在哪个红卫兵接待站就餐，都要求交现金和粮票，但绝不强求。你不交可以，但必须写个欠条，结果写欠条的还真不少。后来，所有欠条都邮到学校，要求还款。

你猜谁的欠条最多？居然是校长王炎臣的。王炎臣当时虽未完全被打成“走资派”，却已像免职一样，哪里还敢走出校门？这些学生真是胡闹，一点做人的诚信都没有。欠条再多，也是白纸一张。在那个特定环境下，谁还准备还账？

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确实让全国人民为这场“革命”付出了代价，影响了各行各业正常的工作、生产；正值青春年华的学生也荒废了学业。从另一个方面讲，徒步串联，使我们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社会，也是一种收获。
 

（6）学校成立了革委会

转眼到了 1967 年春天，到全国各地串联的同学都陆续返回学校，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也渐渐冷落下来。再批当权派，再斗老师也没什么意思了，批来斗去，不就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走白专道路”吗？这时，军代表驻进了学校，“复课闹革命”成了全校师生的共识。但复什么课？又成了新的问题。高三的同学已学完全部课程，总不能上大学的课吧？我们这一级，高二的课程已学完，又没有高三的课本，让我们学什么呢？这时，政治课老师刘保存，化学教师邵衍运相继担任了我班的班主任。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文革开始前才走上教学岗位，没受到什么冲击，和我们同学有不少共同语言，比较亲密无间。

没有新课本，老师只好重复讲授已学过的知识，偶尔穿插些新鲜的东西，但教室里完全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浓重的学习氛围。作业没有了，上课时愿听就听，不愿听随时可以离开，老师也不敢严管。经过将近一年的折腾，人心已经涣散，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大多数同学都成了逍遥派，谈恋爱的出现了，先是听说六级一班的两位男女同学有暧昧关系，有的同学还绘声绘色地说女同学给男同学做的布鞋多么好看；我们班两位同学的恋爱之事也渐渐浮出水面，听说晚上两人约会时还被五级的一位男同学碰见。这两位同学，男方高大魁梧，一表人才，学习成绩优秀；女方相貌出众，堪称“校花”。我听说后，认为他俩还真称得上“郎才女貌”，

晚上无聊，背靠墙上，坐在被窝里相互逗趣。王一知擅长唱歌，音质优美，大家都欢迎他唱支歌，王一知就悠然地唱起来，大家赞道：唱得好！又柔和，又缠绵，再来一支！他就又唱一支。

有天晚上，大家将班里一位男同学痴迷初中一位女同学之事依照《焦裕禄之歌》的韵律，编成了一首歌曲：

XXX，我日夜想念你，

你就像小白鸽远走高飞。

……

想起你，心潮激动泪下如雨，

想起你，夜夜失眠不能寐。

……

大家意犹未尽，又你一言，我一语，依照《朝阳沟》拴保所唱，为学校两位热恋中的同学编写了如下唱词：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七年，

相处之中你恩我爱无话不谈。

真幸福赶上了文化革命，

咱二人结伴去北京串联。

你难忘我给你背行李，

我记得你为我缝补衣衫。

游北海逛景山结下情缘，

咱那时发誓白头到老一百年。

……

我班的张守明，感到在学校的无聊，悄悄到校外投师学习柴油机等枝术，倒不失明智之举。

1968 年的春天到了，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鄄城二中也紧步后尘，先是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层层筛选，终于拟出了学校革委会成员名单。

在充分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又进行投票选举，经上级批复后，最终确定：李长龙（原教导主任）任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暂缺）；梁乃信（教师）、王登平、杨玉刚、吴聚云等分别任常务委员和委员，共 10 多名成员。

革委会的成员是按照“老中青”和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而选定的。学校定于 6 月 1 日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按照当时的惯例，革委会成立之时，首先要宣读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由谁起草呢？经过筹备委员会的推荐和李长龙老师的批准，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我。那么多文采飞扬的语文老师和高三文学水平高的学生不选，单单挑中了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呀！我心情激动，晚饭后独自漫步在校园的操场上，按要求构思好文章框架，回到教室后挑灯夜战，奋笔疾书，那简直是一气呵成，一挥而就，一篇文章很快完成了初稿，又认真抄写了一遍，文章中在歌颂当地人民群众抗击日寇、蒋匪的光辉历史时，还配有一首诗歌：

鲁西人民多奇志，

保家卫国砥柱立。

征南战北驱倭寇，

跃马扬鞭歼蒋匪。

青纱帐内飘红旗，

箕颖河畔鏖战激。

英雄业绩动天地，

烈士忠骨谱壮曲。

第二天一早，便交给李长龙老师审阅，李老师认真看了一遍，连声叫好，当即表态由我在成立大会上宣读。

成立革委会那天，学校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上级领导来宣读批文的，兄弟学校来祝贺的，挤满了学校的会场。我在宣读学校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时，自我感觉是声情并茂，宣读完毕后，赢来了阵阵掌声。

成立革委会后，学校的工作相对比较好做了，局面也稳定了。我们几个学生委员，还真比以前忙活，经常要到各年级检查课堂纪律、卫生情况，还要听取各科老师的讲课。

紧接着是落实干部政策，学校原校长王炎臣，一直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学校革委会便派我和教初中的马老师，到菏泽地区所属各县调查王炎臣的问题。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基本走遍了菏泽地区所属各县，并到菏泽监狱找犯人了解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王炎臣历史清楚，并无什么说不清的问题。调查历时半个多月，待调查完毕返回学校时，我班的同学已经毕业，多数同学都走出校门，只有 10 多位同学还留在学校等着我的归来。看到朝夕相处4年，再 加上初中3年，已经7年的同学大都离校，心中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毕业合影无缘参加，但同学们给我留下一张，桌上放着一本留言薄，上面写满了同学们的美好祝福。晚上10多位同学坐在教室里嗑着瓜子闲聊到深夜，都有说不尽的话语。
 

好在孙桂兰没有走，黄昏时，我们在寝室前说了几句话，彼此一个眼神，便传递出了相互之间的爱慕，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更多的话没说，只说好毕业后书信联系。

在高中阶段，和同班同学李士启、王道钦、冯启山、徐立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士启、王道钦同住左营公社常庄村。毕业后 1968 年中秋节期间，我和冯启山、徐立修来到常庄，王道钦和李士启两家的老人非常热情，设宴招待我们。虽然那时初涉酒场，也都喝了不少酒。从那以后，虽未正式结拜，也成了要好的把兄弟。

徐立修家境不算好，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他尚未结婚，很幸运的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聊城轻工机械厂，当上了工程师，妻子是位学校教师。后来和他失去了联系，2020 年秋季年级同学聚会时，他来到鄄城，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晚上，我又请了一场，对他毕业后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李士启于 1977 年考入大学，毕业后担任了中学教师，后被聘为高级教师，可谓“桃李满天下”。

王道钦后来在郓城粮食局参加了工作，计划经济年代，当业务股长多年，可谓实权在握，后担任县粮食局工会主席。

冯启山高中毕业后担任了社办教师，后辞职在村庄开商店，自此错失转为正式教师的良机。好在他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年逾古稀后，还从事化肥、农药业务，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的不少同学，毕业后都当了社办教师，历尽艰辛，有的行将退休时，才转为公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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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