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森传(4) 【原创】
四、追求与担当
从朝鲜回国后，黄荣森跟随铁道兵三师转战南北，在铁道兵各个施工现场,随时随地采访，写宣传鼓动稿，编节目等。
1955年9月，铁三师在江西耳口寨建设鹰厦铁路，选出四位代表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黄荣森用诗歌形式记录下欢送代表出发时感人的场面：
沿着武夷山丛的峰腰，
卡车在新辟的公路上奔跑，
车上有四个年轻的战士，
胸前的奖章在阳光下闪耀。
车上的人向着满山的战友们招手，
工地上人群向着卡车欢呼跳跃，
是那个小伙子高声喊了起来——
“同志们哪，
咱用什么欢送去北京的代表?”
驶出葱郁的竹林，
拐过急险的山角，
对面削壁的崖上，
响起炸山的排炮，
巨石开花腾空，
烟尘冲上云霄……
风枪手们向卡车挥起粗臂——
“把咱们的决心带去吧，
亲爱的代表!”
代表啊，告诉全国青年同志们，
我们在武夷山里工作得很好，
这里的小伙子们都是在炮火下出来的，
有的是劲头来为祖国效劳。
谁都愿当名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谁都为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而自豪，
看我们烈日下抡起了大锤，
暴雨里，半边青岗被炸掉，
高山峻岭算不了什么，
铁道兵早和他们打惯了交道。
两个月前，我们把铁路铺到了湛江港，
不用多久，请再听火车开到厦门的捷报!
卡车盘下了山谷，
缓缓跨上了木桥，
四面八方的机器正隆隆开动，
新桥墩的脚手架上红旗飘飘，
大喇叭放送出进行曲，
河上浮起着战斗的口号……
激流里战士仰望着启程的代表，
脸上露出兴奋的微笑。
代表啊，把咱们火热的心情告诉北京吧，
看咱们把深山里建设得多么热闹!
那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
我们在工地上也听了五年计划的报告。
当知道鹰厦铁路是一项重点工程时，
大家高兴得跳起来——
我们是修社会主义的路呀，
多么令人骄傲!
敬爱的王震将军在全国人民面前下了保证，
将军的话呀就是最有力的号召!
告诉全国青年朋友们，
铁道兵绝不给自己的将军丢脸，
他领导下的战士将百战百胜立功劳!
代表啊，带着咱们的决心去吧，
带着咱们的胜利去吧，
听那火车头已在鹰潭吼叫，
这是咱们开始挺进的号角，
把这献礼交给大会，
——9月1日
在鹰厦线的起点上，
我们向南铺轨了!
鹰厦铁路铺轨
这首叙事诗把我带入了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仿佛看见深山老林中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质朴可爱的铁道兵战士。正是有了这些不畏艰难、只争朝夕的无名英雄们，才有了如今全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在黄荣森的作品中，还有一首叙事诗令我十分感动，陡然生出对革命前辈的敬仰。诗歌的题目是《鹰厦路上遇上校》，记述了他在火车上巧遇时任铁三师副师长贾庆祥(1959年-1970年任铁八师师长)的故事：
黎明，列车在九龙江畔停下了，
车厢里走进一位上校，
他把沉重的提包轻轻放下，
便悄悄地坐在硬席椅上的一角。
这位首长是谁呢?
怎么挤到硬席不去“软包”?
我揉了揉昏睡的眼睛——
呵，是我们副师长贾庆祥上校!
我起身向首长让座，
“嘘……”首长向我摆手微笑：
“坐着吧，坐着吧，
别惊动旅客们睡觉。”
列车又在隆隆地飞跑，
我的心在激动地跳，
一股说不出来的感情，
突然在我心里掀起涌潮!
高山啊，是谁劈倒?
幸福啊，是谁缔造?
这儿的每座山洞每座桥啊，
可还记得筑路战士的面貌?
不正是他吗?
曾身穿泥衣，头戴藤帽，
迎着那烈日风雨，
日夜在工地上奔跑!
不正是他吗?
曾率领铺轨大军，
从武夷山麓，
把钢轨直铺到厦门岛!
正是他!
在那通车典礼上高呼口号，
亲手将功臣的铁锤，
送给一位白发苍苍的华侨!
千百面锦旗千百束花，
曾一起涌向这位英雄部队的代表。
海内外各族人民啊，
曾同声高唱铁道兵劳苦功高!
可是，谁曾料想?
正是这位年迈的首长啊，
昨天在威武地指挥着千军万马，
今天却悄悄地跟大家坐在一道。
是的，我们的首长都是这样平凡的人，
他不讲享受，更不夸功劳，
他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又是人民选出来的好领导!
我望着首长慈祥的脸，
多年的战斗生活使他变得苍老，
可是，他的眼睛却那么炯炯有神，
不时地盯着书本思考，
又不时地望着窗外微笑。
首长，您在笑什么呢?
是不是在欣赏祖国河山的美好?
这满车厢的幸福景象，
是不是使您感到一个战士的自豪?
首长，您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北京已拍来行动的电报?
我们将开赴祖国遥远的边疆，
去铺满幸福的钢铁大道?
首长啊，路遥还远，您休息一会吧，
看您两眼都熬红了，
党交给您千斤重担，
您是这样衷心为人民效劳!
深情的诗歌里充满了心灵的感动和对首长的爱戴，更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展望。
1962年10月1日，黄荣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他便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时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在工作中不用扬鞭自奋蹄;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不争名利，鞠躬尽瘁……
1964年秋，铁道兵三、六、九师八万官兵挥师大兴安岭，修建“嫩林”铁路。这条铁路南起嫩江站，北至大兴安岭林区，全长六百八十公里。铁三师抵达加格达奇时，这里已是白雪皑皑，天寒地冻。
黄荣森所在的十一团团部驻扎在小扬气，官兵们住的是挂霜结冰的帐篷，吃的是高粱米、冻干菜。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便成为重中之重。
黄荣森是团宣传干事，除了配合领导做好日常工作外，还负责组织团文艺演出队。他带领队员们刻苦排练，为广大官兵献歌、献舞。针对部队实际情况，演出队创作出许多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起到了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鼓舞革命斗志，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
1964年5月，铁三师十一团演出队在敦化演出。右一为黄荣森。
黄荣森曾经寄了一张他和爱人、儿子1965年到加格达奇探亲的照片给梅梓祥，他在信中写道：
“虽然照片上是我爱人在暑假时期携孩子进山探亲的私人照，但背景兵营大门上的对联却表达记录着当年筑路战士的情怀：小柱上写的是‘振臂劈开兴安岭’‘挥手招来铁龙飞’;大柱上写的是‘建设祖国不辞终身辛苦 ’‘巧绣山河争来万代幸福’。从门隙中还可看到一间用土坯和树枝搭起的土房，那是十一团团部食堂。每当同志们从工地回来，土房门前常有这样的高声对话：‘今天的米饭有清蒸的吗?’(大米)‘全是红烧的!’(高粱米)说罢双方哈哈一笑，那时大家都爱这样苦中逗乐!”
黄荣森的儿子黄霄川在回忆文章中曾描述：“1965年我随母亲去加格达齐探亲，亲身体验了一次部队生活。当时是夏天，蚊子大而凶，昼夜温差特别大。记得晚上看电影，穿两条裤子，部队给每个人发了顶防蚊帽，裤脚用布带扎紧。我也被战士全副武装起来……”
1965年，黄荣森创作的《铁道兵志在四方》一时唱遍大江南北、军营内外。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铁道兵领导要加以推广。年底，黄荣森被调到铁道兵文工团任创作员。
黄霄川说，1965年底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军龄恰好十五年，允许家属随军，从此，我们一家四口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团聚在北京。文革开始后，《铁道兵志在四方》这首歌曲被某些人批评为“游山玩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缺乏革命战士的斗志和豪情，父亲受到少数人的批评，心情沮丧。一天，他回到家，气呼呼地找出自己留存多年的资料、照片等用火点燃，我亲眼看着这些珍贵资料化为灰烬……
网上有文章介绍，1969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需要配一首主题歌，文工团让黄荣森等创作员以“红铁兵”为名，集体创作一首《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他们在屋里憋了很多天才完成任务。新歌的歌词中加入了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和“备战备荒为人民”，把曲子改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调。这首极具时代特色的歌曲，随着纪录片在全国放映，逐渐取代了《铁道兵志在四方》。
我是1971年9月8日从围场县选调到铁道兵六四四四工厂工作的天津知青，那时厂里唱的是文革版本的《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文革结束后，当我听到原版《铁道兵志在四方》时，立刻被其诗情画意般的歌词和优美激昂的旋律所吸引，音乐一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仿佛听到了“冲锋的号角”，激励我积极投入建设祖国的洪流之中。
话说世事难料，这首成就了黄荣森的歌，也为他带来了厄运。1969年秋，他和部分铁道兵文工团成员一起被下放到湖北襄樊铁道兵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当时黄荣森年仅35岁，正值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阶段，然而，三年的黄金创作时光在默默地劳作中逝去，虽然灵感时常像春笋般探出头来，但手中的笔被无端夺走，黄荣森已无创作的权利，令他感到实在无法接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五七干校里，人人都是被改造对象，不必防备被他人算计。管理果园虽然辛苦，但学员之间关系融洽，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生活虽平淡，但很充实。
1972年铁道兵落实政策，五七干校的学员陆续恢复工作。
1970年，黄荣森在湖北襄樊铁道兵五七干校管理果园。
黄霄川回忆说，父亲那时本可回到铁道兵文工团继续搞创作，然而经历了太多的事，心情复杂，颇为纠结：一是当年在文工团时，曾经遭到批判，今后还要继续与这些人打交道，自觉难以应付。二是父亲仅有初中文化水平，感觉自己不适合呆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反，到基层工作可能会为实现人生追求开辟一片新天地。三是如果全家四口人都回北京，在当时不托人走后门是很难办到的事。他生性千事万事靠自己，不愿屈尊求人。可是，当时我的母亲已患有严重的帕金森氏病，需要在北京治疗，于是父亲便向铁道兵后勤部领导提出申请，到距离北京较近，不是“流动性”的单位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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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