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的忧患》诞生的前前后后
 

　　作者 朱海燕



 

　　1988年，堪称是中国铁路的灾难年，重大事故频发不断，除了责任欠缺以外，我想把笔伸入到看不见的深处，进行一番反思性地剖析与解读。

　　那时，中国10亿人口，而铁路仅个月5万公里，至1990底，才达到53186公里，人均铁路长达5厘米，一根火柴棒的长度，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人均5厘米的铁路，能担起沉重的国民经济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吗?

　　我想写一篇具有忧患意识的长文，定题为《五厘米的思考》。

　　准备动笔时，春节到了，我要赶回苏州与家人团聚。其间，还必须完成一部由我执笔的河北省副省长韩启民的回记录《年轻的时候》。

　　韩启民这个名字，读者可能不晓，说起她的丈夫，大家都会知道，那就是回民支队的政治委员郭六顺，司令员是马本斋。韩启民与郭六顺结婚3天，郭就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韩启民解放初期做过石家庄地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

 

　　在苏州，年初一开始起笔，一直写到正月十二，17万字终于完稿。由于写稿的兴奋，后来的五天五夜几乎没合眼，怎么强迫自己睡一会都睡不着。

　　为了补充《五厘米的思考》的细节，书稿完成后，我又去了杭州。那时杭州正是甲肝大流行的时候。在此采访两天，乘120次列车返京。

　　当时北京对杭州、上海入京人员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进医院检查。我刚到京，就被医生逮个正着。一检查，转氨酶高达465，不容分说，把我送进了302医院。

　　既来之，则安之。心静下来了，脑子也不再想《五厘米的思考》了。几碗中药汤下肚，又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再测转氨酶，又落到了正常的指标上。可是进来容易，出去不容易，是不是甲肝，都要住三个星期。

　　那时，我一人在京，妻子在苏州，单位是《人民铁道》报社，而我又住在中国铁建大院里。报社知道我已回京，但是到处找我又找不到，经过多方打听，方才知道，我被捉到302医院去了。待李丹副总编前往医院看我，已是我入院的第十天了。

　　我住院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孙亚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具有轰动性的长篇通讯《中国铁路悲歌》，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也都是我已掌握，并准备写进《五厘米的思考》文中的东西。孙文的发表，无疑我的熟烂于胸的《思考》全部泡汤。

　　在写这篇短文的前十天，我与亚明兄在南礼士路一家饭馆小聚，还谈及此事。我说，你《悲歌》的发表，让我的《思考》流产了。

　　孙亚明说，同样，如果你的《思考》先发表，我的《悲歌》也会死于胎中。

　　出院不久，严介生副总编派我去大同分局采访，他说，解剖了大同、沙城、丰台这条运煤专线，就等于解剖了困境中的中国铁路。

　　这同样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带有宏观色彩的长篇通讯。带着強烈的责任与使命，我走向大同。

　　大同分局长常国治说，我太忙了，没时间陪你啊。

 

　　我说，我不要你陪，但是你要同意让我去陪你。你去哪里，我跟到哪里，把我看成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行了。这样，他开会，我听着;他下基层，我跟着。只要他上班，我都在他的身旁。这样，我跟他整整半个月的时间，知道了他的甜酸苦辣，也摸清摸透大同分局和丰沙大全线的艰难困境。

　　真的不容易啊，一条几百公里的线路，承担了全国火力发电厂百分之五十的煤炭运输。就是说，如果丰沙大线路瘫痪了，全国有一半火力发电厂都要瘫痪。它承担着何等艰巨的运输任务啊。运输最紧张时，平均4分钟，要通过一趟运煤的列车。一个月，钢轨要磨损10毫米。每月都要不停地换轨。换轨还不能停止运输。如此紧张的运输，怎么保证它的安全?

　　大同分局在走钢丝!

　　丰沙大铁路再走钢丝!

　　采访结束后，标志着生活的积累，事实的积累已经完成。但是，这还不是动笔的时候，尚需文化与思想的积累，那段时间，我翻阅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要从先贤哲人的著作中，找出支撑文本的理论灵魂。

　　孕育是漫长的。我终于在1989年的4月完成了这篇万字长文。

　　交稿后，我回安徽，又转道苏州办理爱人与孩子进京事宜。一天我从蚌埠火车站登上列车时，见几位铁路职工手里拿着4月30日的《人民铁道》报，不停地说：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深度报道了，向这个时代倒出了中国铁路的一肚子苦水。

　　我细看，一版头条上那篇长文，就是出自我笔下的《咽喉的忧患》。

　　文章见报后，大同分局党政工团致信人民铁道报社表示感谢。大同分局为这篇文章专门编印了单行本，发到班组。

　　大同分局局长常国治说，如果上级单位来大同分局调研，我什么都不说了，我给他们的就是这篇文章。

　　此文获1989年铁路新闻一等奖。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