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歌，岁月如歌，往事亦如歌。这样的歌，有时激越，有时低沉;有时令人振奋，有时令人扼腕;有时让人一次次忆起。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人生，则更会让人感到亲切和自如。我在参军前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悠悠往事：有乡音袅袅，时代一瞬的;有思恋家园，心香一瓣的;有时代场景，往事趣谈的，等等。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又是那样的亲切和欣慰。

　　儿时照片，左一为吴宝章

儿时干杂活

　　我上小学后，个子就长高了许多。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镰刀带上绳子去割草。刚开始，是一把一把地割，割破手时，就用青青菜叶子止血，止不住就用泥土抹在伤口处，继续割草。到后来学会了割草，一割一大片，再把草拢在一起，用绳子捆好，几乎天天都很晚才回家。有时割的太多背不动，天黑后等着我哥下班推着小车来接我。

　　早晨，我天天早起，到村周围的村间小道拾驴、马、牛粪，好多的小伙伴也是如此，有时同时看到粪会你挣我抢，互不相让。等拾完了粪，才去上学。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垒了大栏(在地上挖成一个大坑)，我每年都能拾满这一大坑便粪。除家中自留地里用些粪外，大部分交给生产队用以耕种施肥。

　　星期天，我不是挖野菜就是推石磨磨粮食面。挖野菜都是出去很远，拿上一个小窝窝头，一挖就是一天。挖野菜得学会分清什么菜能吃，什么菜不能吃。有时口渴得不行，就到水沟里，用手捧着喝点水。水沟里的水又脏又浑，难喝的不得了，有时喝了后，肚子会十分疼痛，忍忍也就过去了。

　　在我家后临居吴玉成大伯家有一盘石磨，有的星期天母亲装上一布袋的粮食，叫姐姐和我去推磨。把粮食放到石磨的下粮眼上，姐弟俩开始有说有笑地两手抓住磨杆，用肚子顶住，弯着腰使劲转着圈推;有时还闭着眼睛推，老觉得要碰到什么地方。后来我们俩都累了，就再转换着推。谁闲着谁就用罗子筛面，筛不下去的放在一起，再继续磨第二遍，一遍一遍地推，直到全磨成细面为止。一推就是一天，这一天得走30多公里，脚也磨起了泡，推完磨一晚上都在头晕，感到天旋地转的。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推石磨了。

　　读初中时的照片，后排左二为吴宝章

给五保户挑水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学雷锋、做好事慰然成风。我受社会的影响、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从小养成了做好人好事的习性。学校驻地就在我们大队，自然了解五保户的基本家况，全大队有两户五保户，2队一户姓门的、3队一户姓吴的，两户情况基本相似，都是丧夫的寡独老人。于是，我自1971年念小学四年级开始，自动承担起了为两户五保老人挑水送水。

　　在本村念小学、初中时，利用星期天时间，给每户各挑3趟6担水，省点用能用一个星期;到了假期里，时间充足了，每五天给他们挑一次水，一户两挑子4担水;到了过春年(农村称过年)，因大年初一不允许挑水，在大年三十前，就把大缸小罐、大桶小盆都挑满水，好备用到过了正月十五。

　　到了念高中，学校不在本村了，只能一星期回家一趟取日常用品，时间紧张。吴姓老人(珍大奶)看我继续帮其挑水，心里有些过意不去，随找到我母亲反复盯嘱：“孩子外出念书了，不方便了，以后不让他再给我挑水了。。。。。。”不论老太太怎么推让，我还是自觉坚持下来。。。。。。用扁旦担水挑的少，我就到临居家多借上几个木水桶，装在自己家的小木头推车上，这样一趟能装8担水，推上两趟就够两户吃一周的了。

　　那时水利条件差，黄河水没有引来，全村300多户人家守着3口土井，工余时间挑水的人多，大家自然排起队等着提水。于是，我每在星期天挑水时，避开工余时段，在社员们上田间干活时，趁挑水的人少又不挤，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挑完水，再帮家里干点零活。坚持的时间长了，学校自然就知到了。念初中时年年评我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读高中时，学校指定我担任了七级一班学生干部，作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标兵”，在1976年2月25日出席了全县的“学雷锋做好事经验交流会”，会上让我发了言。1

　　此后，学校的“学雷锋小组”，自觉接过了帮助两位老人挑水的义务劳动。

　　担任村团支部负责人和初中民办教师时留影，左一为吴宝章

兄弟姐妹争像章

　　文革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几乎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有佩戴单头像章的，也有佩戴双头像章的，还有佩戴多头像章的，等等，其心愿都是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

　　我家也是如此，由于出身贫农，父亲是大队长，大哥又在部队当兵，属根正苗红的家庭。父母不仅带头佩带主席像章，还省吃俭用给我们兄妹6个买了好多毛主席像章。那时，农村生活比较困难，像我们兄妹多的家庭，人人能佩戴上毛主席单头像章就很满足了。

　　1970年3月的一天，当兵的大哥给家里寄来了一个邮包，邮包里除了一双军用胶鞋外，还有6枚毛主席像章，其中一枚是双头像的万岁章，一枚是三头像的多彩章，还有4枚是普通的单头像章。平时，我们兄弟姐妹虽在吃穿用上你敬我让的，可父亲在给我们分配这两枚多头像章上，尽管动了不少心思，还是惹了一顿气生。

　　开始，父亲的意思是将两枚多头像章，分别给年龄较小的我和妹妹佩带，给我那枚两头像的，给妹妹另一枚三头像的。可我三哥和姐姐为此分配而不高兴起来，不仅哭个不停，还气的连饭也不吃。姐姐还振振有词地说：“平时吃的、穿的、用的我都谦让，从不在乎，可把这两枚新颖别致的多头像章给他们，我不愿意”。

　　父亲又回过头来做我和妹妹的工作，让我俩分别让给哥哥和姐姐先戴。当时我和妹妹年令还小，既单纯又固执，无论父亲怎么劝说，我俩说啥也没把这两枚多头像章让出来。还是母亲出了个折中圆滑的好办法，“轮流佩戴”。这个月由我和妹妹先戴，下个月让我三哥和姐姐再戴。

　　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4人再也不为这两枚多头像章争执不休了，父亲也不再为分配这两枚像章纠结了。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4个虽然为“争”毛主席像章，闹得不愉快，但从内心深处讲：相互“争”，“争”的是对毛主席像章的珍爱;更“争”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

难忘老师的“月饼”情

　　七十年代末，那时的老百姓生活都普遍比较困难，副食品供应也紧张。我父母带着8个孩子，劳力少、缺工分，一个工分值才5分钱，属缺粮户。别说八月十五买月饼，能吃上玉米面掺野菜的饼子就不错了。我长到十五、六岁，直到上了初中二年级也没尝到过月饼。

　　1973年阴历8月12日下午，我正在学校教室复习当天的数学课，班主任李俊霞老师过来告诉我，让我放学后晚回家一会，到她办公室去趟。下课后，我直奔了李老师办公室，她说：“宝章，八月十五节到了，家里可能买不起月饼，回家捎上这二斤月饼，让老人家和你们分着尝尝吧”。当我接过月饼，感动的不知说啥才好，接着欢跳乱蹦地拿回了家。

　　晚上，母亲给兄妹7人各分了一个月饼的一半，我拿到半块月饼总是舍不得吃，用鼻子不停地闻香甜味，一次只吃一点点，半块月饼尝吃了10来口才吃进去。吃的虽不多，但在那个年代，也算真正意义上偿到了月饼，也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老师的关爱体贴。老师的关心培养，使身为学生干部的我受到了锻练和提高，为后来在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斤月饼虽不多，才三角六分一斤。但甜香的月饼一直温暖着心间。43年来，我每年都挤出时间去看望老师一下，从没忘记这二斤月饼的悠悠往事，更没有忘记与李老师的师生之情。

全队第一辆自行车

　　七十年代初，农村普遍都比较困难。我家人口多，兄妹7个，生活条件就更差了。大哥在1971年9月退伍后，遇上了好机会，被当时的胜利油田招去当了一名工人。

　　大哥上班后，省吃俭用，尽心持家，30多元钱的工资除了自己吃饭生活外，还要时常添补家里。1972年，也是大哥上班后的第一年。我三哥上了县里的高中，由于学校离家10多里地，路程较远，来回捎口粮很不方便。于是，我三哥给大哥写了封信，请求给家里买辆自行车。

　　去信一个多月后，12月的一天，大哥骑车200多里路，给家送来了一辆旧加重自行车(农村称‘重车子’)。原来是：大哥接到信后，与有班上的嫂子商量后，拿出平时节存的70元钱，又向两位工友借了40元，在油田所在地杜店大集上买了一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在当时我们生产队是第一辆，被社员们誉为“宝车”。先后陪拌我三哥和我都念完了高中。每到学校放假时，为方便村里的父老乡亲使用车子，父母总让我们尽量少用，腾出空来，尽可能多借给村里的叔叔大爷们用于办“红、白事”和“要事、急事”。

写通讯报道招来“祸”

　　我1977年6月高中毕业后，在近一年的社员生活中，像深翻地、耕地、耙地、收玉米、割小麦、打枣、割黄蓿菜等10多种农活都干过，身心受到了锻练，农家活技有了提高。

　　在所干过的农活中，我对芒种过后割小麦和秋季割黄蓿菜印象最深。俗话说：“芒种三日见麦茬”。麦季里,时间短、抢收急、风雨多。不少生产队为抢时收麦，争分夺秒，早去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为此，各生产队专门设立临时伙房，一日两餐几十人应吃尽吃。那时生活较困难，不吃啥好的，都是玉米拌豆的窝窝头。我虽也在享吃之列，但对较普遍的这种全员吃公饭现象，有些想不通、看不惯。于是，我写了一篇“生产队社员出工吃公饭不是小事”的读者来信，在1977年8月20日的《大众日报》(农村版)刊登出来。

　　小小“反面”稿件一刊出，可就惹了事。8月23日晚上，小队长、妇女队长找到我，拿着报纸大声训斥我，你读书成了书呆子，啥也不懂?这可给咱全大队桶了娄子了?说我是“‘资产阶级的苗’，没有出息;不是‘无产阶级的草’，是‘小人’”。让我休工一个月，不记工分,好好反省。

　　过了一个星期，还没等反省一个月的期限结束，事来好转，便因祸得来了福。。。。。。公社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和宣传委员看到这篇小稿件后，大加赞偿，高度评价我是“全公社的小才子，有思想、有见解、有前途”。随批呈公社教育组安排我担任黎敬中学的民办教师，于9月10日上任教语文课。还鼓励我发挥一技之长，深人调查研究，面向大众，深入生活，多写稿、写好稿。也就在这时，公社团委会同大队党支部安排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负责人，还担任了管区中心业余报道组组长。

大队派马车送我去参军

　　1977年下半年，我在担任大队团支部负责人和管区联中民办教师期间，在做好教学的同时，利用周日和晚上时间，与大队团支部成员一道，配合大队的中心工作，组织青年突击队深翻土地、挖沟修路、植树积肥;组织学雷锋小组做好事，帮助烈军属和五保户义务劳动等等。由于团的工作做的朝气蓬勃，扎实有效，这年我们团支部被团地委表彰为“全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基层团组织”。

　　1978年3月，我积极响应“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的号召，毅然放弃学校民办教师和村团支部负责人的岗位，经过推荐、体检、政审等，县人武部批准我应征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服役。村团支部为此专门召开茶话会、欢送会为我送行;花两元钱买上一个铁碗及小勺子送我，一示纪念。在那个年代花两元钱购买纪念品，很珍贵，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深为感动，倍受鼓舞，在部队一直用了3年时间。

　　最让我永生难忘的是，那时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离县城30多公里土路，团支部、民兵连从第三生产队调了一辆大马车，早上5点开始坐车出发，足足走上3个多小时才到达县城县人武部。大家在车上，也说也笑，也扯也闹，我恋乡想家的难过心情也随之消失了。

　　参军入伍后留影

作者简介：吴宝章，1959年2月岀生。历任初中民办教师，铁道兵团新闻干事，中铁建处宣传科长，无棣县劳动局秘书，县政府调研室副主任，县委党史委主任(副县级待遇)。2019年退休。现为《老干部之家》《开心老年》《老年日报》等13家老年报刊特邀通讯员、山东省老干部书画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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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兵心依旧