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平：爆破，生命与意志的挑战(上)

　　梅梓祥导读：

　　从事基建工程，爆破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小时候就看到过一位远房亲戚在兴修水利的工程中因爆破身亡。

　　创业艰难百战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既是一个时代建设者的誓言，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真实的历史写照。

　　修建京原铁路的铁建兵团一群“大娃娃”，从事风险很大的爆破作业，凭着对国家的忠诚，对生命的敬畏，大智大勇，战胜恐惧，排除万难，——当年备好遗书的爆破班班长、今天的名牌大学教授潘建平，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修建京原铁路惊心动魄的“爆破”故事。

　　致敬，山西铁建兵团!

 

　　爆破，生命之殇(上)

　　潘建平

　　引子

　　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中，一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被委以修建京原铁路的重任……

　　(1)背景

　　1971年早春，京原线的修建进入第六个年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央决定将原定10月1日全线通车的期限提前至7月1日。

　　这时候，我们已经参加修建京原铁路10个月了，太原市河西区(现万柏林区)又紧急将铁建兵团一师三团扩编2000人，并立即进入了“战场”。

　　(2)任务

　　1971年2月20日，我们八连完成转场，从繁峙县东连仲村搬迁到灵丘县大作村，集结到京原线灵丘唐河大桥14米高的桥头工地上，开始在京原线上的最后冲刺!

　　但，天公偏偏不作美。3月1日，茫茫的白雪普降原野，迅速积结在初春的晋东北，很快就厚达半尺了。这是自去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降雪，降得如此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当时，我们八连的任务是配合铁道兵8740部队完成灵丘县城西部京原铁路控制性工程唐河大桥和跨公路大桥及其附属设施的修建，包括土方、石方、铺枕和铺轨。

　　处于太行山区的高寒地区，这里的大地本来就还没有解冻;突如其来的大雪，更使天寒地冻重叠了霜上加雪。铁道兵部队修筑路基的专用机械铲运机和推土机因铲不动冰封如铁的冻土，瘫痪了。

　　工期紧迫，军令如山，战备铁路如期通车，迫在眉睫!

　　3月3日，因积雪太厚，不能出工到铁路工地，八连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全连14名战友轮番上场，我被安排在第一个“讲用”，随后依次是张建华、祁云沛、葛茂长、顾晋芳、魏翠英、张成斌、赵自经、黄望英、吴长秋、高桂英、康玉平、白凤和李如林。

 

前排左二为张玉豪连长，左三为杜子义副连长，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讲用会”结束刚一散会，我被通讯员冀炳生叫到了连部。连长张玉豪、副连长杜子义、孟维仁、指导员姚治良、铁道兵十四师8740部队驻我连军代表黄石养都在场。党支部书记、连长张玉豪开门见山，严肃地对我说：“建平，咱们连要担负爆破任务，配合铁道兵机械施工，党支部研究决定你带的八班为爆破班，去完成这个任务。”姚指导员接过话题，一口浓厚的山西五台方言：“建平，你是班长，要有思想准备，不许出任何事故，不许有一个战友伤亡，但是任务必须要完成!”

　　就这么突然和简单，我就成了爆破班班长，并且接受了次日就要开始实施的爆破任务。实际上，我7天前的2月24日才被任命为八班班长，“官龄”还不到一周呢。更重要的是，对于爆破，我没有任何概念，更没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根本不知道这中间潜藏着的危险和危机!

　　(3)死神

 

铁建一师三团八连二排八班全体战友，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3月4日，我带领八班全体战士开始执行爆破任务，他们是：副班长于兆强，战士许建孝、高景龙、包维鑫、赵守仁、张根旺、张建华、温复友、邓和平;那时帅素生还没有来到八班，他是3月8日从二连调来的，报到的那天仍然还在下雪。

　　上午领取装备和工具，雷管、炸药、导火线、钢钎、铁锤新五大件，代替了原来的大筐、木杠、铁锹、推车和石夯旧五大件;爆破必备的防爆衣、防护头具、手套、安全帽，一件也没有。

　　下午，就进入了爆破工地：许建孝、邓和平和温复友轮流扛着一面袋炸药，其他人携带大锤、钢钎和雷管。杜副连长、孟副连长、姚指导员、小黄军代表、已调到一排当排长的郭惠民不知什么原因也特地来参加了这场神秘莫测的开场戏、连部质量管理员赵光晋(现为山西双合成董事长兼总经理)、连部通信员冀炳生等一同前往，总共18个人，每个人都怀揣着一颗跳动不安的心!

　　我最担心的还是安全。十几个十几岁的年轻战士的生命啊，那时我也才刚满18岁!

　　18个人，没有接受过爆破的培训，只是在炸药厂领炸药时，赵厂长告诉我们爆破的操作方法：先在冻土上用钢钎和铁锤打出一个直径10多厘米的炮眼，再把炸药倒进去，炸药中间用钢钎戳个洞，最后把连上导火线的雷管插入洞中，就开始封土、砸实洞口。他并且再三强调：洞越深，封口砸得越结实，爆破威力就越大，而且也越省炸药。

　　赵厂长最后说：“按规定，雷管应该是铜制的，安全性高;连接导火线和雷管应该在雷管钳里头操作，万一爆炸了也不至于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你们用的雷管都是用洋灰纸(官名叫作“牛皮纸”)制做的，雷管钳也没有!”

　　(4)试爆

 

铁建分别35年后八班战友聚会(2006年1月13日)。后排左起：张建华温复友张根旺高景龙赵守仁邓和平;前排左起：甄威旭老排长郭惠民潘建平聂文涛于兆强。
 

　　1971年3月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

　　我们的试验性爆破安排在京原线灵丘唐河大桥西侧的铁道兵机械一连施工的取土区。当时他们修筑铁路路基最先进的机械，也就是前苏联制造并支援给中国的铲运机，前面由履带式拖拉机牵引，后面从路基旁边整齐地铲起一层黄土、然后运送到路基上平整地铺垫开来，再经过下几次拖拉机和铲运机的碾压，即完成了路基的修筑。这种筑路方法，与我们的木杠抬大筐战术，有着天壤之别。

　　可惜，现在面临大雪下的冻土，这些机械都无能为力地“趴窝”了。

　　我们选好了地点，便开始进行爆破操作。

　　我们八班战士两人一组，挥动大锤，猛砸钢钎，朝着积雪下的冻土开战了。举锤那个高、用力那个重，如果稍有偏差，扶钎战士的那双手就难保完整了。可是，不用劲，又怎么能够在冰天雪地的冻土中凿出一两米深的炮眼呢?

　　乘着战友们在打炮眼，我开始思量导火线的预置长度。我问杜副连长：“杜连长，点炮后，我们应该藏在多远的地方才安全?”杜副连长来自被砸烂的“公检法”机关，显然也没有经历过爆破这一稀有行业。他想了想说：“至少50米吧。”紧接着又补充说：“但一定要躲在土坎的后面，因为爆炸后飞起的土块会有一个死角，躲在土坎后面肯定安全。”

　　我又问：“那导火线该剪下多长呢?”旁边一向沉默寡言的孟副连长开口了：“那要先看看从点炮后跑到隐藏点需要多长时间。”老排长郭惠民沉思片刻后说：“点着导火线后，应该留有1分钟的逃离时间吧?再富裕上半分钟，至少应该1分半钟。”

　　我想了想，说：“这地方风大，如果火柴被风吹灭了再重新点，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听到这里，姚指导员一锤定音：“那就再增加半分钟，一共2分钟。”

　　但是，时间如何换算成具体需要预置多长的导火线呢?谁也没有经验。军代表小黄说：“咱们试验一下吧!”大家一致赞成。

　　于是，我把成捆的导火线拆开来，质量管理员赵光晋掏出卷尺，按照1米、1.5米、2米的长度，分别剪断，然后我们掐着手表，一根一根地点火试验，最后得到的数据是：导火线燃烧速度是每秒钟1厘米，120厘米长的导火线燃烧时间是2分钟。

　　这个时候，战友们已经打好了10个炮眼。由于是试验性爆破，炮眼深度控制在60-100厘米之间不等，以便比较最佳炮眼深度。为了安全起见，杜副连长临时决定：今天只放4炮!

　　我分别选了60、70、85、100厘米深的4个炮眼，战士们开始装药、连接雷管和导火线、填土封口，一切按照刚才炸药厂那个赵厂长的介绍有序进行。导火线全部预置为120厘米，装药3公斤左右。为了增强爆破力量，大家也遵从炸药厂赵厂长的提示，使劲地用钢钎一层一层砸死封口的土石。

　　看着大家激动的表情和奋力的动作，我隐隐担心：这样封口砸土，万一不小心触动或震动了土底下的纸质雷管，我们这十几个人全部都得真正的“上天”去了!

　　(5)意外

 

铁建分别45年后八班战友聚会(2016年9月13日)。后排左起：龚晋生张根旺张建华温复友;前排左起：邓和平甄威旭聂文涛潘建平。
 

　　一切就绪，谁来点火引爆呢?八班10名战士都流露出期盼的眼神。

　　连部通讯员小冀自报奋勇，杜副连长同意了。接下来，我指定了许建孝、邓和平、温复友3位战友。

　　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除了新奇、亢奋，甚至有一种“好玩”、“过瘾”的感觉，谁都想亲手点燃这生平真正的第一炮，每一个战友都跃跃欲试，希望能被选中去当炮手!

　　我之所以选择这3位战友点炮，也完全是因为是他们踏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辛辛苦苦用肩膀扛来了几十公斤的炸药。让他们点炮，实实在在是一种奖励和鼓励!

　　临到点火了，我看到几位连队领导都显露出了淡淡的忧郁!

　　是啊，八班是全连16个班里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班，半数以上战士是年龄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甚至还有刚满16岁的“红小鬼”……

　　杜副连长和孟副连长为大家选好了藏身的地方，那是距离爆破点六七十米的一个土坎之后。所有的无关人员已经都撤离到那里了。

　　现场死一般的沉寂，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远处几百米外高高的唐河大桥桥头上，二排和四排的战友们正居高临下对我们注目观望。从昨天开始，他(她)们就不断表达着对我们能参加“爆破”工作的羡慕，有好几个战友早上吃饭时都私下里找我：“找机会让我点一炮。”今天在工地上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工作的进程，想亲眼看看在电影之外真正爆破的现实版;现在他们大概已经从我们的举动中猜到了，爆炸即将开始。

 

潘建平1971年1月于京原线。
 

　　我站在4位“炮手”之后，掏出来预先准备好的哨子，下达“命令”：“4位爆破手各就各位，再次确认自己撤离的方向，准备好火柴，根据风向调整自己的身体位置在上风向，准备好了举手示意!”

　　等4只手都举了起来，我继续“命令”：“等我吹响第一声哨子后，大家同时开始点燃导火线，然后迅速向指定地点撤离;如果没有点着，就继续点火，但等我半分钟后吹响第二声哨子时，不论是否已经点着导火线，都必须无条件地撤离!”

　　我再次确认所有的连队领导、工作人员和其他战友都已在指定地点隐蔽好后，使劲吹响了第一声哨音。顿时，四名引爆战士开始紧张地划火柴、点燃导火线。果不其然，由于刮风，也由于紧张，我看到有的人手在发抖，四个人的第一根火柴竟然都没有点燃导火线。

　　我急得头上冒汗，一方面安抚他们不要紧张、时间还够用，同时眼睛紧紧地盯着从老排长那里借来的手表，不情愿地看着那第30秒的到来!

　　到底都是有着10个月兵龄的老铁建兵了，心理状态格外好。经过2-3根火柴的历练之后，4名战友全部在30秒之内点燃了导火线，并飞速奔向预定的隐蔽区，当然也包括我。

　　紧张之后的沉静让人感到窒息!大概就像临产前孕妇的心情：当撕心裂肺的阵痛之后，婴儿能顺利生下来吗?我们的首次爆破会不会炸响?声音有多大?炸开的土有多少立方?以后的炮眼深度和装药量如何调整?一系列的问题闪过脑海，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安全吗?因为我们过去从电影里看到的场景都是，爆炸形成的弹坑四周都有一个安全死角，何况我们还都躲在死角里的高高的土坎后边?何况我们在场的连、排领导全部都是军人出身的长辈，老排长还是大学生出身的军人、现在是太原重机厂的高级技术干部呢!我大声告诫大家：“必须听到四声爆炸之后才可以露头!”

　　轰隆隆隆!一、二、三、四，接连四声爆炸声完全按照预期来临，前后不差两秒钟;震耳欲聋之中，灰蒙蒙的天空顷刻布满了一团团遮天蔽日的黄棕色土尘!

　　突然，我发现大势不好，战友们一片欢呼胜利的呐喊声，转眼间变成了凄厉恐怖的呼救声!抬头一看，那坚硬如石的冻土块，犹如枪林弹雨般从天而降，还带着尖锐的高音调的呼啸鸣笛音。天哪，所有的战友和领导，都被这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应该说是“纵祸”)惊呆了，纷纷逃离;我也紧张地观看着落石的轨迹，东躲西闪地寻找乱石之间的稀有空间，以求逃过这铺天盖地的“弹雨”

 

　　(6)奋进

　　谢天谢地，我们在场的18个人除了受惊，都没受到肉体损伤。好容易从恐怖和紧张中挣脱出来，大家开始互相祝贺首爆成功，开心庆幸有惊无险!

　　姚指导员和杜副连长指示，连夜总结经验教训。

　　当晚例行的政治学习之后，我立即召开班务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只考虑到了爆炸的威力都是直线性地指向四周的，没料到由于我们的炮眼都是垂直向上的，而且向上的洞口是最薄弱的环节，以至于爆炸的最大威力都指向了天空;那些被垂直崩起的冻土块在返回地面时，恰恰砸向了炮眼周边的地域，包括我们认为安全的土坎后边。以后，要扩大安全藏身范围，并有意识地把炮眼倾向于没有人员的方向。

　　大家的热情和积极性又高涨起来了!群策群力，用心加上用功，再加上大家经验的不断增加和心理素质的不断改善，我们的爆破进度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连队领导也不再跟进我们的作业，爆破进入了常态化，我们八班完全进入了独立作战状态。我们的爆破成绩越来越好，每天爆破产生的土方量，铁道兵两个机械连开足马力天天加班加点地工作都用不完，从而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有力促进了铁路工程保质保量的顺利进展，我们班也屡屡受到铁道兵和铁建兵团领导的表扬。3月17日，铁道兵8740部队和铁建三团党委在团部所在地唐之窊村召开“反骄破满继续革命动员大会”，我代表八班登上主席台领了奖状和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是上级机关和领导给予我们的极高荣誉和奖赏!

　　(7)瞎炮

 

山西铁建一师三团八连在京原线唐河大桥工地(1971.6)
 

　　爆破是一种高危作业，时时潜伏着看不见的隐患和看得见的危险，其中最可怕的就是排除瞎炮。

　　3月10日，我们爆破班第一次出现了瞎炮。

　　瞎炮，就是点燃导火线后炸药和雷管没有被引爆的炮位。瞎炮的原因很多，例如雷管失效、雷管和导火线连接脱落、雷管与炸药脱位、导火线受潮等。不论哪一种原因，只要出现瞎炮，都必须尽快排除，因为它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隐藏炸弹，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受到物理、化学、电能的影响而突然爆炸，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3月10日，常规的5个炮眼完成了装药、安放雷管和导火线、封口程序后，统一进行了点火引爆。但是在规定的3分钟(因炮眼加深，导火线加长了)之后，只听到4声爆炸;再等待3分钟、6分钟、10分钟，仍然没有动静。大家面面相觑，傻眼了。常识告诉我们：瞎炮发生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瞎炮。谁都知道瞎炮必须排除，但谁也不知道正确的排除方法是什么。从逻辑推理可以想象，排除瞎炮，无非就是重新挖开已经封死的洞眼，找到没有爆炸的雷管，把雷管与炸药分离，取出雷管，再取出炸药，或重新再装入新的雷管和导火线将炸药引爆。

　　可是，谁知道这个瞎炮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雷管失效，那没有问题，只要挖出来就行了，因为没有雷管，炸药是不会爆炸的;而且，在排除瞎炮的过程中也没有引起雷管爆炸的危险。

　　但是，如果雷管是正常的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上级给我们配发的雷管都是纸雷管。纸质雷管没有任何抗压能力，只要被碰触就可能爆炸，而装在炸药中的雷管一旦爆炸，5公斤炸药顷刻间会把冰冻的地下炸开将近10立方米的大坑，而排除瞎炮的人，就会在几分之一秒内被炸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按照瞎炮位置，我叫来这个炮位的装药手，他当然知道这是他装药的炮眼，浑身都开始抖起来了。我让他仔细回忆装药和封堵的全过程，他的叙述与大家操作的常规没有两样，但操作期间有没有出现失误(例如封土时是否移动了导火线使之与雷管脱离)已经是无法判定了。由于当天在其它炮眼使用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都没有发生异常，推测这个瞎炮的雷管出现异常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这是最不好的结果，因为它功能正常，位置特殊，身材虚弱(只包着几层纸)，威力巨大，随时可以引发一场灾难!

　　杜副连长闻讯赶来，指示尽快排除瞎炮，保证工地人员安全;但怎么排除?谁来排除?他也不知道。

　　(8)梦魇

 

　　3个月后的1971年6月，爆破工作早已结束后，我在八连连部文件柜中无意中看到了当年铁道兵部队制定、铁建一师三团翻印的“爆破作业安全规则”，其中第(三)条明文规定：“瞎炮应由原装炮人当时处理，如果不能当时处理，瞎炮地点应设标志，其四周5米以内禁止人员通行。”至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没有规定;翻印日期是1971年2月17日，我们遇到瞎炮的时间是3月10日。

　　我不知道这个规定当时连队领导们是否知道?反正我是毫无知晓。即使知晓，现在，这个瞎炮的装炮人是班里一个战士，作为班长，我该怎么处理呢?我会让他去排除吗?

　　其实在当时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红色教育的氛围中，在“准军人”的荣誉心和责任感的召唤下，我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创造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我本能地认为，上面是领导，下面是战士，凡是遇到艰难困苦的事，肯定就是我这个当班长的责任!

　　当所有的人都进入安全地带后，我爬在炮眼上开始了操作，当时那个场面和姿势，我突然感到就像是电影《地雷战》里那个日本鬼子挖地雷的景象?但他挖出来的是一堆儿童放入的狗屎，虽脏虽臭但毫无危险，而我下手的地方却实实在在是一个由雷管和5公斤炸药合成的弹药库。我力图忘记下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随时会喷发出炽热的岩浆将我熔化;下面就是一颗原子弹，要把我炸个稀巴烂毫无悬念。

　　我终于控制住了胡思乱想的杂念，整个心思放在了排爆手法上。我明白，此时此刻最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耐心、细心、一丝不苟地指挥好自己的双手，像绣花、剪纸那样细致入微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对了，我们战友穿的汗衫上的“战友”两字，都是我一针针一线线绣出来的，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耐心和细心!

 

　　一开始还可以用工具，挖掉填土也不难;半米深度以后手够不着了，就不得不用工具了，但却因为离炸药和雷管越来越近而更不敢轻举妄动了。为了防止金属撞击引起雷管引发炸药爆炸，钢钎和钢筋棍都不能用，只能用刚折来的枯树枝一点点清理，再用长木片一次次将土掏出来。没有手电，1米深以后的洞里已经看不清物体性状了，只能凭掏出来的东西分辨是否探到了白色的炸药。

　　挖到1.3米以后，已经看不到燃烧过的导火线的痕迹了，我又喜又惊：喜的是这个瞎炮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装填手在填土砸实的过程中，不慎拔出了导火线，以至于导火线与雷管分离而没有引爆;惊的是，这也证明下面潜伏的雷管是一个功能正常的强力爆炸物!

　　远远躲在安全地带的领导和战友们一遍遍地问我：“建平，怎么样了?”杜副连长也关切地大声说：“建平，太危险了，不要冒险了，我们请铁道兵来处理吧!”

　　我擦擦额头上的汗，继续、但更加小心地进行清理填土的作业;这时的我已经决定好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只要露出白色的炸药，就不再向下挖掘，因为我无法保证手中的木棍(我的延长的手)不会触到雷管而引发爆炸;但是只要露出了炸药，我就可以在其上面再装填1-2公斤炸药、并且再安装一个新的雷管，这样妥善封口之后，通过引爆新的雷管，就可以将老雷管连同所有的炸药全部引爆。

　　我的设想取得了杜副连长的认可，全班战友一扫满脸的阴霾，一块动手再装药、再安雷管、再填土和砸实。

　　当轰隆隆一阵山崩地裂、震耳欲聋的标志着胜利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我瘫坐在地上了。

　　冷静下来，痛定思痛，我突然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我不知道明天假如又出现瞎炮我还能不能成功排除，因为今天的排险，实际上就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侥幸。不要说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就是从最朴素的道理和常识上分析，在和平年代，即使在战时的非紧迫状态下，我在完全没有防护保障的条件下徒手排瞎炮，其实就是匹夫般的蛮干、无知者的恶作剧!

　　当天晚上，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而是装在一个印有红色天安门图案的信封里，然后放在存放衣物的帆布提包里。我想，万一我有不幸，父母来收拾遗物时就能够看到了。遗书内容主要是三句话：1、我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如果我牺牲了，请二老节哀不要过于悲伤，我还有哥哥和弟妹可以照料你们;2、不要国家的抚恤金和补助款;3、将我埋在京原线旁，我要看到火车通北京。

　　还好，随着春姑娘的到来，春回大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爆破工作一个月后也就结束了;而且由于我们以更加严格的态度和规范的手段从事爆破，瞎炮也没有再发生。

　　庆幸，我的遗书也没有派上用场!

 

2016年9月13日八班部分战友重返京原线，此时距离爆破作业已经过了45年。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